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年前有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片中的男一号徐志摩由风雅儒弱的黄磊扮演，周迅扮演纯美清新的林徽因，伊能静扮演妖娆秀丽的陆小曼。相对而言，刘若英扮演的张幼仪太过普通，既没有出众的外表，又没有出色的才学。
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徐志摩的诗集风靡一时，他的《再别康桥》更是在市井坊间传唱不息。
那时，跟着这部剧集火起来的还有一本书，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所著的《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因为这个书名，我便先入为主地以为，张幼仪是一位传统、迂腐的小脚女人。于是理所当然地认定，浪漫灵动的徐志摩甩开这个呆俗妇孺是理所当然的。
直至几年后，我在图书馆无意中翻看了这本书，才明白一直以来，我对这位前徐太，有着多么严重的误解和偏见。
首先，她并非小脚。张幼仪三岁那年，被母亲缠足了三天。到第四天，受不了疼痛的她尖声痛哭，心疼她的二哥张君劢出面阻止了母亲，撂下了一句满溢情味的承诺：“要是不缠足，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 就这样，兄长做主，扔掉了她的裹脚布。她很幸运逃脱了这场摧残。
其次，她也绝非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无知妇孺。离婚后，她的人生惊现了一场漂亮的绝地反弹，找回了那个自强果决的自己，活出了现代知识女性的风采，并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担任过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连那个以前从不正眼看她、将她踩到脚底下的前夫，都禁不住刮目相看、交口称赞。
当年徐志摩冷酷绝决，让她成为了民国以来被新式离婚的第一位女性，受尽了世人的嘲笑和讥讽，她本该恨透了徐志摩，可她却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
确实，她不仅找到了那个最真的自己，还找到了那个最好的自己。
二
那年，18岁的他，与15岁的她，在双方家庭的包办下，举行了一场轰动一方的新式婚礼。
江南一带有名的富商徐家摆下喜宴数百桌，名门望族张家的陪嫁绵延数十里，其中有很多家具都是特地去欧洲选购的，一火车皮都装不下。当满朋宾客津津乐道于这场强强联手的锦绣良缘时，殊不知，他们的婚姻早已埋下了无疾而终的祸根。
出嫁前，张幼仪就读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接受先进教育，成绩优异。尚未毕业，便被接回了家，还硬塞了一个夫婿。15岁的少女，对着一张眉清目秀、器宇轩昂的男子照片看了又看，她羞红的小脸上，洋溢着关乎未来的幸福与憧憬。这个出众的男子，将成为她日后生命的全部。
而另一边，徐志摩瞟了几眼未婚妻的照片，从牙缝里不屑地飘出一句评价：乡下土包子。从此，他便给她定了性。无论婚后的她，那么聪敏能干、贤良淑德，在他眼里，她都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怎么看都不顺眼的乡下土包子。他不待见她，从得知自己必须迎合家人的意思以三书六礼迎娶她过门时，他便将她等同于封建礼教下的一个包袱，满心厌恶，根深蒂固。
其实，他这样看她，真是天大的冤枉。她的家庭是当地的钟鸣鼎食之家，祖父是前清知县，为官一方；父亲是成功的商人，富甲一方；她的两个哥哥更是了不得，二哥张君劢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四哥张嘉璈是金融界和政界名流。
为了女儿将来能在夫家获得足够的重视，娘家的亲朋们用心良苦地置备了丰厚的嫁妆。然而这一切，再加上娘家的强大实力，却未能给张幼仪带来丝毫的幸福与尊重。从小备受父母及兄长宠爱的她，婚后犹如堕入了冰窖，备受冷落。
“鄙夷”成了徐志摩对待这位夫人一以贯之的态度。有一次，徐志摩在院子里读书，突然喊一个佣人拿东西，又感觉背痒，就喊另一个佣人抓痒，佣人一时没顾得上，一旁的张幼仪想帮忙，徐志摩却用眼神制止了她，那是一直极其轻蔑而不屑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
当时，张幼仪天真地以为，等有了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婚后三年，她如愿以偿地为徐志摩诞下一个男婴。徐志摩很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小名阿欢。远涉重洋后，他时常在与家人的信件中，念及阿欢的种种，却对孩子的母亲只字不提。
孩子有了，可是他们的关系却没有好起来。
三
1920年夏，徐志摩立志要投到哲学家、历史学家罗素门下学习。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不顾家人劝阻，一意孤行去了英国。
他的随性，让父亲徐申如很是震惊和忧虑。原本指望儿子学业归来，借助张家的势力，步入仕途，从此青云直上，光宗耀祖。如今，这个任意妄为的孩子犹如脱缰的野马，易放难收。
徐申如找到张家人商量，大家一致决定，送张幼仪出国伴读。有了儿媳的陪伴，乖戾的徐志摩应该会有所收敛，不敢再胡来。这个消息传到徐志摩，他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这年秋天，张幼仪只身带着行李，来到了完全陌生、举目无亲的英国。原本，她满怀久别丈夫的思念，为即将到来的团聚欣喜不已，可是辗转落地后，迎接她的，却是丈夫冰冻刺骨的厌恶与嫌弃。晚年的她，回忆起在英国初次见徐的情形，仍旧心凉：
“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
张幼仪来了，徐张二人在英国的乡下沙士镇租了两室一厅安顿下来。
为了饭菜合丈夫的口味，张幼仪想尽办法，研究和尝试了很多菜式。而徐志摩虽然一日三餐在家里吃，却极少和张幼仪说话。对于张幼仪的用心，更是视若无睹，不做任何评价。
平时，张幼仪也不敢与丈夫有过多的交流，因为只要她一开口，徐志摩便会瞪着眼睛鄙夷道：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那段时间，他也曾带她去康桥游玩。一天，正赶上赛舟。康河中百舸争流，岸边被助威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徐志摩和一些外国女人兴奋得甩着帽子尖叫，张幼仪却无端脸红，只是拘谨地看着。
还有一次，他本打算带她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走在半路遇到一位朋友，朋友向他们推荐范伦铁诺的电影。于是徐志摩立即改变了注意，掉头往反方向走。张幼仪回忆道：“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他是个文人兼梦想家，而我却完全相反。我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电影，结果去了别的地方，这件事，让我并不舒服。”
徐志摩是个天生的诗人，性格率真执拗，他的行事为人，很多时候都是受天生诗性的感召。林徽因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在英国时，有一天下雨，徐志摩竟跑进雨中，孩子似的高兴地说：“看雨后的虹去。”后来居然真的看到了虹。林徽因诧异地问他，怎么会知道准有虹的。徐志摩得意地笑答：“完全诗意的信仰。”对比他诗意的秉性，张幼仪却截然相反，她严谨板正、中规中矩、严肃守正、做事有条不紊，这些性格从她后来取得的事业成就上可见一斑。
四
张幼仪的不幸婚姻，让我想起了鲁迅夫人朱安关于蜗牛的自喻。
当年，朱安与鲁迅结婚后，也一直备受冷漠，她不动声色，只是默默地对大先生好，希望能等到他回心转意的那天，直到后来听说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并生下海婴。房东的妹妹俞芳问朱安以后怎么办，她凄凉地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此时张幼仪的遭遇像极了朱安，他们同是坚守“父母之命、丈夫为天”的信条，将个人的喜恶深藏于心底，不断以迁就隐忍的姿态，等待着某天幸福的突然开启。只是朱安等待了一生，也未能如愿，只能做稳了“一世的牺牲”。而张幼仪心心念念以徐志摩为重，从一个娇生惯养、从不染指家务的富家女，生生蜕变成了凡事亲力亲为、勤劳坚忍的贤内助。然而，徐志摩对她的全心付出，视若无睹。
很难想象，那些徐志摩不在家的时间里，张幼仪是如何凄楚孤寂地挨过的。丈夫不在时，她心里会本能地涌起一股想念，可是丈夫回家了，那冰凉的神情、霸道的漠然，是否又让她觉得还是孤独更好呢？有时候，人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不知前路何去何从。在她的前面，好像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后退回去，不一定会幸福，前进一步，也不一定更痛苦。她不会也不敢自己做主，只能等待丈夫的抉择。
她不懂反抗，更不会争取，只是不断忍耐再忍耐。可是，你要明白，好脾气只应给值得的人。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有一天，徐志摩回到家里，向她提出了离婚。当时，张幼仪已经怀孕两个月，徐志摩没有半分的怜惜，只是若无其事地希望她打掉孩子。她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他的回答冷酷到不近情理：“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难得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她提出想征得父母的同意，他急了，逼迫：“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
两人争持一会儿，之后便是长时间的冷战。一周后，徐志摩不辞而别，把张幼仪一个人丢在了沙士镇。“我的丈夫好像就这样不告而别了。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统统留在家里，书本也摊在书桌上，从他最后一次坐在桌前以后就没碰过。”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把怀着他骨肉的妻子，丢在那个完全陌生、寸步难行的地方。
每每读到这段，我都深感徐志摩挺不地道：既然已经心有所属，决意要与妻子离婚，那为什么还会让她怀孕？当时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如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执意离婚、追寻自由，另一方面又与糟糠之妻生孩子。其实说到底，这些人终究是不忠于爱情，屈就于现实欲望。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1922年，看似懦弱、骨子里却自尊自强的张幼仪在哥哥的支持下，在德国生下来次子彼得。不久，她和徐志摩，在柏林，由吴金熊、金岳霖等人公证，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签完字的张幼仪一改从前的怯弱自卑，这一次她傲然正视徐志摩，轻松地说道：“好了，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从前总是担心跌进深渊，唯唯诺诺，举足不定。痛定思痛后，她明白，生命中最深的深渊，也不过是离婚。这个抉择看似艰辛，实则并非无法逾越。
他走了真好，不然总担心他会走。如今的她，反而轻松了。原来，失去比拥有更踏实。
五
当徐志摩心满意足地恢复自由身份时，准备向他心爱的女神林徽因求婚时，突然得知一个噩耗，林徽因已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订婚了。
徐志摩生性浪漫、极富才情，却缺乏理性、太过随性。而他深爱的林女神偏偏是一位理性聪慧、目光长远的女子，她深知：徐志摩虚华的诗人气质远不如梁思成的宽容大气、勤奋敬业来得实在，她与梁的青梅竹马的感情基础自然胜过徐的离婚续娶，何况梁思成的父亲——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的学问修养、地位名望绝非徐志摩的富商父亲所能比肩。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徽因的选择是对的，婚姻不仅使她获得了个人幸福，也助她走上了事业的顶峰。
失意无助的徐志摩不久便遇到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陆小曼，两个性情中人很快一拍即合，重组婚姻。然而婚后陆小曼流连舞场、沉迷鸦片，刁蛮任性、挥金如土，徐志摩的父亲拒绝与他们同住，可怜的徐志摩只能带着新婚妻子搬去上海，并四处奔走讲学、写稿，拼命赚钱以满足小曼奢侈的生活。
单看徐志摩的两段婚姻经历，就足以证明他绝非好男人、好丈夫。好的婚姻，会让女人看到一个愈加美好的世界，成就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可是徐志摩的两任妻子，在婚姻中都逐渐丧失了自我，将个性中最阴暗鄙陋的一面显露无遗。所以，离婚对张幼仪来说，是万幸。
徐志摩再婚后，他与两任妻子曾共同参加过一个饭局。胡适做东，不知他出于什么心理把张幼仪和新婚的徐陆夫妇请到一个饭局上。但张幼仪觉得自己必须得去，去了会显得“有志气”。她要让世人看看，她并不是一个落寞到不敢面对的弃妇。
饭局上，陆小曼柔情蜜意地称呼徐志摩“摩”或“摩摩”，徐志摩则绵柔体贴地唤她“曼”或“眉”。张幼仪想起徐志摩以前对自己说话总是急促而草率，于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沉默。
很多年后，她对张邦梅回忆道：“我没法回避我自己的感觉。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这个苦，应该特指与徐志摩婚姻中所经受的精神痛苦。
林徽因曾经评价徐志摩优雅、善良，总是苦自己而不肯伤害别人。这个评价可能公允，但是必须除开张幼仪这个例外。不爱是一回事，随意伤害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诗人为求真，往往会变得比普通人更加残忍，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的残忍还常常罩着美丽又合理的面纱。
1931年11月18日，张幼仪最后一次见到徐志摩，那时他去云裳公司拿衣服，告知张幼仪第二天要搭乘邮政飞机回北京，当时张幼仪劝他不要坐这种免费飞机，可徐志摩说“不会有事儿的”。1931年11月19日，因大雾影响，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无一生还。
徐志摩飞机失事后，得到消息的陆小曼昏死过去，以不肯认尸来拒绝事实。张幼仪心痛却不失分寸，她立即遣儿子去山东为前夫收尸，自己则留下来主持丧葬。
六
对于很多婚姻不幸的女人而言，离婚是人生的分水岭。要么，沉沦苦海，无法自拔，最终一无所得，在消极愤恨中耗尽余生，被人遗忘；要么，看淡从前，抛却执念，在人生的谷底演绎一出绝地大反击，置之死地而后生，成为励志的榜样。张幼仪无疑属于后者。
张幼仪说：“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彼得出生后，张幼仪申请进入裴斯塔洛奇学院就读，学习儿童教育学。在这一段时期，张幼仪反思她和徐志摩失败的婚姻：自己虽是天足，但是行为和思想和缠过脚的人没什么两样，思想上没有自我，对已接受的传统教育和习俗毫不怀疑。最终，她决定勇敢地作出改变。她说：“经过被徐志摩抛弃在沙石墩的那段可怕的妻子，我领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我不能回徐家，像一个没结婚的姑娘一样住在徐家，我下定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1927年，张幼仪回国，在东吴大学教授德语课，后担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女总裁。这一年开始，张幼仪不仅使女子银行扭亏为盈，在上海金融界崭露头角，还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和徐志摩离婚后，张幼仪和他的关系反而得到改善，因为阿欢和彼得，他们经常通信见面，交往得很愉快。或许，徐志摩不是个好丈夫，但却是一个好朋友。
徐家二老自始至终都只认张幼仪这一个儿媳妇，他们看不惯陆小曼的所作所为，索性要求跟张幼仪住在一起。于是张幼仪就在自家后面的空地上，给徐家二老盖了一栋小楼。她说：“当我善待公婆的时候，我就想：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我怎能不好好对待他们？”
假如没有离婚，她或许还是那个局促乏味、单调无趣的原配。或许只有痛死，才能重生。她终究拭去了“小脚女人”的卑躬屈膝与满面灰尘，身着职业装挺直腰杆、笃定自信地坐在了办公桌前。
张邦梅曾问张幼仪爱不爱徐志摩，她的回答有点迷茫：“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七
爱得投入，往往容易受伤，可是即便如此，还是应该相信爱情。有时候爱情不是因为遇到了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了才能遇见。
1949年，张幼仪在香港认识了她的房客医生苏记之。这位医生性情温和，谈吐风雅，同是离异，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相似的命运让二人惺惺相惜，爱意重生。
1953年，苏记之向张幼仪求婚。张幼仪征求儿子阿欢的意见，阿欢的回信写得情真意切：“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8月，张幼仪和苏记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了婚礼。幸福可能迟到，绝不会缺席，这一年，53岁的张幼仪漂泊半生，终于找到了一个停靠的港湾。张苏和美平静地生活了20年，苏记之因为肠癌先走一步。丈夫去世后，张幼仪来到美国，在儿子附近住下来。深入简出、恬淡静好地活到了88岁，无疾而终。
木心曾说过，常以为人是一种容器，盛着快乐，盛着悲哀，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
——正因为人是导管，所以每当不幸来临，只要咬牙坚持，永不言弃，总会迎来生命线的好转上扬。因为人不是容器，所以永远没有不可终结的沉沦，没有不可承受的苦难，没有无路可退的绝望，没有经受不住的世事流年。每一个痛哭而下的泪滴，都将成为我们日后前行路上的繁星，照亮那条满是希望的旅程。那些暗自淌下的汗珠，将在不经意间汇聚成一道彩虹，穿越时空前来拥抱你。
看张幼仪的故事，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孟子的那段“天将降大任”的名句。漫步人生路，每一个烦恼的出现，都是一个给我们寻找自己缺陷的机会。纠正自我总是痛苦的，可是那段疼痛的时光，只有一个人咬牙走过，才能锻炼出驾驭幸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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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徐志摩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