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中国诗歌的最大困境在于过度迷信西方诗歌。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诗歌就表现出难以为继的特征。西方诗歌从总体上来说崇信的是“人之初，性本恶。”古希腊诗人非但不能针砭时弊，匡正得失，相反会纵情沉溺其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使得作为著名哲学家、著名诗人的柏拉图深感失望，因此柏拉图会在其《理想国》一书中主张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后世人有一种说法柏拉图时代是诗歌逊位于哲学的时代，所以柏拉图才会滋生出如是主张。我认为这一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完全站不住脚的。哲学的真正发展与诗歌应该是相得益彰的。譬如与柏拉图相同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孔子，不仅亲力亲为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且还留下了“不读诗，无以言”的千古佳话。柏拉图所以主张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更大程度上显示出西方诗歌与生俱来的一种致命缺陷。
中世纪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西方诗歌几乎未取得什么象样的艺术成就，这更说明了西方诗歌的巨大缺憾。
随着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传统诗歌这才有了再生之可能。这一可能性随着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被推向了顶峰。
然而就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犹兴盛之时，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却看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重大缺陷：那就是过度的直抒胸臆，使得西方诗歌简直一览无余，缺少张力。借助于其名著《恶之花》，西方诗歌开始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是谓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然而就我个人意见来说，这部煌煌巨著最为成功者却是其颇为传统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甚至其现实主义之余绪，而不是其从恶中发见美的部分。其试图以丑为美，化丑为美的那部分诗作都并不怎么成功，甚至是徒劳无功的。这就如同有种文学创作方法叫做“先抑后扬”，问题是抑制得过度泛滥，达到改变其质的规定性的程度，无论作者怎样“扬”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也是无法让读者认同的。譬如作者试图从一具臭烘烘的狗的尸体中发见爱情之伟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会让读者，尤其是深受古诗之优良传统熏陶的中国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因此，与其说这部诗歌预示着现代主义之发祥，还不如说这部诗集却同时彰显了传统主义之魅力。总之，作为最初的现代主义诗人，为充分地吸引读者，不得不在其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传统主义的创作色彩。
然而就西方诗歌而言，由于在诗歌主旨方面信奉的是“人之初，性本恶”；在创作方法上更多的承载直抒胸臆之滥觞，这使得西方传统诗歌几乎没有再度发展的空间，西方诗人不得不不同传统诗歌不断切割，同“真、善、美”日益背离。其文学创作会越来越背离读者，走上一条所谓的精英化道路，其创作越来越向恶相妥协，最终甚至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所谓“存在即合理”，其潜台词在于恶的存在倒是先天性的，合理的；善之存在却是后天性的，值得怀疑的。因此，一个存在主义者会同时哀叹“他人即地狱”。这充分显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矛盾性，既然“存在即合理”，那么“他人即上帝”，怎么是“他人即地狱”呢？所谓“他人即地狱”，充分反映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荒腔走板的悖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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