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李开金
宗福邦教授等主编的《故训汇纂》（以下简称《汇纂》，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好评如潮，而只言片语的异议和批评都没有，这好像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空气。宗福邦教授在《精品意识.团队精神.严谨学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一文中说：“此书（指《汇纂》---本文作者注）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经籍籑诂》（以下简称《籑诂》）”。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编纂质量上，《汇纂》是远远超过了，还是远远不如《籑诂》呢。为此，我特举出《汇纂》从《温飞卿诗集笺注》（以下简称《温集》）中所征引的全部资料90余条作为证据，以说明《汇纂》是远远不如《籑诂》的。
为说明的方便，先列一表将这批资料在《汇纂》和《籑诂》两书中分布的情况一一呈现。表以资料在《汇纂》中出现的先后为顺序，并标明在《汇纂》上的页码，所属字头注项及在《温集》上的页码（如1.-通[247]3/36，即指该条资料首先出现于《汇纂》的第三页“一”字注项[247]，引自《温集》第36页）。
1. 一通[247] 3/36
2. 一叠[296] 3/36
3. 三湘[365] 8/85
4. 上方[167] 11/151
5. 亭[10] 75/7
6. 人参[151] 78/42
7. 仙郎[12] 89/143
8. 億[3] 163/8
9. 储胥[39] 168/207
10. 老辈[148] 176/89
11. 兆[61] 177/8
12. 勝[84] 253/160
13. 商风[120] 362/26
14. 嚔[7] 389/55
15. 嚔[13] 389/55
16. 垣衣[26] 419/143
17. 大濩[861] 473/140
18. 宜男草[88] 566/11
19. 寒螀[107] 585/194
20. 寮[1] 593/95
21. 居士[112] 620/79
22. 弟子[50] 725/172
23. 扶桑[75] 862/192
24. 挂锡[27] 882/185
25. 掖门[32] 903/167
26. 探花宴[36] 906/101
27. 昴[9] 1023/194
28. 朝菌[35] 1062/42
29. 梅雨[25] 1110/99
30. 枪[17] 1138/125
31. 橡[6] 1147/163
32. 清防[106] 1269/18
33. 清防[107] 1269/18
34. 潼关[8] 1323/169
35. 溅[16] 1338/74
36. 牛衣[31] 1398/101
37. 牛衣[32] 1398/101
38. 㸦[3] 1398/83
39. 玻璃[3] 1448/50
40. 瓦卜[15] 1467/55
41. 畬[18] 1491/55
42. 畬刀[19] 1491/55
43. 皋[4] 1527/156
44. 盱[1] 1559/125
45. 睢[1] 1559/125
46. 神州[160] 1599/141
47. 笳[13] 1669/62
48. 籜[2] 1697/177
49. 红豆[25] 1771/211
50. 羯鼓[12] 1809/191
51. 芍药[9] 1908/87
52. 芰[13] 1910/88
53. 英[26] 1920/121
54. 菱[7] 1941/30
55. 菱[8] 1941/87
56. 蓀[3] 1963/11
57. 蕎麦[2] 1971/150
58. 蘆[4] 1987/182
59. 茏[4] 1989/88
60. 藻[3] 1989/173
61. 觱篥[17] 2097/15
62. ?? 2297/13
63. 金铺[200] 2361/20
64. 铎[15] 2388/27
65. 阑干[36] 2407/36
66. 障[15] 2437/7
67. 雍[10] 2446/169
68. 雞頭[23] 2449/30
69. 雲根[60] 2454/42
70. 靈山[81] 2465/165
71. 青莎[59] 2467/67
72. 青萍[60] 2467/138
73. 靺[3] 2476/175
74. 韶[3] 2489/140
75. 题[6] 2502/56
76. 飛錫[104] 2515/185
77. 駒[2] 2539/19
78. 駘蕩[22] 2541/60
79. 鬥場[23] 2569/198
80. 鳳[1] 2593/141
81. 鸳[3] 2596/96
82. [11] 2597/35
83. 鵩[7] 2601/13
84. 鹢[7] 2605/33
85. 鸂鶒[5] 2610/123
86. 鹵薄[44] 2613/20
87. 鹵薄[45] 2613/20
88. 麈[4] 2615/164
89. 麝[9] 2618/13
90. 鼕鼕鼓[3] 2638/176
91. 鼯[5] 2640/125
著名学者洪诚教授所著《训诂学》一书，关于引用资料立下了三条原则：首先，要辨真伪；其次，宜用原始资料，明标其出处；再次，凡从工具书中能查得的字义，不标出处。这就是说工具书辞书上的字义是有根据的，它根据的是真实可信的原始资料。一要真实，二要原始，合乎这两个条件才可以作为辞书收罗的对象。以这两条标准来衡量，载入《汇纂》上引自《温集》的那90余条资料，我认为应该删除。理由如下：
第一，讹误极端严重，这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一、书名，注者标示的大错特错。
《温飞卿诗集笺注》，因为作注者是三人，所以标为曾益等笺注。进入《汇纂》引出格式的书名栏，作者校注者栏上分别漏了关键的“诗”字“等”字，变为《温飞卿集笺注》曾益笺注，引书标示法一栏中也只见曾益一人名字，不见其它二人姓名。书名、注者的标示是绝对不容有错的，这样的讹错一出，凡从书中引用资料者条条皆错，引一次错一次，是无法计算其讹误率的。
书名标示之误的例子在《汇纂》引书格式上还有，如《山谷全集》（四部备要本）包括三个部分，三小名标示有两类：（一）《山谷内集》；《山谷外集》、《山谷别集》；（二）《山谷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山谷别集诗注》。《汇纂》列目分为三书，在引书格式上分别标为《山谷内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山谷别集注》，三小名搞错了两个。引出格式是辞书体例的重要组成部分，《汇纂》引书格式本身硬伤如此严重，杜先生凭什么说在体例上《汇纂》也“超过”了《籑诂》？
引书格式由第一主编宗福邦教授手定，指导编纂全过程，资料从书中辑录，初编者要查核原书，主编审稿最后还是不能撇开原书，《汇纂》出版了，引书格式上的书名错成这等模样，这样的怪事在别的辞书上能见得着吗？《汇纂》体例本身错成这样，那它在编校质量方面的讹误当然也就更加严重。
二、注者所属标示的大混乱。
《温集》正文共九卷。前八卷由（明）曾益原注，（清）顾予咸补注，其子嗣立重校。注中不署名者为原注，署补字者为予咸补注、署嗣立案者为嗣立重校。第九卷署名为顾嗣立续注。注者所属分得清清楚楚，紊丝不乱。然而到了《汇纂》上则乱成一团，张冠李戴，讹误百出。今按其类型，附以实例（实例能以序号替代原文者则用序号），一一胪列如下：
（一）曾益注引某书漏引某书者，如：8《江纂》第163页“億”[3]“十万为億”曾益笺注。查《温集》第8页，作曾益注引《算法》，征引漏掉了《算法》。类似者还有11；14；15；65；81等。
（二）顾予咸补注引某书漏引某书者，如：69《汇纂》第2454页云根[60]：“云根，石也”顾予咸补注。本应为补注引张协诗注。同类讹误者还有72；89。
（三）补注引某书误为曾益注引某书者，如：1.《汇纂》第三页一通[247]“日出没时擿鼓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曾益笺注引《衛公兵法》。按原书应为予咸补注引《衛公兵法》。同样误者还有：21；36；44；61；64；77；78；85等。
（四）补注引某书误为曾益注者，如：3《汇纂》第8页三湘[365]“湘潭、湘乡、湘源，是为三湘”。曾益笺注；按原书为补注引《寰宇记》。同类误者还有：30；45；63等。
（五）补注引某书误为曾益注引补注引某书者，如：2，《汇纂》第三页一叠[296]“角声动，吹十二声，为一叠。”曾益笺注引顾予咸补注引《卫公兵法》；原为补注引《卫公兵法》。这样奇怪讹误的例子还有10；34等。
（六）补注误为曾益引补注者，如：35《汇纂》第1338页溅[16]“浅、溅同。”曾益笺注：“顾予咸补注……”；本为顾予咸补注。73同。
（七）嗣立校注引某书误为曾益注者，如：13《汇纂》第362页商风[120]“秋风曰商风”曾益笺注；原书为嗣立案引梁元帝《纂要》。与此讹误相类者还有32；33；49等。
（八）嗣立校注引某书漏引某书者，如：6《汇纂》第18页人参[151]“人参，似人形有神。”顾嗣立补注：按原书作嗣立案引《本草》。类似情况还有84。
（九）嗣立校注引某书误为曾益注引嗣立校注者，如：29《汇纂》第1110页梅雨[25]“江南梅熟时有细雨谓之梅雨”。曾益笺注引顾嗣立补注；按原为嗣立案引《荆楚威时记》。讹误类此者还有41；57等。
（十）嗣立校注引某书误为曾益注引嗣立校注引某书者，如：42《江纂》第1491页畬刀[19]“其刀以木为柄，刃向曲，谓之畬刀”。曾益笺注引顾嗣立补注引杜田曰；按原书为嗣立案引杜田曰。
（十一）嗣立校注引某书再引某书误为曾益注者，如20《汇纂》第593页寮[1]“寮，窗也。”曾益笺注；按原书为嗣立案引郝天挺注再引《魏都赋》注。
（十二）嗣立校注引某书误为曾益注引某书者，如：66《汇纂》第2437页障[15]“障，山中小城。”曾益笺注引顾胤云；按原书为嗣立校注引《匈奴傅》顾胤云。与此相类者还有86；87等。
（十三）嗣立续注引某书，误为曾益注引某书者，如：9《汇纂》第168页储胥[39]“储胥，军中籓籬也。”曾益笺注引范元實《诗眼》；按此当为嗣立续注引范元實《诗眼》。其余的19；23；24；27；50；58；76；79均为嗣立续注引某书，到《汇纂》中均误为曾益笺注引某书。
（十四）嗣立校注引某书误任渊笺注者，如：16《汇纂》第419页垣衣[26]“垣衣《廣志》谓之籣香，生于久屋之瓦”。任渊笺注。按：原书为嗣立校注引《酉阳杂俎》。
《温集》91条引例中注者张冠李戴的竟有51例，讹误率高达56%以上，而且错得五花八门。像这样奇高达到56%以上的讹误率，在中外古今的辞书上，恐怕发现不了还有第二例。宗福邦教授在《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最后一段，专谈他们如何严把编校质量关的，他说，资料入典要通过五道关卡，第五道是审稿这一关，“审稿时，初编稿的全部资料要对原资料卡逐一复核，凡有可疑者，必重检原书，以求确实。”
而在实际上，宗福邦教授想求“确实”，却“确实”不了，因为他对训诂中的原注、补注、重注等等之间的关系，知之不多。
例如，《温集》顾予咸补注，即补原注之不足，是在原注之后许多年，嗣立校注更在补注之后，本文所列第（五）、（六）、（九）、（十）这四类，是曾益原注引补注或引校注，用不着“检原书”，也不用“复核”资料卡，用眼一扫即知其误。
对《汇纂》本身的不少讹错，宗福邦教授视而不见；相反，对于《籑诂》的零零碎碎的小误小错，宗福邦教授却大做文章。宗福邦教授说，其讹误率在5%以上。这个数字是宗福邦教授仅就《籑诂》中的“传”、“代”、“则”、“予”、“兟”、“叔”六个字目所引资料的情况统计的结果，并不具有代表性。而宗福邦教授对自己主编的《汇纂》的错讹远超《籑诂》许多倍铁一般的事实，则视若无事、闭口不谈。
关于阮元主编的《籑诂》的编纂质量，《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赵振铎教授在他的大作《训诂学史略》中这样评价道：“这部书在材料的翔实方面超过了《康熙字典》之类的官书”。赵教授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总之《籑诂》虽有讹误，但一般是些支支节节的东西，无损于《籑诂》的经典性，也无损于阮元作为亁嘉后期训诂学界领军人物形象的光辉。而《汇纂》引征《温集》一书资料上所犯的是大错，是整体性的大错。
第二，《汇纂》从《温集》中收罗的91条材料，这批资料绝大部分是转引的东西，出自注家本人自创的极少。这不符合辞书收罗对象的原则，是根本性的讹错。
《汇纂》从《温集》中收罗的91条材料，属于自注的只有序号为4；35；37；38；57；62及73这7条；其余的84条均属转引之注。转引之注可分两类；一是注者从其它原书上转引，这称第二手资料；二是从工具书或其它注疏中转引而来的称第三或第四手资料；而其中最坏的是略去转引过程直录其原书之名，误导读者。《汇纂》从《温集》中收罗的这84条资料基本上属于这最坏的一类。
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有以下几条理由：
（一）《汇纂》从《温集》中收罗的的这84则资料，除了极个别的只见其原书之名，不见转引字样。
（二）《汇纂》从《温集》中收罗的的这84条资料，出于《文选》注的最多共13条；次多的为《埤雅》计6条；再其次为《字林》4条；引3条的有《本草》、史记注；引2条的为《卫公兵法》、《白贴》、《演繁露》、《汉书注》、《乐纬》、《释氏要览》、《荘子》司马彪注，《韵会》、《农书》杜田注、《武陵记》、《異物志》、《封氏闻见记》等；只引一次的共有30部。所转引的书总共为47种。它们涉及到三教九流，门类极杂，除了《埤雅》等少数几部，都不是供查检的书，人的记忆力无论怎样强，也不能熟记它们，可以随手从中拈出所需的东西来。
（三）《汇纂》从《温集》中收罗的的这84则资料所转引的47种书，有的只见注者姓名不见书名；绝大多数只见书名不见篇卷；而独于《文选》注13条均只有篇名如张协诗注之类，而不见《文选》字样；又如《汉书》注用大名不见篇名；《匈奴传》只用篇名，不见《史记》大名……这种转引毫无规则可言，正表明它们都是从工具书或其他注疏中转引而来，不是引自原书的。
（四）象乐部等不是书名；《字林》、《纂文》、《纂要》等书当时已经失传，它们只能是转引所得的东西。
（五）来自《埤雅》的6条资料，我找出《埤雅》核对了其中的5条（用的是中华再造善本明代编、有阙，不见鼯字），只有序号51芍药（51）这一条，引文与原文能对上号，其余4条都有问题。如：89麝[9]，嗣立校引《埤雅广要》《埤雅》是分卷的书，哪来的“广要”呢？这显然是把书名搞错了；再如：54“菱”“白花紫角有刺”，查《埤雅》卷十五字不作“菱”而作“蔆”，释曰：“白华，实有紫角，刺人”。蔆（菱）角以实有角得名：《温集》引文少了关键的“实有”两字；60藻[3]“水草，生水底，横陈于水，若自澡濯然。”查《埤雅》卷十五“藻”曰：“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澡，言自絜如澡也。”彼此差别相当大；最后再看82[11]，“一名鳽，似鳧而脚高，有毛冠，长目以睛交，故云交睛。”《埤雅》卷六“”曰：“一名鸕，一名鳽，似鳧脚高毛冠。……旧云，此鸟长目其睛交故有之号。”双方文字也相差甚远。
这种种差别表明，《温集》上标名引自《埤雅》的东西，都不是出自原书，而是从其它著作上转引的。
《埤雅》这样比较好查的书，尚且如此，其余的绝大多数不好查的书，必然都是转引之物，同对待《埤雅》一样，都略去了转引过程而沒有标其原书之名，它们连二手货都算不上，是第三等第四等货。宗教授主编的《汇纂》，所引的大都不是原书。
辞书收罗的对象只能是原始性的第一手资料（或与第一手资料相当的东西），非原始性的第二手货是不能收的。而《汇纂》从《温集》上收罗的91条材料中竟有84条连二手货都不如，只能算是第三手第四手的东西。不仅如此，《汇纂》又在书名及注者标示方面讹错百出；即便没有那些光怪陆离的大讹错，这样的东西也不该进入辞书中。从根本上讲，将《温集》作为对象收罗就是大错特错。《汇纂》第一主编宗福邦教授，是难辞其咎的。
我们再回头去好好看看宗福邦教授的《〈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 》（《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那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 他十分强调编纂工作中查核原书的重要。最后一段文字专讲严格把守质量的五道关口，每个关口都把核查原书的重要性放在首位。他所说的核查原书意思很明白，例如《温集》，他把《温集》上收录的资料卡，核对《温集》引文无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问题正好从这里暴露了出来。同样是原书的注疏，明清人的新注与汉唐旧注有个根本的不同，汉唐旧注有时也转引他书作训，但所引的书多为古本，多已失传，这样的资料与第一手资料相当，可直接收录；而明清人的注，即使注者态度谨严，其转引之书，因它还多流传于世，也是第二手货，不能直接收罗。
比较《汇纂》和《籑诂》的列目书，《汇纂》有两个方面是为《籑诂》所无的，但这也是《汇纂》的致命伤所在：一是它收录有清人著作120种；二是收有诗文别集明清人注近20种。清人著作中注疏型的占大多数。这批书占了《汇纂》228种列目书的半数。大家试想一下，《汇纂》中收罗的第二手乃至第三手第四手资料该有多少？《汇纂》放手大收非原始性的东西，这是突出的大错、大难。而宗福邦教授反而将《汇纂》这种严重的问题，当成了津津乐道的突出成就。
从学术渊源上讲，章黄学派与清亁嘉学派一脉相承；从辞书源流的角度而言，总纂训诂资料的体式的辞书由《籑诂》首创，《籑诂》是源而《汇纂》是流。两书作比较宜选用继承发展这样的词汇，不应用“超过”之类的字眼。宗福邦将两书进行比较时却抛开继承，大讲超过。宗福邦教授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的《<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的文章，不仅没有只言片语的批评，反而受到铺天盖地的赞扬，其中不乏名家，他们随声附和，也大喊“超过”。这种不大寻常现象的发生，因素可能很多；笔者认为《汇纂》内容结构上的二重性使人不易了解其真相，则是诸多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东西。
宗福邦教授在文章中说，《汇纂》收录资料50万条，其中与《籑诂》相重者16万条，这16万条资料原有讹误经校正后才纳入《汇纂》的。换言之另外有的34万条是不与《籑诂》相重的。《汇纂》内容实由这两部分构成。
正确认识这16万条资料的性质、地位，所属权等等非常关键，为此必须分清以下三点：
（一）这16万条资料是《籑诂》的全部家当，还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宗福邦教授在《〈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 》（《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文章中说：《汇纂》主要列目书260种（宗福邦将《经典释文》分为14种，《山谷全集》分为3种……《汇纂》实际列目书才228种）；《籑诂》主要列目书80余种。《汇纂》将出自那80余种书上的16万条资料一条不漏地“网罗”在内。《汇纂》新增书180种。杜羽先生关于在收录对象和范围上，《汇纂》“超过”《籑诂》的说法实出于此。
说《籑诂》列目仅80余种，那16万条资料是其全部家当，这是与事实很不相符的。那80余种只是《籑诂》编纂姓氏下所列出目的数字，《籑诂》的实际列目书远不止这些；它的实际列目书据易竹贤教授与本人共同执笔的《<经籍籑诂>引出资料目录表解》（载《东方论坛》2016年第六期）表上列目多达330种以上，其征引资料的全面性、丰富性、多样性，典范性，均为《汇纂》所远远赶不上。这是阮元等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汇纂》作为国家项目，理应无条件地将这份遗产全部地继承保存下来，然而《籑诂》中有200多种书，不见于《汇纂》书目，大批大批的宝贵资料被遗弃在外，但宗福邦教授却在文章中大肆吹嘘他们将《籑诂》上的资料“网罗”殆尽。
宗福邦教授一方面将《籑诂》中大批大批的宝贵资料遗弃在外，另一方面又贬低《籑诂》的成就，故意说《籑诂》的征引资料列目只有80多种，而《汇纂》征引资料列目达260种（实际只有227种），远超《籑诂》。实际上《籑诂》征引资料列目有330多种，而非80多种。
（二）《籑诂》那16万条资料存在的讹舛，我们要分清其讹误的性质。宗福邦教授在《〈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文章说，《籑诂》引征的资料讹误率“过高”，反之，《汇纂》是一部资料比较“翔实可信的书。”宗福邦教授的说法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在前面说过，《籑诂》是有讹误的，但程度没有他所夸张的那么严重，是些支支节节的小讹小错，既然不是实质性的大讹大错，就无碍大体。宗福邦说《汇纂》“翔实可信”，其实是不翔实不可信的。如他们从《温集》上引征的资料绝大部分不仅不合要求，而且讹误百出，无法计算其讹误率，也无法讲什么质量，这样的东西，列为收录对象就是大错。
（三）所谓《汇纂》中的那16万条资料质量是相当高的这个问题，要分清楚，其功劳属于谁，是属于阮元等，还是属于宗福邦教授等。
宗福邦教授说《汇纂》辑录资料50万条是《籑诂》所收资料16万条的三倍多。前者所收的50万条资料含有后者的16万条，很显然，宗福邦是把这16万条看作是自己的东西，与另外的那34万条没啥区别，这是不对的：其一，这16万条资料多属汉唐旧注，是《籑诂》的基础，为阮元等心血所注，不容侵吞；其二，辞书编纂资料，容有重复，但一条条原样不动者达到三分之一，只能视作抄袭，不能视作自己所纂；其三，宗福邦等虽然对这16万条资料进行过校勘，但所校正的是些皮毛小错，谈不上创造；其四，也是最重要的，这16万资料质量很高，正是阮元等人高超学术水平的体现，而宗福邦教授等人的学术水平决搞不出质量这么高的东西来，他们收录的《温集》上的那批资料奇高的错讹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再次陈述一下我的看法：谈《汇纂》与《籑诂》两书的关系宜用继承与发展这样的词语，不宜用“超过”这样的字眼。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总籑训诂资料成一书的这种辞书编纂的体式，《籑诂》是首创者，赵振铎教授说：“它的问世使辞书编写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在辞书史的这种地位谁能“超过”得了！有人觉得提“超过”还不过瘾，大讲“代替，说《汇纂》可以取代《纂诂》，简直是荒唐！我要问问那位先生，由你来写中国训诂史，你敢说辞书总纂体式的首创之作不是《纂诂》，而是你参编的《汇纂》吗？
同时我还要补充一点，比较《汇纂》、《纂诂》两书的长短，不管从哪方面比较，一定要全面，千万不能以点代面，像宗福邦教授那样，抓住《纂诂》凡例中关于编排方法那一条就大谈两书“体例上的不同”。其实《纂诂》凡例共24条，内容极丰富。清代训诂学家戴震这一派，特注重训诂规则条例的归纳，注重理论的创新。《纂诂》凡例24条中的主要部分，是对这些规则或条例的总结概括，具有理论的价值。黄典诚教授将这主要部分共12条一字不差的录入他的《训诂学概论》中，认为它们是对汉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最好总结，在训诂学史上具有不杇的价值。尤其是其中的第二条，对于训诂学术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大总结。早在三十年代齐佩瑢写《训诂学概论》就将这些术语全部引进书中，不但在过去，而且今天，就是将来，只要搞训诂，无论是教学，科研，辞书编纂都离不开这些术语的指引。
正是由于宗福邦教授对这批术语领会不深，已经给《汇纂》造成了严重的硬伤，如这批术语中，没有一则是带“引”字的，这就告诉人们，对于注中转引之训要慎重对待，属于第二手的东西不能收。可以说，宗福邦教授在辞书编写上，犯下大忌，这怎能谈在体例上《汇纂》也“超过”了《纂诂》呢？落实到具体对象上，宗福邦教授说的体例就是两书的编排方法，解形注音方法。比较起来在这些方面，《汇纂》当然现代化一些，一般读者使用起来较为方便，这种体例的差异，对两书质量的影响，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何况《汇纂》完全照抄《汉语大字典》的模式，不是自己的创造，哪里谈得上“远远超越了《籑诂》”。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不是彰显自己的牌坊，因此不能掩盖严重的缺失和错讹，希能引起论争，以明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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