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因本人冯芳（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延期中）十年所有研究积累的数据备份盘在几个月前曾被盗，加之难以发表等原因，现考虑再三，把拟出版书稿《向自由幸福创造进化——徐訏评论集》的第一辑先行在此发表。敬请引用者尊重作者，注明引文地址：冯芳：《浮升的“古典—现代派诗人”——港台及大陆徐訏诗歌八十年研究述评》[OL]，日。感谢您的配合。）
(另注：以方括号数字标识的为参考文献，以单纯阿拉伯数字标识的为注释)
浮升的“古典—现代派诗人”
——港台及大陆徐訏诗歌八十年研究述评
摘要：徐訏诗所获得的评价呈橄榄形分布。徐訏诗哲理性突出已是公论。在徐訏诗抒写人生体验方面，批评观点虽然殊异但均有现实依据，惟有统合起来才算平理。诸多论者看重徐訏诗中的音乐性，那些对徐訏诗歌作出极誉者无一不对此领域有所知觉，这一批评史启示方今研究徐訏诗律者应往中国诗词与俳句方面深探。徐訏的诗艺在获得好评的同时不乏异声，这与徐訏以诗代日记、多产则玉石杂陈等等颇有关系。徐訏不乏堪以经典化的诗论，吸引了众多论者，今日论者应梳理徐訏诗论尤其是格律理论，以便为当今诗律重建大业添砖加瓦。徐訏归属于新格律诗派，诗风近于新月诗派，这已基本成为论者共识。但因徐訏诗在庞杂之中以现代派为内核，且以创化格律、抒情古典化为美学追求，因此宜将徐訏诗风称为“古典的现代派”。八十年批评史中，不乏评点徐訏诗歌文学史地位之举，徐訏诗歌以其突出的音乐性、诗化意蕴、“通俗的现代派”、想象力高超而赢得高誉，也有人轻视之。目前，徐訏两极评价的现象已得到阐释，因此更应解放思想，以辩证方法与求真精神对徐訏赢得高誉的四大方面研究透彻，如此方能改变徐訏诗歌文学史地位“尚在途中”的状况。在当今全球化以及诗律重建的时代里，集多元意蕴与艺术于一身、又超前骛新的徐訏诗歌正是该大放异彩的时候。
关键词：徐訏诗歌；哲理性；人生体验；新格律；流派归属；历史地位
徐訏诗常常面临两极评价，褒之欲极，贬之欲极，不过从八十年徐訏诗歌批评史来看，以辩证看待徐訏诗者基数为大。那么，真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八十年沸沸扬扬的徐訏诗歌批评史，为今天重评徐訏诗歌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我们不妨将历史播放，细细解析前人走过的路，下面便以时间为序，按史上聚焦较多的几个方面分别述评。
一 学者型诗人的诗化哲思
诗化的哲理思想是诸多论者对徐訏诗所怀有的强烈印象。
1957年，李嘉图说徐訏诗“风花雪月而兼涵哲理”[1]。
1963年，台湾作家罗兰说徐訏诗有很强的哲学成分，“平易的外表之内蕴藏着丰富高深的哲理”，“耐人寻味”。她还谈到徐訏看世界的视角异于常人，她说：“一般诗人多是站在地上赞赏天空，而徐訏的诗却常常是站在天空来看世界的。”[2]这一发现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这的确是学识宏博的学者型诗人徐訏的独特视野，同时也不乏超验情怀。此后闫海田也与罗兰不无共鸣，认为：并指出志摩的诗神是在烟花春雨的江南，艾青的诗神在荒寒多沙的北地，而徐訏诗神在宇宙的辉光里[3]。
这些哲思富有生命的韵律美，如1971年，台湾音乐家赵琴评价徐訏正流行的歌诗《轮回》与《你的梦》，认为两者都是富含人生哲意的抒情诗，前者入乐后意境深远、让人回味无穷，后者予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4]。1978年，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指出，徐訏由于思辨力强，因此有一部分诗作是说理诗[5]。同年，香港批评家廖文杰在把握徐訏诗多元内容时也提及“哲学思想”：“徐訏用诗纪录自己的生命、心境、情感、体验、意志与哲学思想……”[6]。
1980年，马来作家孟沙与香港作家梁羽生也谈及徐訏诗富涵哲理意蕴1。同年，香港作家陈德锦更是重视徐訏诗的哲理性，认为：徐訏“阅世深了，他用诗去发挥透彻的人生道理；因此而流露他对庸琐现实的冷眼，加重了宗教探索的精神，五十年代所写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诗，徐氏都显明地受到佛学的影响，而且更具哲理性。”陈德锦还透过诗作深刻地揭橥了徐訏生命哲思的发展理路：徐訏诗歌《苍苍的暮色》“万川四海，层层的原野间，/都有人把路径走错，/唯我在广阔的天庭中迷路，/对斑烂的星斗徒唤奈何。”认为，此诗写在对生命探索达到新高的《彼岸》之后，因此包含了较之众人所说的是表达集权主义与个人自由的矛盾以外更深一层的哲理，即在“人为的桎梏”之外的“生命的桎梏”。认为徐訏诗发展到《原野的呼声》时，各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也“比前期包容了更深更广的哲理”，徐訏“对更永恒的生命的向往，形成了对琐屑人生的冷眼”，此后，徐訏的生命由“逐渐的变”进入到一种完全的变，即“个体因死亡的变”，“是环境（包括宇宙和个人）的整体的变”[7]。1986年，大陆学者潘亚暾说：“富于深邃的哲理性，是徐訏诗作的又一重要特色。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注重开掘诗中哲理的深度……他晚期的诗哲理味更加隽永，启人思索的警句、格言俯拾皆是，使诗作为之生色。徐訏把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感情变化，作为自己追求的美学对象之一”，并指出徐訏“以鲜明的可感的艺术形象表现抽象的概念”，写了许多类于《苍苍的暮色》的诗，“或许可称之为诗体化的哲学”[8]。潘亚暾以上评价颇为精到。只是，所提说的“徐訏作为一个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对宇宙、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他实际上已深深陷入宿命论与神秘主义的泥淖之中了”则未必然，因为徐訏只是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在宿命论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但亦非绝对化，此前此后他的超越性诉求十分强烈，此外，说徐訏是唯心主义者毋宁说他是存疑论者。总之，1980年代的研究者对徐訏诗中的精神追求高度重视。
1995年，香港诗人康夫读徐訏诗，称其为“疲劳的哲者”[9]。
2003年，大陆学者张新赏析徐訏诗歌《画像》，指出徐訏观照对象方式的理性：“像一位哲人与心理学家在用理性的目光审视歌咏对象和用仪器记录情绪的曲线”，因而读其诗“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10]。同年，香港诗人批评家叶辉与张新一样注意到了徐訏诗中的高度理性，他提及康夫认为徐訏无论置身何时何地，诗中的时空总不变，“可以说他是非常固执的”，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徐訏诗最个性的特点，而应是“哲学化的概括话语”。笔者认为，康、叶所谈的都不失为徐訏诗的重要特点，但其内核应该是徐訏执着于非实存理想。叶辉还征引史料，极具说服力地说明徐訏晚年诗歌是“尝试以高度概括的述怀体格律诗‘纪录自己对哲学与人生的看法’”[11]。2004年，大陆学者陈旋波指出徐訏早年诗歌中有心理绵延的哲学王国，而发展到诗集《时间的去处》时，已是佛耶的宗教境界，认为他不少诗强烈地表达了向宗教寻求的迫切愿望，并指出诗歌《佳节》《夜祈》反映出徐訏最终有了精神的家园[12]。2006年，大陆学者沈用大指出：徐訏诗中有着不同常人的生命思考，其诗之成功与其哲学思考有很大关系。并说“我们的诗人也许是个哲学家，他还想做一个社会学家”。在颇多肯定之后，沈用大偏偏说出这样的话：“精湛的诗作不多，而一般平庸的情诗倒占了大半数量。”[13]2007年，大陆学者古远清评价徐訏诗注意抒情与知性结合，有的诗深刻表现个体生命的复杂性，并由此升华到关怀人类的哲理诗[14]。由此可见，徐訏诗中的文化哲学、人生哲学、生命哲学都或多或少地被发见了。
2013年，大陆学者闫海田将哲理诗人穆旦与徐訏作比，认为：“徐訏诗思想极高，远非穆旦所能及”，同时认为徐訏哲理诗在诗化方面的成就远甚于穆旦诗，指出即便是在说理诗中，徐诗也“惊人地保持住了从‘想象’的‘机器’里一闪而出时所沾染上的可贵的‘艺术’色泽，这在中外诗人中，非常罕见”，相形之下，未能将哲理晶体燃成彩虹的穆旦只合二流作家[15]。笔者认为徐訏诗是配得这些高誉的，但也不可否认因高产而存有玉石杂陈的情况，并且穆徐二人各有所长，均堪称一流。
由此可见，徐訏诗知性之卓绝已被提及，从整个徐訏诗歌批评史来看，论徐訏诗而未触及哲理性的很少，因此这已成为公论。笔者坚信，在以诗意为主的评价体系之外的哲学评判体系里，徐訏诗中的哲思也可享有高誉。
二 博杂开阔的诗意人生
抽象哲思根植于具象人生，超验哲思根植于想象世界，徐訏诗不仅是理性、知性、超验的诗，也是情感更丰沛、感官更敏锐、潜意识更翻涌的体验的诗。
1930年代，杨丙辰曾发文评徐志摩诗时，将徐訏诗与之作比，认为志摩的感情流于轻浮，而徐訏情感较为凝重[16]。凝重皆因深沉，深沉而敏锐则容易看见现实的不足。1939年，徐訏发表诗歌《私事》被左翼文学领导人之一巴人骂得狗血淋头，说它是“非常有毒的……瓦斯弹”，其危害之大，“足以消灭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的斗志”，有“露骨的虚无主义的私生子——个人主义的倾向”，其中有的诗句是作者对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人们的言论的尖刻诅咒。事实上，徐訏此诗意在表达对投机革命者的冷眼旁观，但无意中流露出的“举世皆浊”的态度触怒了巴人[17]。
深沉并非徐訏人格的全部，斑驳的人格使徐訏诗有斑驳的诗意体验。1957年，李嘉图评价徐訏既有罗漫蒂克的诗人气质，又有“可惊的精明，深思熟虑和不厌求详的特色”，而他的诗“干净得和他的人一样。工整、严谨，有格有律而不失其流畅，玲珑雕琢而又富于情感，风花雪月而兼涵哲理”[18]。
1963年，罗兰也指出了徐訏的双重气质，并分析了其不同时期真纯而渐变的诗情：“从他的诗中去认识他的性情和从他小说中得来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小说中，读者只看到了他葱蔚的想象力，和他多方面的生活体验；而在他的诗里，读者却可认识他的淳厚的天性，细致的情感，以及一种多幻想的，卓然不群的气质。”罗兰指出，徐訏写诗不为发表，而近于记日记，由诗后附记的日期以及地点去看，几十年来的千首诗简直就是日记，因此有真实坦率的情感，而无拘谨造作的毛病，而他的诗之所以感人，正因如此。在早年，诗中有“孩童式玲珑细致的情感和无拘无束的幻想，给人以纯朴清新的美感”，当时还有幽默诗，具“灵活的美感和浓厚的人情味”。在后期，诗中可见其世事洞明中带着晦涩，情感也更冷淡、消沉，缺少了冲力和怡然自得。相形之下，罗兰更喜欢其早期的诗。同时指出，徐訏的怀乡诗很多，“这些诗给读者一种重情谊的、念旧的、淳厚的印象”，“同时也道出了这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19]
斑驳的体验可以弦歌之。1971年，赵琴评价徐訏的歌诗《期待》《祝福》《古道斜阳》中有痴情、温情、豪情，对应着等待、送别、赴国难等体验。
若非有痴诚的诗心，徐訏无以创造出闪烁赤诚星光的浩淼诗河。1978年，司马长风指出徐訏是诗作数量惊人的“诗痴诗颠”，并认为其虔诚的诗心令人敬佩。非但如此，徐訏诗“心无成见，忠于感受，感于国难则写国难，感于家愁则家愁，感于陋巷则陋巷，感于花月则花月。这样，文艺自由、创作独立，‘艺术良心’诸原则才得以安立，在这一点上，徐訏树立了坚强的风范。”司马长风这一评价是对前述罗兰说法的提升。同时他指出：由于个人气质使然，徐訏对人生的感受近于“情诗圣手”徐志摩，因此其作品以情诗为主，当开创现代情诗传统的徐志摩殁后、情诗传统几成绝响之时，是徐訏对此进行赓续；徐訏情诗读之有如在阳春江南穿行桃林杏海，其诗词藻丰美，然而情的纯度浓度不足，因此有“雨意风情”而无震撼力。显然，司马长风更看重徐訏的情诗[20]。同年，廖文杰说徐訏诗用字简单而清楚，有万马千军奔流而出的力量，诗的题材虽多属个人对命运的探讨与情感的抒发，或者是追忆时光的消逝、忧国伤时、怀念家园故土等，但情感力透纸背。廖文杰的评价在笔者看来却像是以多元体验来纠司马氏以其柳思春意为首之偏，以“浓烈”来纠司马氏以为“疏淡”之偏[21]。
20世纪沧桑的流徙中，徐訏饱饫了家国人生的跌宕，于是在诗篇中织进万缕愁绪。1980年，科学家兼作家孙观汉评徐訏诗“充满了人生悲剧中的忧郁、悲哀、叹息、不平”[22]。1981年，香港作家学者璧华在评徐訏诗中体验时，更关注的是毫芒之妙：“由于深受象征派的影响，徐訏颇善于渲染一种浓重的诗意气氛以传达出游丝般难以捕捉的情调。”[23]1986年，潘亚暾揭示了徐訏诗歌在数十年中所蕴涵的繁复体验，并指出其演进的脉络，认为：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徐訏诗歌笔下的社会生活广阔，多取材于下层人民的困苦人生，并能为之鸣不平，这较之那些视下层人民为群氓的资产阶级作家显出可贵之处；同时认为他是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既反对军阀混战，也不理解人民革命，不时地流露着反战思绪。迨至1930年代末，徐訏虽然大部分诗作充满着对中华崛起的殷切期望，对大自然与爱情的深情讴歌，但是个别诗作已由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剖示转向对浩瀚宇宙与奥妙人生的探究，悲观情绪也日渐浮露。至抗战相持阶段，身陷孤岛的徐訏因备感孤寂而藏身于哲学迷宫，诗中的伤感情绪愈发浓重了。移居香港后，环境更迭的体验在其诗中频现，孤寂的哲理味深重，有部分诗作烙上了宗教超脱、遁世的印记。徬徨、迷离、恍惚的思想情绪，在徐訏各个时期的诗作中都可以见到[24]。潘亚暾评价较为全面，集前述各观点于一身。1987年，台湾诗人莫渝感佩于徐訏赤诚而执着的诗心，与前述司马长风、罗兰、廖文杰遥相呼应[25]。
司马氏曾说徐訏诗无震撼力，然而，1990年，香港作曲家林声翕为文说当初他是在报上看到徐訏诗歌《轮回》，诗中切肤的个人与国家的哀情忧思使他魂悸魄动，这促使他“以一小时又三十分的纪录，写下了这首《轮回》”[26]。此例反衬出司马长风所说的“情的纯度浓度不足”、“无震撼力”不具有代表性。1993年，大陆学者吴义勤与潘亚暾看法相似，指出徐訏诗歌具有主题多义性和阐释多样性的特点：有对现实人生的忧患感，有思乡的游子情怀，有在爱情世界中的沉浮体验，有孤独寂寞的生命意绪；越发展到后面，悲观主义越浓重，对现实关注越少，越热衷于在哲学与宗教的迷宫里探求[27]。
深沉敏感而理想主义必然在现实人生中生出冷感、荒谬感、疏离感。2003年，张新鉴赏徐訏诗歌《画像》时指出“二徐”的同与异：认为徐訏此诗带有徐志摩诗的特点，不过，徐志摩对爱情的歌咏直率热烈、飘逸洒脱，而徐訏常常含而不露、飘忽空灵；若说志摩诗与徐訏诗都有“艳情”的流露，那么《沙扬娜拉》是“热艳”，而《画像》则是“冷艳”[28]。2004年，大陆学者耿传明认为徐訏诗《你说》“有西方存在主义荒谬感的影响”，但确是针对自身的时代环境有感而发的[29]。2006年沈用大提及的“大量的平庸情诗”也可聊备一说[30]。结合作品，并将其与司马氏的“情的纯度浓度不足”之说以及张新的“冷艳”之说联系起来看，其间的一种联系显现，即：徐訏对于爱情早已参破而不过分投入。同年，陈智德在谈香港南来作家怀着“对本地问题疏远、缺少关怀的‘过客心态’”，“在他们的诗作当中的香港经验多为负面”时，以徐訏诗歌作为显例[31]。这不失为对潘亚暾论述的有益补充，但徐訏对香港所怀有的是多元的心态。2007年，古远清评价徐訏诗深刻地关怀人类生存发展，“对社会和都市颇多讥讽”，并极具张力地指出：徐訏内容上极少出新，然而“细读不无所得，可能发现重复的处事哲理中不无异化痕迹”[32]。2008年，吴义勤分析徐訏长诗《无题的问句》，并认为在国家命运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面前，徐訏的思考早已进入了更深更高的层次[33]。
犹记1978年廖文杰曾对司马长风只看重徐訏情诗而不及其余进行了反拨，几十年后的2012年，廖文杰重读徐訏长诗《无题的问句》，深感徐訏仿若屈原，而该诗“疾恶如仇，直言无畏，不惧权势”，是徐訏对多难故国的怀念，对不堪往事的控诉，“写的既是心系家园，忧国忧民，但却叙事、议论、沉痛、疑问、慨叹、伤心、无奈兼而有之，读来令人恻然动容，感想、感慨、感叹之余，心潮汹涌澎湃，也令人想起屈原的《离骚》、《天问》，家国忧患，愁乡理念的意识如出一辙，如一个行吟泽畔的诗人哲者，长怀故国而太息兮，哀民生之多艰”；并提及海枫也曾作有《<</SPAN>寂者的行迹>——忆徐訏》一诗，诗中亦是将徐訏比作屈原；还指出徐訏来港后常常忧国怀乡感念故人，文革后，此类诗更是倍增，诗歌《殷殷旧情》即是其一，陶杰曾为文说写乡愁忧国的诗中他认为数这首最好[34]。对爱国诗的重视是廖文杰反拨司马长风前述偏颇的又一佳举。2013年，闫海田称“诗”是离徐訏内心最近的体裁，比较而言志摩诗轻灵，艾青有啼血的激情，而徐訏诗凝重，指出徐訏充分关怀“战火，生与死”等等现实以及政治，并在桑榆之年写下了政治叙事诗《无题的问句》[35]。上述分析均有道理，但认为《无题的问句》中放弃了歌乐追求则为不确，它只是更自由罢了。
以上论述斑驳参互，笔者认为，它们都有现实依据，但其中不乏以偏概全、未加深究的情况如司马长风只重其情诗、惟见其疏淡，如沈用大关于“大量平庸情诗”一说，如陈智德关于“负面经验”一说。一般而言，初看徐訏诗总会有简约疏淡的印象，惟有细细品鉴才始知其博杂繁蔚。因此，惟有统合起来才算是平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徐訏的悲观时期主要是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而非“越来越悲观”。
三 享有极誉的神秘音乐性
另外，史上诸多论者看重徐訏诗歌中的音乐性特征，那些对徐訏诗歌作出极誉的无一不对这一领域有所感知或体察，因此方今论者应尤其对此引起重视。
1957年，李嘉图认为徐訏的诗“工整、严谨，有格有律而不失其流畅”。
低调的歌者总是近旁的品乐大师最先发见。1961年，林语堂指出，徐訏在格律诗歌方面名列中国新文学作家前茅：关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诗的方面，可以举出的最少。节奏是任何类型诗歌的基本。宋词的节奏多变而悦人，但这些诗人没有识得多少唐诗宋词元曲，不用多变化的节奏，却要用押韵。徐訏是一个例外。他的诗句铿锵成章，非常自然。”[36]换句话说，林语堂揭橥出徐訏新诗的节奏方面乃是取经于唐诗宋词元曲并有所创建，这是徐訏诗歌音乐性成就显著之因。林语堂作为徐訏知交，其意见必是溶化了徐訏见解之后的个人意见，同时林语堂研究语言学出身，堪称为该领域方家，因此自然尤为重要。惜乎此番话常被腰斩之后刊出，因此就连笔者这样的资料收集狂也过了许久才见有“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句，而这又是非常重要的，故在此指出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此后，司马长风在1978年、孙观汉在1981年、舒兰在1980与1984年、潘亚暾在1986年曾引用林语堂此论来评徐訏诗2，这说明林语堂此论在相当范围内已为人接受。1963年，罗兰也指出徐訏诗因重押韵而具音乐性：“徐訏诗的好处是在于它的口语化和音乐性，以及那发自内心的情感。”指出徐訏诗重视押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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