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诗作文和读书明理，是中国古代士人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他们人生的重要内容。北宋时期，朱熹与苏轼，成为同处一个时代这两方面的显著代表人物。
苏轼虽以诗文创作而成名家，但他读书之多，学问之广博，见识之卓越，非当时一般儒者能望其项背。在求学长知识的青少年时代，经、史、子、集，以至佛书、道藉、兵书、农术等，他无所不读。上至儒释老庄的玄奥，下至巫医方术，以及野史杂俎里的百家之言，无不群书博览。这就是苏轼自称“八面受敌”的读书法。朱熹为当代大儒，以思想丰蕴、思辨精密见长，可其诗歌创作与一般诗人相比并毫不逊色，要做诗人也是具有足够资格的。不过，苏轼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作文之乐，而朱熹却甘于读书之苦。一个重在个性的发挥和文艺创作，一个却重在读书明理和思想改造，人生追求和精神归宿看上去不大一样，但却是息息相通，殊途同归的。
苏轼在宋代文人里属高产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两千七百多首诗，二百多首词，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 他说：“某平生无快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慰世间乐事无逾此矣。”(《春渚记闻》)之所以如此，在于他那强烈的个性意识和生命情调，难以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舒展开来，只有在自由的文艺创作活动中才能得到完满的体现。他在作品里尽情地表现自我，超越自我，在无差别的审美境界中求得心灵的慰藉和愉悦。
凡圆满的生活从来没有创造过真正的艺术，作家只有经历过死的考验，才懂得生的可爱，体验到了痛苦，才知道什么是快乐。苏轼文学创作的两次高峰，都是在他仕途失意、生活环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形成的。他现存的词作里，有约四分之一写于贬谪黄州期间，感情的表达有一种遍被华林的悲怆。如《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鬂上。”心绪凄凉，语转平淡，淡而履之深，出之以超然。
作者如能正视痛苦，并将痛苦的体验升华为艺术后，痛苦也就不成其为痛苦，而是净化为一种能拨动无数人心弦的美了。后世，曹雪芹在做公子少爷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只能在后来蓬牖潦倒时，才能写出不朽著作《红楼梦》；鲁迅不是在早年时家道中落，曾有过上当铺典当、独身赴日学医的难忘经历等，成年时也不可能写出似“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剖析中国人的劣根；周恩来不是青少年时，颠簸华北、东北乃至日本、欧洲求学，也不会油然而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终身志向。
朱熹的一生，基本上是在读书改造思想中度过的，他少年时期就开始苦读四书，一直读到老死。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理会道理，亦即穷理明道，须要下切己的察识工夫，如能读圣人之书涵养心性而洞明义理，则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或者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语类卷一三九)。他自谦地说自己的文字在二十岁前就已定型，以后并没有什么长进。于是，毅然放弃了当文章家和诗人的念头，立志做读书穷理的儒者。读书的范围也由早年的泛观博览，集中专注到儒家经典上来，以四书五经为学习内容，反复阅读，反复领会，字斟句酌，非常辛苦。
他在确立自己生平学问大旨后，，已经意识到读书不是乐事，而是苦事，要下苦工夫。因为朱熹所讲究的读书并非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读书必须明理，是一种思想改造活动。他认为通过读书把思想改造好了，使自己之心与圣人之心相符，也就可以代圣人立言了。他的用心十分良苦，他教人读书，是想用圣经贤传的儒家经典统一士人的思想，进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树立适应大一统王权政治需要的儒家正统思想权威。
朱熹虽在理智上认为作诗无大益，可并没有完全放弃作诗。他的诗现存一千二百多首，数量也着实不少，而且各种题材和形式的作品都有，除了叙事说理之作外，亦有不少抒情写意的篇作。他在谈到诗文创作时，也承认苏轼的文学成就，非一般人可比，主张向苏轼学习作文。
本文就且以朱、苏两位含蓄的诗句作为结尾吧，“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朱熹；“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存心。”——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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