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陪孩子断断续续地看了几集热播电视剧《魔幻手机》，科学与神话的碰撞还挺热闹，遗憾的是时间隧道没有开通到周朝，如果能跟着主人公看看那时的社会生活场景该有多好！猪八戒都能来到现实社会，带几个周朝人过来看看21世纪也应该不在话下。我给导演建议的场景是：打开电脑让周人看看我们的科学算命、找个歌舞晚会让周人欣赏一下我们的“窈窕淑女”和电声乐队、选一本印刷精美的《公务员礼仪》让周人指点一下握手礼的利弊……当然，衣食住行各方面更要进行深入的座谈与交流。可以想象，任何一位周人“老先生”都会惊讶，而我们这些现代人一定会自豪于我们的现代文明，有多少人能生出对“老先生”的膜拜之心呢？
可以想象，周朝的物质生活无疑实在太落后了：最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是没有保障的，王室贵族温饱无忧，“小康”大概也就是多几件青铜器和玉石吧。即使可以用“钟鸣鼎食”来形容权贵们的生活，但那种豪奢排场里也享受不到哪里去。当时衣食住行的基本写照是：穿上面，周朝流行红色，也以此为正统色，贵族把上衣和下裳分开，称为玄衣、衮衣等，腰间束绅带，腹前还系围裙一样的钹。布料反正直到晚周战国时期帛衣还很名贵，一般平民百姓就是简单的粗麻衣了。吃上面，天子食太牢（牛，羊，猪），诸候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见《国语》）。虽然甲骨文中就有“稻”字，在最早的农书《夏小正》中，已记载种植有麦、黍（黄米）、菽（大豆）糜。不知道面食是否吃的上，但很多东西当时还没有，例如玉米、番茄、马铃薯等是在明朝时候才从南美洲经过菲律宾传入中国。住上面，贵族百姓住房面积要由朝廷根据社会等级来确定，就连砖、瓦，在周朝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至少一般平民的建筑是不用这种材料的，只有高等级的建筑才会用，更别说面积的差异了。行上面，百姓基本都是靠走的，贵族的马、车也是有严格规定的，车的颜色，装饰以及拉车的牛马头数，标志着乘坐者的不同身份。伯禽从镐京(今西安附近)出发到曲阜赴任，还带着贵重的礼器，就是配上当时最好的车马，也要翻山越岭走土路，不颠簸几个月才怪呢。
也不难想象，周朝的文化生活也自然会简陋的多:普通老百姓是连文字和“钟鸣”也接触不到的。商朝的时候还是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到了周朝，官方文字还只能用金文先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中国的许多方块文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竹正是那时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书写材料——竹简的，并逐渐成为主要书写材料。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大概也就在颁布圣旨的时候用一用（圣旨的使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形成的典籍或图书实际上是用皮革线系在一起的一捆捆竹简。直至南朝时期，这种流行了约两千年的主要书写形式才被纸所完全取代。可以看出，当时要写点东西还真不容易。不知道竹简的“简”字有没有因为难以书写而不得不因陋就简的这层意思，但当时的惜墨如金或文字简练、内容艰涩难懂，也就不难想象了。如今能够读懂金文的可都是大学问家，而每一件铭有金文的西周铜器也都是传世珍宝。
后来的孔子在出游齐国时偶然听了一次“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这恐怕主要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因吧。“韶乐”是夏朝最盛行的一种音乐。周朝立国时，用《韶》作为祭庙乐，故被视为宫廷大乐。姜太公封齐时，作为周之宫廷大乐，当然也要随之带入齐国。带入齐国后，《韶》乐又受到了齐地俗乐的影响，而吸收了新的素材，涂上了地方色彩。而直到了商朝，才能用金、石、竹、木、丝、陶等材料制成多种乐器，外加上点打击乐器，如：磬（由石或玉制成的）、钟、鼓等。高级点的是能发出各不相同乐音的编钟。到了周朝，举行各种礼仪式必配有音乐，故常以“礼乐”并称。但成套的乐器也不外乎那些东西，只是在乐舞上有了明显的发展，那时候的歌舞，有很多表现历史事件的，表现大禹治水和武王伐纣的歌舞就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西周的乐舞又分文舞和武舞两种，文舞执羽，武舞执干。为了庆祝“伐纣”的胜利，在周公的主持下，编制了一套大型歌舞，这就是《大武》。据说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歌舞，不仅有舞蹈，而且还有音乐和歌唱，是三合一的大型艺术。宋代的朱熹研究后指出，《大武》的许多歌词就散布在《诗经》中。《大武》与周代以前的《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等歌舞一起，成为后来周代宫廷雅乐的典型代表。由于它们分别是黄帝、尧、舜、夏、商、周时期的顶尖作品，因此，被合称为“六代之乐”或“六代之舞”，也有时被简称为“六乐”或“六舞”。
《韶》已经让孔子很激动了，夸之为“尽善尽美”，周朝的《大武》想必更有一番境界吧。古朴的丝竹钟鸣，终究是没能像歌词一样流传后世。就让这种远古的天籁之音悠扬于后人的畅想之中吧，如果有人想着模仿一下给什么影视作品配个音乐的话，那起码应该首先让你自己学会用《诗经》的语言来对话，再让你自己学会用金文来书写，还要让你的乐手们忘掉某些电子的声音。
当然，周朝的乐舞毕竟在周公的倡导下成了礼乐，后来干脆就属于周礼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当时只有周公的后人礼乐之邦鲁国保存得最完善，也最正宗，不知道孔子为何没有听到并盛赞之。三千年后在今天的曲阜“六艺城”还能在还原的表演中看到点影子，但是并没有让我这样的音乐爱好者感受到“洪钟大吕”的韵味，我只好慨叹并归咎于音乐传承之薄弱。倒是周朝的几部典籍，不仅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轰鸣了三千年，而且至今还奏响在当代文化的重要旋律之中。看来文字这东西生命力还真强。
很难想象，三千年前的周朝对后世的影响居然体现在几部著作之中，我笑自己写身边的周朝时居然把它们给忽略了。如果说周朝的身体还在那些景观遗迹中仅存的话，那么周朝的思想或灵魂却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的这几部书中跳跃。
大家都知道《周易》这本书，也知道《史记》所载的“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个事。实际上周文王写的是《易经》，春秋时的后人又写了《易传》来注解它，其中包括孔子，到战国时期，便出现了《易传》七种十篇。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春秋时代《周易》作为占筮书流行，现在还有很多人把它看成算命书，这可能与当初文王在监狱中的初衷有点接近。当然现在还有人把它推崇成“是宇宙的密码，基因能破解的命运它能破解，基因不能破解的命运它也能破解。”，这可能有点令文王惊讶了。不管怎么样，哲学家从中看到了“阴阳”，信息学家从中看到了“信息场”，文献学家看到是“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中华建筑、音乐、医学、纪年等等，也无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上论天文，下讲地理，中谈人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从帝王将相如何治国到老百姓如何处世做人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可谓包罗万象。这些无论如何都是文王想不到的吧。一部周易，文王开始也就写了四千多字，经过后人的不断增补和演绎，到今天形成了庞大的易学，几乎成了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有人戏称其为“主观唯物主义”的巨著，我看还是挺有深度的看法。不知道文王在七年监狱生活的苦闷忧愁之中，是否也预测到了自己把伏曦的八卦玩成六十四卦的历史贡献？应该是不会的。但从那些画在墙上、地上的长短不一的线条中，他还是看到了事物的物极必反，这种辨证眼光和对卦辞、爻辞的深刻阐释，都是大智之人才能做到的，也是坚韧之人、豁达之人才能做到的。有人说这些卦辞和爻辞之所以艰涩难懂，是由于文王在监视之下为保全自己而故意含糊其词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他的大智之处吧。历史终究是回报了他苦尽甘来、兴衰转换的思想，不但给了他一个王朝始祖的身份，还在他的王之前加了个“文”字，“周文王”这个大名恐怕不光是他一生慈惠爱民、德高望重的阅历写照，也应该是得益于《周易》的贡献吧。对于古代帝王的这种追谥，也正是从周文王开始的。真可以说，一本书奠定了一个王朝。
据说，《诗经》也是由离周初500年后的孔子整理的，但其真正有这个名字是由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尊“诗”为经典，才定名为《诗经》，先秦时代称为“诗”或“诗三百”，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都说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而实际上它更是一部周朝的“乐歌”总集，如果当初有人能加上音谱传下来，那其地位恐怕还要高。《诗经》也是周朝历史的一面镜子，从作者看它是可以作为“信史”来看待的，虽然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但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从内容看，它包括了周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祭祖与宴会、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也有劳动与爱情、风度与婚姻，还有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等，比起《史记》、《逸周书》来，更具有“原生态”的味道。《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诗经》又是写实的，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真可以帮助我们从《封神榜》中解脱出来看到一个真实的周朝。我们观赏着其中描写的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再想象着那原本有着的娓娓伴奏，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一个全新的《诗经》，也能感受到周朝先人们并不神秘更不保守、爱憎分明有情有义的心理世界吧。想到这个，开篇的那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如同一首“小夜曲”轻柔地奏响，高雅之气迎面而来……还有谁说《诗经》和它的作者周朝人是艰涩难懂的呢？是否也可以说，一本书承载了一个王朝呢？
“礼仪之邦”的说法由来已久，一开始是特指鲁国之地，后来整个山东的齐鲁之地都这么叫，再后来就扩展到整个中华民族了。而所谓“礼仪”，其根源无疑是《周礼》，当然还有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周礼》可能并不是周朝人所写（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郑玄之说，认为是周公之典），作为儒家经典，现在多认为其成书在战国时期。尽管此书的成书年代仍是个有争议的千年公案，但其中内容涉及的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则是《周礼》和周朝紧密联系的铁证，战国人也就是拾了周朝的牙慧而已。《周礼》原名《周官》，明显地指向周朝的治国纲领，别的不说，《周礼》讲国都地点的选择，是通过“土圭”来确定的，这不就是定新都洛邑的真实写照吗？有人说《周礼》并不是特定写周朝的典制而是一个理想的典制，还有人说五行思想在《周礼》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而战国才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我想问的是：难道周公心里不想搞出一个理想国吗？难道周朝就只有“阴阳”而没有无行观念的产生吗？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就是孔子也不敢说比周公更聪明吧？孔子扬周礼，继承恐怕是主要的，是不是也走向了某些周礼的反动而成为某种禁锢呢？500年后才出现的此位大儒家，不是口口声声“克己复礼”而又实实在在地名为推崇周公实则狠踹了一脚吗？周公的七年摄政，在他眼里究竟是“仁义道德”还是“君君臣臣”呢？比起曹操在《短歌行》中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赞扬周公的心态来，孔先生恐怕还没有这样的肚量。
牢骚多了，言归正传。《周礼》就当不是周朝人所写吧，但周礼产自周朝并孕育了《周礼》则是谁也发不了牢骚的吧。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西周的礼乐制度开创了中华民族礼仪文化的先河。周公所制定的“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周在周公之前没有确立嫡长制，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这是现实。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周公之“乐”则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文化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都表明，《周礼》的精髓在周公时代就已经是客观存在了，因此，《周礼》不仅是周朝的，而且是万代的。一本书，成就了一个王朝，也开辟了无数个贤达人士的幻想，更挺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孔子确实帮助周朝做了不少事情，但就象他虽然参与了《周易》、《诗经》的编撰，而《周易》、《诗经》毕竟还是周朝的一样，《周礼》也是属于周朝的。但孔先生在其中或多或少地起到的“秘书”的角色作用，还是令人尊重的。这三部典籍，也实实在在地帮了他很大的忙，托起了他“先师”的名分。如果说，一部孔子的《论语》敲响了万世的洪钟大吕的话，那周朝的这三部典籍，应该更是真正的洪钟大吕吧。这其中的的道理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标签：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