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诗的经验是乱读，很少把一个诗人读透，遇到喜欢的句子就把它们摘录下来，比如博尔赫斯的一句：“我希望化为夜晚/ 这样我才能用数千只眼睛看着你入睡”。博氏说即使是三流诗人，比如他，也能写出一流的句子。的确如此。但是一流的诗人写的好诗自然更多，更令人瞩目。现在的诗歌爱好者都非常推崇穆旦，他的诗真是好，他的诗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好就好在语言上。而其他诗人比如艾青、徐志摩，写出的东西都是激情的喷发，语言就没有那么凝炼了。举穆旦的《诗八章》中的句子：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对比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显然穆旦的诗情是内敛的，把自我掩藏起来的，而艾青的诗是奔放热情的，把自我凸现出来的。这也和他们的经历有关，穆旦在西南联大学的是外文，直接受西方文学甚至诗歌传统的影响，而艾青曾留学巴黎学绘画，回国曾被捕入狱三年，他的心里充满仇恨和爱。对比这两位诗人，我们并不能立分其高下，而应该有所取舍。
艾青在他的《诗论》里曾有一个重要的诗歌主张，就是“诗歌的散文美”。关于诗歌和散文的关系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为不太容易说清，博尔赫斯重视其诗甚于其散文，可是评论家认为他的诗和散文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想诗歌是可以散文化的，但是它必须有诗的味道，比如音乐性。艾青在他的文章中阐述“诗的散文美”时说到二点：一个是口语化；一个是形式的自由化。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诗歌，形式的自由化几乎是一致的，除了闻一多的某些“新格律诗”，而口语化也在很多诗中得以体现，象徐志摩，于坚等等。与之相反，另一类诗人的诗呈现出文人化的倾向，比如卞之琳、冯至、戴望舒，这些诗人大多和学院的渊源较深，哲学思考的色彩较浓。象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断章》，都很优秀，可以和穆旦的《诗八首》抗衡。
有人说，中国的新诗没有传统。五四以来文化的断裂十分明显，旧传统被狠狠地斩断了，而新的秩序尚不可能建立。彼时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影响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这对于腐朽的旧中国确是枯木逢春的一剂良药，在新旧中西的碰撞融合中，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这些诗人大致分成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文人化的，内敛的，哲学的；一种是口语化的，宣泄情感的，散文的；我想，结合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些情况，新诗如果有传统的话，这些不同风格的发展道路也许正是若干年以后的传统，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传统。
（附：前两年《读书》杂志上有一篇萧开愚写的“新诗的传统”，惜无文献可考，不能附录焉。哪位朋友有，望一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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