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曾任太子少 傅。后人因此称“白香山”、“白傅”、“白太傅”。祖籍太原。后迁下邦（今陕 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父亲皆以明经出 身。十多岁时，因避战乱，只身漂泊江南。
他读书勤奋，二十九岁中进士， 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初仕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 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授官盩厓室尉。此时，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 歌》，和反映农民困苦的《观刈麦》等诗。不久入翰林学士。又做3年左拾 遗。白居易踌躇满志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
” 白居易面对社会现实，深感有“为民请命”的责任，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 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发出了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呼喊，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不怕牺牲，不计个人得失：“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 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 ”这不仅是白居易 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态度。
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门累月，揣 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提出人民贫困的原因是“官吏之纵 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 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建议“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任左拾 遗期间，一方面履行谏官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 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利用诗歌配合斗争，“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
《秦 中吟》和《新乐府》等许多讽谕诗像利剑一样射向黑暗的现实，刺痛了权豪 们的心，使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白居易却“不惧权豪怒”。 不惧权豪怒终受权豪害。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有 史以来的“国辱”，首先上疏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借机 将他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心中明白：“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被贬之后的白居易“换尽旧心肠”，虽然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 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的微辞，但是人生态度已转向消 极。随着政治环境日益险恶，逐渐滋长了佛、道思想。他把儒家的“乐天安 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揉合在一起，作为明哲保身 的法宝。
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力求“面上灭除忧喜色， 胸中消尽是非心”。白居易沉默了，“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 福，少语是元亨”。为避牛李党争之祸，他采取中隐之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 官，以地方官为隐。于是力求外任。任杭州、苏州刺史之后，又以太子宾客 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人生的最后十八年。
在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写 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讽谕诗”虽然不写了，在不触怒权豪而又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白居易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在杭州筑堤浚井，至今尚 有白堤在西湖。在苏州，苏州人民对他感情深厚，离任之日，“苏州十万户， 尽作婴儿啼”。
在洛阳“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会昌六年八月， 白居易病逝于洛阳，葬于洛阳龙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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