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庚的“布衣感”到檀作文的“古惑仔精神”
——《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之我见
悠 哉/文
关于诗仙李白的研究，历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成果丰硕，名家众多：林庚、郭沫若、王瑶、詹瑛、安旗等属于佼佼者。其中，北大中文系教授林庚于1954年出版的《诗人李白》，代表了当代李白研究的最高成就。之所以称作“最高成就”，是因为林庚以诗人的身份研究李白（这与诗人闻一多教授治《楚辞》相同），以自己的诗人之心去体贴诗人李白之心。在《诗人李白》一书中，林庚先生准确到位地论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盛唐的时代精神“少年的解放的精神”和李白个性的本质内涵“布衣感”。林庚先生极富创造性的研究，为当代的李白研究开启了新思路，开辟了新局面。正如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该书的“新版说明”所说：
尽管后来有关李白的文学史研究，可以有所拓展，但是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李白的论著，一应基本问题，都以导源于这部篇幅不大却如此沉甸甸的、历劫不灭的著作。
作为林庚先生的再传弟子，檀作文博士继承了太老师的治学精神。除了豪放的性情、傲岸的气质，檀作文研究李白的一大优势，在于他的诗人身份——他是活跃于当今诗坛的才子，创作实绩斐然，有《水月楼诗》诗集问世。早在燕园叩学期间，檀作文就主张，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者，首先必须写古诗词：
如果学者连中国古诗词都写不了，对于中国古代诗人的情感体验就把握不准，诗歌研究只能沦为烦琐考证之类的死学问。学术考证当然有必要，但是，学术考证并不能真正进入中国古代诗歌。这样做，势必导致中国诗歌精神的丧失！
凭着这一优势，檀作文积十余年的学术功力，精心撰写《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将李白研究作了一次强力的推动。
在该书“代后记”《林庚先生教我写李白》中，檀作文坦言：“我对李白的理解，深受林庚先生影响。但先生是先生，我是我。”换言之，檀作文的李白研究，是在林庚研究的基础上“接着讲” 。檀作文沿着太老师林庚的治学之路，不懈地继续前行。他的《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的问世，是将林庚关于李白的研究，拓展到一个新境域，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明了这一点，我们对该书的诸多论析，才能豁然开朗。
首先，说说“古惑仔精神”。
檀作文以“古惑仔精神”命名李白，显然是受到林庚的“布衣感”观点的启悟。但是，他为何要以“古惑仔精神”来取代“布衣感”呢？“布衣感”到“古惑仔精神”，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林庚主张，“布衣感”是指李白以平民的身份平交王侯。“李白的布衣感首先表现在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布衣的身份”；“然而李白既然意识到自己布衣的身份，也不能不意识到自己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关系。”（见林庚《诗人李白》第二节“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
从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林庚先生强调李白的“布衣感”，重在李白的布衣出身所具有的阶级意识，所强调的是阶级矛盾和斗争性。在20世纪50年代初政治话语窒息中国学术的年代里，林庚能以“布衣感”概括李白的个性内涵，这确实很了不起，让学人感觉耳目一新。然而，这是否是李白的本真面目呢？站在21世纪学术的立场上看，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学者林庚也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是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时期。很不幸，林庚的《诗人李白》濡染了这个时代中国学术的局限性：从阶级性、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问题，学术研究丧失独立性，而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林庚所建构的李白，是布衣身份的李白和统治者不懈斗争的“光辉形象”。这一点，从该书第二章的标题“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就看得很清楚。
檀作文强调：《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的写作目的，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李白。那么，以“古惑仔精神”来命名李白，是否做到这一点了呢？这不是贴标签所能办到的，必须通过对李白诗作的慧心读解，方能令学界方家信服。该书专辟了第四讲“古惑仔李白”来论述，而且是从李白名诗《侠客行》讲起。让我们先读林庚对该诗的论述吧：
“这些侠客，正都是历史上典型的投入政治漩涡的巨孟、侯嬴一流人物。李白就是要结交这些豪杰之士，以备政治上一旦之用的”；“李白原是要以任侠结交来在政治上打出路的，但是这一套方式既起不到什么作用，李白到了中年之后对于它的兴趣也就似乎比较淡了。”
那么，上述观点是否确当呢？韩非在《韩非子•五蠹》里说“侠以武犯禁。”自从大一统专制政体建立之后，尽管民间仍有人崇拜侠客，但是实际上，流窜江湖的侠客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莫大隐患。总之，在承平之世，通过任侠是绝不可能在政治上打出路的，李白也不会犯这种傻。可见，上述推断不过是臆想，实际上站不住脚。
檀作文这样论述李白的任侠：作为商人的儿子，李白在科举之路无法走通（关于这个问题，檀著论述甚详，兹不赘言）的情形下，他悍然采用自我炒作的方式博取名声。他说：
“李白做古惑仔，是为了制造名声，这和唐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我们讲唐代文学，总是说到两大题材：田园诗和边塞游侠诗。因为唐代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的话，只能走这两条路。这是由特殊时代背景的。”
应当说，除了正规的科举之路，这确实是唐代知识分子扬名的必经之路。李白练就一身好武艺，既然他没有赴边杀敌，那么藉任侠来博取名声，这个解释有理有据。檀作文强调，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李白”。从这点看，他的确实现了自己的宏愿。
檀作文对古惑仔李白的论述甚详，包括：李白的剑术如何；李白的师傅和师弟是谁；李白如何打群架；李白如何斗鸡；李白如何组织黑社会；李白崇拜古代哪些古惑仔；为了扬名，李白在推荐信中如何吹嘘自己；杜甫眼里的李白是怎么样的……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展开论述。
总而言之，通过严谨的考证和缜密的论述，檀作文将一个千余年前的诗人李白的生活情形还原了，历历复现于读者的眼前。也许，这就是他要将自己论著称作“实录”的原故吧？
其次，从材料选择来看。
如何择取材料进行论述，这是很需要学术眼光的。檀作文说：“为了写这本书，把《资治通鉴》从头到尾读了两遍，《李白诗文集》读了很多遍，包括李白的所有材料都找出来了。”
有了丰足的材料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它们。既强调“史料”，更强调“史识”。从后者，能够真正看出一位学者的学术眼光之高低。目今，中国学人良莠不齐。体制内学者，大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甚至“为饭碗而学术”。结果是，他们的成果除了用以评职称，就该扔进垃圾堆了。人品低下者，甚至公然搞剽窃。学界风气之浮躁、之劣败，于今为烈。
《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尤可贵者，在于作者的“史识”，即学术眼光。檀作文说：
“我们现在读李白，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时候该如何看李白？”
换言之，学者的学术眼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囿”。前人所理解的李白，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只有立足新时代的高度去审视李白，才能走出前人通过学术研究建构起来的李白形象，才能读出自己的新意。拿林庚先生说吧，他的《诗人李白》固然在李白研究史上占据不可磨灭的地位，但是并非研究到头，别人再也无法超越了。
檀作文这样概括李白的古惑仔精神：“我觉得古惑仔更多是一种精神，古惑仔最主要的特点，实际上是青春的象征。另外，这个古惑仔主要是有一种冲破一切束缚，敢做敢想的一种精神在里面。”换言之，檀作文做的是“有所为的学术”。通过治学，他在呼唤一种精神，他在倡导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
对照林庚先生讲的从阶级意识和斗争性的角度谈李白的布衣感，我不得不说：的的确确，林庚先生讲的李白过时了。檀作文讲的李白，实际上超越了林庚先生讲的李白。当然，这是时代变化使然，也是学术发展使然。林庚先生的研究成果被再传弟子檀作文所超越，他不必为此感到难过。
为证明上述看法，我试举以下例子：
林庚在《诗人李白》第二节“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中说：
“李白既以布衣自许，又刚巧出身于市民阶级，因此就具有布衣的阶级意识中最鲜明最进步的性质。”
林庚从李白出身于市民阶级，推导出他的阶级意识最鲜明、最进步，岂不是从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中拿来的么？试问：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形态差异甚大，这种挪用和推导，究竟能解决中国学术的什么问题呢？依我看，这和郭沫若通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来论证地主杜甫仇视和咒骂农民，相去不甚远也。
再看檀作文《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里的相关论述：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李白当时什么也没有，也没做过高官，他周济落难公子三十万不容易啊，花掉了商人老爹给他的第一桶金，还养成一掷千金的习惯。接下来的日子，他该怎么办呢？李白为了支付巨大的消费，就得不断地去写歌功颂德的文字。主要歌颂两种人，一是朝廷官员，二是佛教徒。他们都有钱有势，好办事。李白看得太准了。
“这就是商人的儿子李白。怎样达成自己的目标？靠炒作！怎样炒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鸣惊人！这就是四川人的传统路线。商人的家世背景，四川人的传统，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李白的独特生存之道。”
上述论述，不粘带任何哲学理论（“去他妈的某某哲学理论指导！”），而纯凭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力，从李白作品的解读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读到这儿，我不禁放下书本，拍案叫绝！
《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充满了作者毕十年功力孜孜研究李白的心得创获。书中对李白诗作的精妙解读，都是诗人檀作文用自己的诗人之心去体贴李白的诗人之心，他敞开心扉与诗人李白对话，可谓迁想妙得，灵巧洞开。这些研究心得，对今后的李白研究将带来很大的影响。限于篇幅无法多举，特以他对李白代表作《蜀道难》的解读为例，略见一斑。
关于《蜀道难》一诗，我国学界历来持以下几种看法：
其一、谓为忧杜甫、房琯而作。
其二、谓讽章仇兼琼作。
其三、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作也。
其四、并无本事可言，仅以乐府旧体写蜀地山川险要而已。
其五、送友人入蜀之作。
其六、谓此诗“寄寓着功业难成之意”，持此说的是郁贤皓和安旗。著名的李白研究专家安旗先生主张：蜀道“以喻世途”，“跋涉在蜀道的畏途巉岩之间的旅人”，正是“奔走于坎坷世途中的李白本人”，而诗中的“剑阁”、“锦城”皆非实指其地。这是诗人“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他胸中的种种思想感情化为可感的形象，化为惊心动魄的诗篇。”但此说对诗中“问君西游何时还”等句，他也很难解释。
且看檀作文是如何解决这个困扰中国学人千年之久的学术难题吧：
“中国诗歌是有传统的。《蜀道难》有《蜀道难》的传统。《蜀道难》是乐府旧题，六朝诗人阴铿写过一首《蜀道难》，中间有两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上一句说蜀道这么难，下一句说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蜀道难》的传统，是拿蜀道来比喻仕途，讲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家中长辈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亿万富翁，在这种情况下要扬名立万，谈何容易？”
以上分析，真令人洞开心臆！
须说明的是：诗人李白是个矛盾的、复杂的多面体：他既是儒生，又是道士；既是古惑仔，又是神仙家；既是隐士，又是纵横家……檀作文独拈出“古惑仔”用于书名，不过是强调以往学者所忽略的李白那一面罢了。有人将其斥作出于营销需要的炒作，更有无聊的鼠辈作家大肆诟骂，这实际上是误解了作者。那一干人，全系不学无术之徒，贻笑学界方家耳！
檀作文强调说：他写这本书，是对林庚先生的一个怀念。
读毕，合上此书，我只想说这么一句话：
檀作文完成了太老师林庚交给自己的一个遗愿；林庚先生若读到此书，应合掌欣笑于九泉！
2007-8-2
标签： 李白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