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 傅绍万
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是孔子,一是朱熹。孔子集前古思想文化之大成,开创儒学；朱熹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使儒学重光。朱熹思想不仅统治了中国七百多年,而且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并演化为东亚世界的统治哲学。
从南宋末,到元明清,历代统治者都把朱熹捧上至尊地位: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朱熹婺源故里,被封为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南北并行。明景泰六年(1455年),朱熹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至清末方罢。朱熹《四书集注》被定为国学,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清康熙帝说“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做何事”,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在封建帝王的倡导下,朱熹成了万世圣人。
朱子学为理学,也称道学,道学家志向远大,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自许。朱熹处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末世,大敌压境,危如累卵,官场污浊,民穷盗起,社会到了“无一毛一发不受病”的境地。思想文化方面,历经残唐、五代,儒学式微,几成佛家天下,朱熹担忧三代以下中国将成佛国。他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一生事业,致力于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他成为名重一时的学界领袖,并借重这一特殊身份,大胆正君,面刺皇帝,指出天下之正,首在君王正心诚意,天下之病,皆由君心不正所致。朱熹生前不为君王和权贵所容,在党禁中背着“伪学魁首”的恶名离开人世,大儒一生道路,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
朱熹一生都是在自我否定中度过。他是儒家弟子,父亲朱松、刘子翚、刘勉之、胡宏、李侗,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五个老师。他们都对程颢、程颐学说有很深的造诣,李侗则是“二程”的再传弟子。但是,世风浸染,连皇帝老儿都提出以佛养心,朱熹这个儒学后生也难以免俗,他成为造诣很深的禅学信徒,耽溺于佛学禅宗十余年。朱熹正式受学于李侗,又经过了三年同安主簿的历练,对社会现实有了切实认知,逐步实现由禅返儒,一变而为他崇拜的禅宗大师——宗杲禅学最严厉的批判者,也成为儒道最有力的维护者。
朱熹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否定更是毫不留情。他先依“二程”,后自立门户,最终成为集大成者。他是《诗》学研究权威,观点被广泛引用。但随着思想的深化,自己作了全盘否定。他有《易》的研究专著问世,后来提出全新观点,删繁就简,以约制胜。时人评论其《易》说太略,朱熹回答: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通体光明,岂不更好?而其论孟、学庸系列专著,则随着学问日深,一次又一次大动刀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在否定之否定中,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朱熹一生,可说是一个论辩人生。他那个时代,真是个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时代。大师无论在朝在野,办书院、建精舍,讲学授徒,思想在交融、碰撞中并进。朱熹首战,是与宗杲——无垢佛学的交锋。隆兴二年(1164年),宗杲去世,以佛兼儒的宗杲和以儒兼佛的张九成,骤然成了士大夫们最倾心的两颗巨星。宗杲的口气很大,“古人脚踏实地处,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后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出自气”。他把杂糅佛儒老的妙法“心传”给了张九成,张是宗杲的嫡传弟子。宗杲生前认朱熹为神交,他为朱熹作偈:“径山寄语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但是,已经走出禅学营垒的朱熹,却对宗杲——无垢佛学给予了致命一击,他写出《杂学辨》,对流行一时的宗杲——无垢佛学进行了全面清算。他与陆九渊心学学派展开论战,看透对方的禅学本质,也认识到自己学术思想的“支离之病”,实现一次学问的突进。他重评湖湘学派的论战,同浙东功利学、事功学的论战,以及同易学大家程迥、袁枢的论战等等,都大量吸收了对方的学术精华,促进了自身学术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大师自有大师风范,这就是见贤思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闽学领袖朱熹、浙学领袖吕祖谦和湖湘学领袖张轼,既是论辩的强敌,又是可以相互攻玉的他山之石。朱熹佛学论辩,伤及吕氏祖人,吕祖谦不以为忤,两人精诚合作,著成流传后世的《近思录》。论辩中张轼逐渐认同了朱熹的观点,一个学派领袖,果断地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湖湘学汇入了朱子学流派。吕、张二人,倾其所见,帮助朱熹完善其学术思想。朱子学中,凝结着二人的心血和智慧,闪烁着那一代儒学大师的泱泱风采。
朱熹非圣却成圣。朱熹的五经学离经叛道。他认为《诗》多讲男女爱情,《书》为伪书,《礼》为秦汉后作品,《易》是卜词,《春秋》三传皆历史,对《春秋》要当历史看,甚至不必费工夫去读,更反对为《春秋》作注。赵构、赵昚父子号称以孝治天下,赵构还亲书《孝经》,下诏天下各州都要刊石。朱熹却根据这部御书的《孝经》本子写出了《孝经刊误》,把《孝经》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宣称“历来以《孝经》为孔子之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这在赵构父子眼里,简直是一种亵渎侮慢圣经的行为。朱熹的五经说问世,两汉以来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就动摇了。
朱熹的《四书》学是思想文化创新的典范。他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代替五经的权威,提出《四书》才能体现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内在本质。他穷其一生精力,写出《四书集注》,形成集大成的新儒学。他把《四书》联成一体,找出其内在逻辑结构:《大学》定其规模,是入德之门；《论语》立其根本,讲复礼为仁；《孟子》观其发越,讲“尽心——知性——知天”；《中庸》求古人微妙处,讲一个“理一分殊”。朱熹的《四书》学以传统儒学文化的四条精神血脉,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提供了一剂人性救赎、道德完善的济世良药。儒家留下的思想资料毕竟太过零星、贫乏了。朱熹要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栽植理学的参天大树,必须大胆创新突破。他极大地突出《大学》《孟子》的地位,并把《大学》置于《论语》之上,由此招致经学保守派纷纷攻难,连他的一些弟子都表示反对。但朱熹就是朱熹,“平生罪我只春秋”“群讥众诋不能忧”。他就《诗》的研究致信浙学代表人物吕祖俭,公开亮出否定一切传统权威的旗帜:“不要留一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义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熹的血液中充盈着打破迷信、实事求是的科学基因,但历史的怪异之处是,他的学说却被统治者改造扭曲,变成了扼杀人性的软刀子、束缚思想活力的沉重枷锁。这是封建专制的罪孽,并非朱熹之过。正心先正君,朱熹也是从此处下手、着力。但是,像朱熹这样敢于正君的能有几人?君自己不正,又无人去正,也就走向只正臣民,走向相反方向,社会就更恶了。
与朱熹一生的文运相较,其生计和仕途就过于穷窘了。但穷窘磨人也炼心,文穷而后工。朱熹一生每每称穷,如自谓“贫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日薄”,“家贫亲老急于禄养”,“饥寒危迫”,“食贫不得已”,“贫病殊迫亦只得万事减节”,“今无他望,顾残年饭吃饱耳”。作为他著书教学场所,又每每称陋。他结庐多处,皆美其名曰精舍、书堂、晦庵等,其实皆茅宇柴扉。朱熹淡泊于仕途,从政时间只有七年,其中三年同安主簿,二年知南康军,知漳州一年,知潭州两个月,而奉祠时间长达二十一载,就是做一个有禄无事,住地听便的管庙官。他深知“天命”所赋,对朝廷的任命一辞再辞。任内大道直行,不搞所谓有经有权的变通,这连他的好友和弟子都极力反对。其实他涉足仕途,非事功,是行道,是对自己理学思想的躬行实笃和实践检验罢了。他所负使命,是用思想的武器改造社会人生,是靠在实践一线的弟子们去从事立功的事业。绍熙五年(1194年)十月十一日,他得到一次特殊的任职机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为帝王师。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大正君心,干预朝政,面奏机密,借重君权与奸佞、权贵斗争,“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结果只干了46天,到闰十月二十一日,就被宁宗赵扩客客气气地逐出朝堂。他被裹挟进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履薄临深,病魔袭身,跛着一条腿,颠簸于避祸之途。盲着一只眼,著述于生命的最后时光。大儒离世,身背“伪学魁首”恶名。下葬仪式,也让当政者极度恐慌,严加防范。天下儒子评判其一生事业,见仁见智,倒是他的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辛弃疾,写出了如洪钟大吕般的挽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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