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拍案惊奇》是明代凌蒙初编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卷十二《硬堪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留芳名》便与朱熹有关。小说中的朱熹，成了一个为了公报私仇而累及无辜的负面形象。
严蕊是个官妓。她长得漂亮，又很有才气。能歌善舞、吹拉弹唱，这是歌妓的本事。而严蕊懂的不仅仅是这些，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吟诗作赋别出新奇，古今故事尽藏心中。这样的才情，在男子堆中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才女，男子见了没有一个不丢魂落魄的。只可惜严蕊是个官妓，身份低贱。
台州太守唐仲友，少年高才，放达不羁。遇有宴会，必召来严蕊劝酒。一日，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唐仲友置酒赏花，席中，唐仲友以桃花为题，命严蕊赋词。严蕊领命，应声赋成《如梦令》一首：“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这样的才女，当然博得唐仲友的欢喜。但他不敢胡来，因为宋代有法度规定，官妓只能歌唱送酒，而不能私侍寝席。因此，唐仲友虽然很喜欢严蕊，但他并不敢作违犯法度的事情。何况是他，一个风流儒雅的才子，也具有风流儒雅的才子的通性，这种人，是不会把情感只圈在一个女人身上的。
唐仲友与陈亮义气相投，“闲暇之时，往来讲论”。陈亮，永康学派的创始人，主张学以致用，注重事功。陈亮的诗词豪放雄浑，《念奴娇·登多景楼》是他的代表作：“危楼远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无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陈亮与唐仲友都痛恨道学先生，觉得道学先生就像得了半身不遂的人一样，不知痛痒，高谈什么性命，却不知性命是什么东西！唐仲友平时就恃才傲物，说到激越处，他甚至声称朱熹大字也不识一个。朱熹当时任职于提举司，是唐仲友的上司。恰好陈亮而后对唐仲友有些误会，与朱熹相见时，便把唐仲友讥讽朱熹不识字的话语说了出来。朱熹听了十分恼怒，便借口“台州刑政有枉”，星夜赶赴台州。唐仲友迎候不及，让朱熹更加恼怒。他马上追夺太守印信，连严蕊也被抓进监狱。他心想，太守风流，必然与严蕊有染。妇人柔弱，只要拷打，自然招供，那时就可参奏太守罪名了。谁知严蕊身躯苗条，却性子刚烈，任凭千般折磨，只是不肯认罪。朱熹逼不出口供，只得给唐仲友安上“居官不存政体，亵昵娼流”的模糊罪名，具本上奏。朱熹还不死心，声称以后若讯得奸情，再行上奏。
也许你会怀疑这是虚构的故事。确实，编者对道学先生是反感的，在谈到小说中“语涉风情”时，编者说，只是“蕴藉数语，人自了了”，不会作污言秽语。“此即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但书中的故事却是真有其事。《宋元学案》是黄宗羲编著的思想史著作。里面的《说斋学案》也载有唐仲友事，大略是：朱熹与下属唐仲友交恶，遂夺其印，并写疏上奏。有一官妓严蕊亦被诬与唐仲友私通，关进监狱，严刑拷打。没想到严蕊是个刚烈的女子，虽受尽毒打，却不肯招供。
看了小说，你会以为朱熹原来是一个器量狭小、睚眦必报的奸邪小人，其实朱熹也不是这样的人。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少时便表现出聪慧之资，刚能言语，其父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他就问道，天之上是什么呢？陆九渊比朱熹年小9岁，他也是一个早慧的人。4岁时，他突然问起父亲，天地为什么无穷呢？假如这些故事不是出自杜撰，那就是哲人气质的共同特征了。
朱熹从学于李侗，李侗是杨时的二传弟子，杨时则是二程的弟子。所以，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二程是周敦颐的学生。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二程是亲兄弟，河南人。因长期在洛阳讲学，思想相近，他们的学派又被称作“洛学”。二程自称，天理二字是他们自家体贴出来的。确实，他们把天理当作是这个世界的最高实体，从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本体论。二程的著作后人合编为《二程全书》。冯友兰认为，程颢的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程颐的思想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从二人的性情来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根据。程颢为人随和，二程颐则为人严肃。“程门立雪”说的就是程颐的事儿。老人家上岁数了，有一次讲学时休息一会，不料睡着了。他的学生不敢走，还是环侍四周，过了一会，他醒过来，看到天色晚了，对学生说，你们走吧。《古今谭概·迂腐部》中记载，有一次，二程应邀参加宴会，座中有歌妓唱歌劝酒，程颐气得拂袖而走，程颢却若无其事，尽欢而罢。第二天，程颐来到程颢的书房里，气犹未解。程颢却说，“昨日座中有妓，我心中无妓；今日斋中无妓，你心中却有妓。”一席话让程颐自谓修养不及哥哥。朱熹主张敬畏，其气质接近于程颐。
朱熹是喜欢读书的人，他的诗《读书偶感》很有哲理，“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毕生所要寻找的就是思想的“源头活水”。这个“源头活水”，他认为就是“理”。“理”是什么？“理”是道德意识的总体，并进而上升为世界的最高实体。因此，“理”是永恒绝对的东西。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伦理异化。加上朱熹编注的《四书五经》成为科举教育的教科书及标准答案，这种强制性的思想统一窒息了人们的思想，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僵化。
朱熹属于勤学苦思的人，后来得以大器晚成。他涉猎的领域很多，包括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地理、历法等等。朱熹长期在福建讲学，他的学派被称作“闽学”。朱熹的著述很多，后人把他的著述及书信编入《朱子文集大全》；他的讲学问答则编为《朱子语类》。临终前，他还在“且将余日付残编”。
朱熹是一个坚忍的人，这种个性特别从党禁中表现出来。庆元二年八月，朝廷正式下诏禁止道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指为伪学罪首，友朋门人弟子近60人被列为伪学逆党之藉。史称“庆元党禁”或“庆元学禁”。在压力面前，一些怯懦之人赶忙投奔他师，路过师门而不如，唯恐避之不及。也有一些学生不为所动，从学如初。有人劝朱熹遣散弟子，以免惹祸，朱熹笑而不答，在竹林精舍与学生讲学，终日不辍。
朱熹死后，不久获得平反，并配享孔庙。他的思想成为官方的思想，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
陆九渊和朱熹生逢其时，曾就一些重要问题发生过争论。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发生在1175年。应吕祖谦之邀，陆九渊兄弟和朱熹到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论学。吕祖谦，字伯恭，人称东莱先生，是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经世致用。吕祖谦对陆九渊十分赏识，但又认为陆过去“所学稍偏”。他发起“鹅湖之会”，有对陆九渊进行劝诫的意思，而不是要对朱陆之争采取调和态度。
行前，陆家兄弟说，我们两人的观点尚且不同，怎能自望在鹅湖之会上相同？于是两人先自行辩论，陆九渊谈了一宿自己的观点。第二天早上请陆九龄陈说，陆九龄表示赞同弟弟的观点，并作了一诗：“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力精微转陆沉。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陆九渊评议说诗作很好，但对第一句稍微不安。在路上，陆九渊做了一首和诗。到了鹅湖，吕祖谦问起近况，陆九龄举诗相对。双方开始辩论。陆九渊接着念起自己的和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当念到“易简支离”句时，朱熹失色。念完后，朱熹脸色不快。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这两首诗。陆九龄的诗，第一句说明圣人相传的只是道德之心；第二句强调道德之心是基础；第三句反对从古代传注中探求所谓精微之旨。陆九渊对“古圣”句不安，是因为“传心”的说法不够彻底。因为“传心”也可为朱熹接受，朱熹所谓“十六字真传”即是古圣相传心法，只是传心需要“留情传注”，读圣人之书，而不是发明本心。陆九渊把“古圣”句修正为“斯人千古不磨心”，就是强调人心相同，个人只须发明本心，即可成就圣贤，而无须读书穷理。
“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是治学方法问题。朱熹主张“泛观博览”，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陆氏并把自己的方法说成是“易简功夫”，指责对方的方法为“支离事业”。他还向举例反问“尧舜之前何书可读”。朱熹也不甘示弱，他也可举例反问，孔丘与其弟子相聚讲论岂非多事？孔丘为何不说“你们各自回去发明本心吧”？在“鹅湖之会”中，双方最后不欢而散。三年后，朱熹才写了和诗：“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与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人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从诗中可以看出，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可以培养新知，他担心只讲“发明本心”，会使人否认人的存在及社会历史，从而陷入虚无的状态。
朱熹重视《大学》。所谓“大学”，即大人之学。《大学》有“惩忿窒欲”一说。但朱熹却也不能做到这点。小说把朱熹的错误鬼于“成心不化，偏执之过”。开首的诗句就是：“世事莫有成心，成心专会认错。任是大圣大贤，也要当着不着。”这也是全书的中心思想。“成心”是来自《庄子》的一个概念。“成心”，即先入之见。有了成心，人的认知就会偏离了客观的航道，而流于主观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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