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译文全集》目录及书摘
昨天买到两本《巴金译文全集》，想知道总目，去网上查，竟有比较详细的目录和介绍，而且还有每一卷的后记，就是不容易集全。好容易把它们搜罗全了，重新排版整理出来，送给需要的朋友。为此而偷懒几个小时，稍微耽误了新书的翻译进程，虽然有愧，但我必然会按照完成的：）
15:08 07-4-27 肖毛
《巴金译文全集》（共10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出版说明
所收译文，或据最近版本，或据经作者校订的《巴金译文选集》（上、下册，三联版），少量据建国前版本校订；其中《我的自传》、《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则经成时同志据外文版全面校订。卷注释，除注文末注明为原注或其他语种译者所注外，馀均为中译者所注。为便于读者检索，附全集篇目索引于第十卷之末。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六年九月
第一卷：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
第二卷：父与子、木木、普宁与巴布林、门槛（屠格涅夫）
第三卷：处女地、散文诗（屠格涅夫）、回忆屠格涅夫（巴甫罗夫斯基）
第四卷：往事与随想、家庭的戏剧（赫尔岑）
第五卷：《草原故事》及其他、文学写照、回忆布罗克（高尔基）、托尔斯泰论（托洛茨基）、春月之死（石川三四郎）
第六卷：红花集（迦尔洵）、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迟开的蔷薇（斯笃姆）、六人（鲁多夫·洛克尔）；第七卷：骷髅的跳舞（秋田雨雀）、过客之花（E.亚米契斯）、丹东之死（阿·托尔斯泰）、夜未央（廖·抗夫）、秋天里的春天（尤利·巴基）、笑（D.奈米洛夫等）、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
第八卷：地下的俄罗斯（司特普尼亚克）、我的生活故事（凡宰地）、西班牙的斗争（若克尔）、战士杜鲁底（爱玛·高德曼等）、西班牙（A.苏席）、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A.米宁）、西班牙的日记（C.罗塞利）、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A.苏席）
第九卷：狱中记（柏克曼）、狱中二十年（薇拉·妃格念尔）、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
第十卷：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告青年、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克鲁泡特金）
《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 517页 定价：30.8元
目录
中译者前记
英文本序
作者小引
作者第二版序
我的童年
侍从学校
西伯利亚
圣彼得堡
西欧初旅
归国以后
牢狱生活
西欧亡命
附录
《我的自传》译本代序
《我的自传》译后记
《克鲁泡特金全集》（第一卷）序
代跋
序
有人听见“讲真话”就头痛，其实我讲真话，总是从自己做起。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声音哑了，我还会使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到了既不能说又不能写的时候，我还可以借用过去积累的那些东西，我说它们是我捡来的武器，我曾经用来战斗了一生。现在全集印成，给我留下的只有编印译文集的工作了。
一九九○年我有了编辑译文全集的计划，这年秋天我答应了朋友树基的要求，在全集出齐之后继续合作，完成第二个“全集”。可是八年的编校工作使我疲惫不堪，何况树基又是带病工作，我还听说他把腿架在凳子上看校样，我感到内疚，考虑再三，我决定放弃出版译文全集的打算，并通知了树基。
这其间三联书店编印的译文选集问世了。六年前我为这个选集写的序文好像在谈今天的事情。我当时这样写道：
“我记得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一些前辈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捡来的别人的武器。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也可能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我虽然称它们为‘试译’，我重读它们，还是十分激动，它们仍然打动我的心，即使这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它们也可以说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便是我对自己译文的看法，六年前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它们的确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真话，经过了考验的真话。我要摔掉它们也办不到，连我一九二二年在成都《草堂》月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翻译小说《信号》也给人挖了出来。事情总有人来做，或者照别人的意见，或者依我的想法，除非我自己有个计划。我不再迟疑了。我又一次向树基伸出了手。我张开双臂将我用过的武器全收在一起，我打开仓库老老实实让大家看个明白，我究竟有没有宝藏。
我就在选集的基础上编印我的译文全集。做法仍然是把一本一本的书稿交给朋友树基，仍然是同样的一句话：“一切拜托你了。”
其它，序文里讲得清清楚楚，不用我唠叨了。
巴金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片断
我的童年
莫斯科——旧宫厩区——最初的回忆——克鲁泡特金家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莫斯科是一个历史发展甚为迟缓的都市，至今城中各处还把在历史的迟缓行程中所遗留的陈迹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外莫斯科河畔一带，有着宽广而寂静的街道和一排用灰色漆油过的低的房屋，看起来很是单调；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不分昼夜地紧闭着。这一带地方就是商人阶级的隐居所，又是那班外表上非常严峻、古板，专制的，信奉“旧教”的非国教派的大本营。克里姆林宫至今还是教会和政府的根据地；宫前一片广大的土地，点缀着几千家店铺和货栈，几百年来这地方就成了热闹的商业区，而且至今依然是横被整个广大帝国的国内贸易的心脏。
特威尔街与铁工桥就是几百年来时髦的大商店的两个主要中心；而蒲鲁席加与杜洛哥米洛夫加这两个工匠区至今还保留着莫斯科建都时代那班吵吵闹闹的居民所特有的景象。每一区自成一个小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营各的特殊生活。连那些铁路（当它们开始侵入旧都的时候）也在这古城郊外几个特殊的中心点集结着它们的货栈、工场，以及它们的满载货物的车辆和火车头。
在克里姆林宫后面，阿尔巴特与蒲列奇斯顿加两条大街之间有一带像迷宫一般的，又清洁，又静寂，迂回曲折的大街小巷，这个地方至今还依然被称为旧宫厩区。在莫斯科全城内恐怕没有比这旧宫厩区更特别的地方了。距今约五十年以前，旧莫斯科贵族就住家在这一区里，而且就在这里慢慢地消亡了。他们的名字是常见于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史上的，然而后来却不得不把地位让给新来者（即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彼得大帝所召用的“各等级人等”）而自己引退了。这些先朝贵族看见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新朝廷中受到排挤，便只得退居在莫斯科的旧宫厩区，有的就隐居在首都附近乡村中风景如画的别墅里。因此他们对于在涅瓦河畔的新都中身居政府要职的那一群“来历不明”的杂族人等，便不由得怀着轻视和暗暗的妒羡。
他们在青年时代，多半委身于宦途，尤以从事军务的为多；然而常常因了某种缘故，他们不久就辞了职，并不曾得着高官厚爵。那些较为得意的人还在本地方得到一个清闲的，差不多是名誉的位子（我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人），而其余的多数人就完全告退，过着赋闲的日子。虽然他们一生转徙无定，走遍了俄国的广大地面，但他们总会设法回到旧宫厩区中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他们从前受过洗礼的教堂（而且当他们的父母的葬仪举行时又曾在这里宣读过最后的祈祷）附近销磨他们晚年的岁月。
代跋
树基：
我讲过，我不是翻译家，又不曾精通一种外语，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制造的武器。那些武器帮助过我，我愿意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
译文的第一卷《我的自传》出版较早，是我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我的影响极大。初版时我写过一篇“代序”，说是写给我的弟弟看的，主要还是谈我自己的感受。这篇“代序”以后编入了散文集《生之忏悔》，就被我从《自传》里抽去，后来各版中都不见“代序”了。
《自传》在中国虽然销路不大，可是也有好几种版本。初版由上海启明书店发行，只印了一千册，那是一九三○年的事。后来上海出版合作社在一九三四年又印了一版，作为“插图本克鲁泡特金全集”的首卷，用的却是启明书店的旧纸型。
一九三九年初我在南方“身经百炸”之后，回到上海，在“孤岛”进行小说《秋》的写作。这其间我把一些旧的译文校改一遍，交给相熟的书店重版，这本修改过的《自传》就交给了开
明书店，一直发行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本卷中保留了开明版的前记。
最近的一个版本则是一九八五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书中增加了一篇“附录”，那是一九六六年俄文本的前言，是B.A.特瓦尔朵夫斯卡娅撰写的，我没有征求三联编辑部的同意，不便转录在本卷中。
最后我想谈谈本书翻译的经过。
本书是在一九三○年初译成的，大约也就在前一年开始翻译。一九二七年我初到巴黎的时候，友人吴克刚正在翻译《自传》。他那间小屋子里一张小圆桌上堆了一大堆从学生练习簿上撕下来的散页，上面写满了字，歪歪斜斜，又不太密。这是初稿，而且只是最后的一部分，旁边还摊开一本法文的《自传》。原来他是从讲西欧的一部分开始的，这里有他熟习的人和故事，如格拉佛，他还带我到郊外去探望过这些老人，他对我说过有疑问可以写信去向老人求教。可是不到三个月，吴克刚又因参加国际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来回到上海，担任劳动大学教授。我和他通信不多，我同老人的联系也就中断了。第二年我也回国，在上海见到吴，我最关心的还是那一堆写满钢笔字的散页（他的初稿）。不用多说我便带走了一个大纸包，另外还有一本法文旧书《我的自传》。他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了。一年以后我交了卷，将启明版《自传》送给吴，并感谢他的译稿对我的帮助（我今天还想对他说，“对我的人格发展他有大的帮助”）。他淡淡一笑，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谈这个。但是我一直体会到一部书牢牢系住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友情。
《自传》以各种版本问世，一晃就是六十多年。我常常记起过去一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想到久别的朋友，想念最深的时候，吴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不幸的是我因骨折第二次住院治疗，躺在病床讲话有气无力，几次谈话都没有说出我的意思。
我期待着未来，我抱着一个信念——我总会下床的。哪知不到我下床他又离开了大陆。我在病床上讲得少却想得多，除了我的“著作全集”外还有“译文全集”。关于“译文全集”，你知道，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起初答应了你，以后又迟疑起来。我的病使我放弃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的翻译，因为我没有精力和能力，也没有时间。现在轮到我来给自己做总结了。改不改？出不出？我自己找不到一个痛快的回答。最后我决定下来并且写了序言的时候，我还因没有找吴克刚校订《自传》而感到遗憾。更不幸的是我的病情逐渐加重，不能作为你的助手参加第二部全集的工作。正在为难的时候，我遇见一位酷爱翻译的朋友，他刚从新华社国际部退下来，不用说有时间有精力也有能力，他愿为我校订《自传》，我便拿了一本一九○六年的英国普及版给他。我译《自传》根据的是我那本十二版美国的原著，英国普及本多了一篇著者一九○六年的新序，据说这一版被帝俄政府全部买去，外面流传很少，马宗融大哥有一本当成宝贝不肯借人，却为吴用打字机打了一个复本。我的“跋”就是根据这个复本翻译的。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得到一本英国普及版，我也当作宝贝。这次我把它交给徐成时，只要求他简单地看一遍，可是他工作认真负责，又关心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他不仅指出我的错误，并且改正了不少译文不妥的地方。接到他寄来的改订稿，我感到自己的愿望实现了，为了这个，我感谢我这位老友。
写完上面的话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记起来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过去的生活，远去了的朋友。
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读者成为我的朋友，从投稿人成为出版社的主要翻译者。他走上翻译道路，我鼓励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译文送到读者手里。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文革”后他看见我忙忙碌碌，曾经对我说：“你翻译工作搞不完，我接着给你搞。”他很有信心，我也相信他，我比他年长十二岁，我以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头。他热爱文学，淡泊名利，我们趣味相同，我也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谁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给我一点时间，表示理解，更不用说我的感谢了。不然的话，现在“译文全集”编成首卷问世的时候，我会感到轻松。当初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这个噩耗，今天我将这卷书献给他——翻译家汝龙，作为对他的纪念。
巴金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
《巴金译文全集》第二卷 542页 定价：29.5元
目录
父与子
附录
关于《父与子》
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
给非罗索佛娃的信
给某夫人的信
跟巴甫罗夫斯基谈《父与子》
解说
后记
木木
译后记
普宁与巴布林
译后记
门槛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
三十九号
薇娜
后记
代跋
片断：
“喂，彼得，还看不见？”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的绅士，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天，他穿一件带尘土的外衣，下面露出一条方格纹的裤子，光着头，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①里走出来，站在低台阶上。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那是一个脸蛋滚圆的小伙子，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的柔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儿眼神。
这个听差，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蓝宝石耳环，他的颜色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总之，这一切都显出来他这个人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地朝路上望了望，回答道：“老爷，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
“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
“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一遍。
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我们现在趁绅士弯着腿坐在那儿、带着沉思的样子朝四周望的时候，把他向读者们介绍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客店十五里①的地方，这是一片有两百个农奴的上好的田产，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地分给农民，创办了所谓“农庄”以后的说法——二千亩②的田地。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③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不过人并不坏；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的一生都消磨在军队里面，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他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职成了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哥哥巴威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我们以后再谈巴威尔的事情），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念书，接触的尽是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奉承的副官和其他的联队的和司令部的军官。他的母亲是柯利雅津家的小姐，出嫁以前闺名叫做Agathe④，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阿嘉浮克列亚·库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娃，完全是所谓“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十分讲究的帽子，穿的是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跟前⑤；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要给他们祝福——总而言之，她过得十分快乐如意。
代跋
树基：
现在我来谈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我们住在湖滨小旅馆里，白天爬山游湖，晚上聚在小小的房间里聊天。丽尼和陆蠡也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丽尼翻译过《贵族之家》，稿子还在手里。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那时都已有了中译本，销路不大，新译稿一时不易找到出路。我们都主张先把长篇译出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出下去，先出选集，以后还可以出全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
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
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我有点着急，可是我还是解决不了那些杂事。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我曾经逃往南方，后来又回上海住了一年半，完成我的《激流三部曲》。这时候没有杂事干扰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时间来翻译屠格涅夫。丽尼他们完成了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失约了。
这次在上海我只有功夫把《父与子》的英译本匆匆翻看了一遍，打算下次回来便动手翻译。我坐上太古公司的海轮离开上海码头，我的哥哥李尧林和陆蠡在码头上对着我不停地挥手。
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陆蠡身陷日本侵略军牢笼生死不明，我同尧林的联系也从此中断。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当时我手边只有一本苏联版普及本屠格涅夫选集（大本，它还是重庆秦抱朴夫人送我的），还有一本加尔奈特夫人的《父与子》英译本，我主要依靠这个英译本，然后参照普及版原著进行工作。那是在桂林的事，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文生社的宿舍在东门外，我的老友林憾庐从香港撤退到桂林在东郊租了一处小小的楼房，他分了一间给我。我每天晚上在文生社吃过晚饭回到这里，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
《父与子》这部书翻译还不到一半，林憾庐就因病搬出东郊小屋。我一个人在小屋继续工作一个短时期，也搬回文化生活社宿舍，仍然和林憾庐为邻。林憾庐的病情恶化，他住在宇宙风社。起初他自己开方服药，由家属护理。不久终于倒下，请名医出诊，病不见起色，在旧历大除夕的凌晨离开人世。他的家人忙了一夜，他们的忙碌行动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中翻译《父与子》的。这是初稿。紧接着就翻译《处女地》。我手边连加尔奈特夫人的英译本也没有，我是根据一本“万人丛书”版的英译本开始工作的。后来才找到加尔奈特夫人的译本，还是设法托人从上海家中带出来的。我准备改变生活，四四年五月去贵阳、重庆同萧珊蜜月旅行，在动身之前译好《处女地》。因此桂林撤退，《处女地》译稿并未损失，只是译笔草率，又未根据原著校对，这样才有六、七十年代重译的事。关于《处女地》我以后还要谈到它（在第三卷的代跋上），现在先在这表示歉意，请求读者原谅。
《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建国后五三年在上海为平明出版社组稿，我把《父与子》校改一遍交给平明出版，付印前还请一位前辈友人替我通读全书，挑出一些文字不妥的地方。《父与子》在平明印过几版。
以后平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我的译稿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又改了一遍，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版本。我不会再改动什么了，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了。
对于屠格涅夫我并无研究，除了两部长篇外还译过两个中篇①和一部分散文诗。我不曾写过论文，因为我写不出，我是通过翻译向他学习的。我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我每改一次译文感受就深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代人中间的隔膜，就是我们所谓的“代沟”。我最初读耿济之的译本就有很深的印象。我时时注意到家里的长辈们跟我的、跟我们的想法总是不同，总是冲突。我一事一事地思考，把长辈们的讲法和做法跟我们的想法一一对照，我对封建思想的反感已在逐渐形成，我不仅是向《父与子》，也向许多同时代的书，还向教我念英文的表哥濮季云、向许多朋友寻求帮助。我一直注意我和读者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坦白地说，我比屠格涅夫幸福。
巴金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
《巴金译文全集》 第三卷 541页 定价：30.6元
目录
处女地
译后记
散文诗
后记
回忆屠格涅夫
后记
代跋
片断：
第一部
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①——摘录一个农场主的笔记
在一八六八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大约一点钟的光景，有一个二十七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了一身不整齐的破衣服，走上彼得堡军官街一所五层楼房的后楼梯。这个人吃力地啪哒啪哒拖着一双穿破了的胶皮套鞋，慢慢摇摆着他那肥大、粗笨的身子，终于走到了楼梯顶上，在一扇半开着的破旧的门前站住。他并不拉铃，只是大声喘了一口气，便闯进一间窄小、阴暗的穿堂里去了。
“涅日达诺夫在家吗？”他提高他那不大清楚的声音问道。
“他不在。我在这儿，进来吧，”从隔壁屋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也是相当粗的声音。
“是马舒林娜吗？”新来的人再问道。
“正是我。您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吗？”
“皮敏·奥斯特罗杜莫夫，”这个人答道，便小心地脱下了胶皮套鞋，又把旧外套挂在钉子上，然后走进那间发出女人声音的屋子里去。
这间屋子里天花板低，又不干净，墙壁漆成了深绿色，整个屋子就只有从两扇布满灰尘的小窗透进来的一点点光线。
房里全部陈设只有这几样：角落里摆着一张铁床，正当中放着一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女人，她没有戴帽子，身上穿了一件黑呢衫，正在抽纸烟。她看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默默地把她那只粗大的、红色的手伸给他。奥斯特罗杜莫夫握了她的手，也不说一句话，便坐到一把椅子上，从衣服的边袋里掏出来一支已经抽了半截的雪茄。马舒林娜给了他一个火——他便抽起烟来；他们都不作声，甚至没有互相望过一眼，两个人便在这间已经烟雾沉沉的屋子里一口一口地吐起青色的烟圈来。
这两个抽烟的人身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面貌一点儿也不像。在他们的并不端正的面貌（两个人都有粗大的嘴唇、牙齿和鼻子，奥斯特罗杜莫夫的脸上还有一点儿麻子）上可以看到一种表示正直、坚定和勤劳的东西。
“您看见了涅日达诺夫吗？”奥斯特罗杜莫夫末了问道。
“看见了。他马上就回来。他拿了几本书上图书馆去了。”
代跋
树基：
现在继续谈有关《处女地》的事情。
五十年前日本侵略军兵败投降。四五年底我回到上海，眼前还摇晃着两个人的手，可是尧林三哥已经躺在病床上热度不退，托朋友介绍住进医院，也只活了一个星期。至于生死不明的友人圣泉①，仍然生死不明，我们一直等待他的归来，其实他早已遭日军毒手。我翻看从重庆带来的《处女地》，就不能不想到一个正直善良而有才华的朋友的遭遇，我践了约带着两本屠格涅夫的长篇回上海，可是我到哪里去找我的朋友呢？
两部书都由文生社印了出来。《处女地》来不及交给平明出版社重排，主要原因是书中译文不妥处很多，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
我的杂事又多了起来。但我也不能拿这个“借口”来拖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期下了改译《处女地》的决心。有时我到北京开会也把改译的本子带了去，准备抽空进行“工作”。然而我还是只能“抽空”，因此即使带来带去改得也很少。后来我两次去越南采访，回来又得赶写散文报道，自己对改译的工作完全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感觉到一阵狂风带着大片的乌云迎面吹来，我像罪人似的给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揪进了“牛棚”，抄了家，进行游斗甚至电视批斗，受尽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我的妻子还挨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她想不通，得了不治之症，又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早早离开了人世。我不相信假话，坚持要看到最后，我终于活了下来，不用说也终于看到“四人帮”受审。
萧珊逝世后一年，我的“问题”得到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做翻译工作。
这是“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决定的，第二次的处理则是推翻这个“结论”，不用说那是人民的决定了。
第一次的决定是由进驻上海作协的工宣队“书记”当面念给我听的，他还讲了“不给工作，参加学习”。我就问：“可以搞点翻译吗？”他说：“可以，可以。”第二天他在作协学习小组会上宣布我参加学习时就多了这么一句：“搞翻译”。
我再也不用为时间发愁了！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躲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翻译“四旧”①了。我的书房仍旧给封闭着，我便利用那小屋的破书桌安心工作。
说是安心，其实也是提心吊胆，工宣队老师傅的话不见得可信，谁能保证他明天不来把稿纸通通搜去？但是我也有一个打算，我的译文现在不会有人出版的，我在书本上改译，然后抄在稿纸上，还可以用复写纸抄写两份送给图书馆。总之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即使丽尼在“文革”后期终于因受尽折磨痛苦地死去，他译的书今天还在读者中间流传。一九七八年，《处女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手稿也送到图书馆了。
最近我在杭州养病，望着门外一片湖水，我不能不想起五十八年前的一次春游，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还在我的手边，它们还在叙说三个知识分子的友情。我想念远去了的亡友，这友情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正是译文全集发稿的时候，请允许我把我译的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献给两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陆蠡和丽尼），愿他们的亡灵得到永恒的安息！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 658页 定价：41.50元
目录
往事与随想
献给尼·普·奥加略夫
序
第一卷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
我的保姆和Lagrandearmée——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见拿破仑——一伊洛瓦依斯基将军——同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一卡卡洛——共同管理产业——分产——枢密官
第二章
保姆们的议论和将军们的闲谈——不明不白的身份——俄国百科全书派——寂寞无聊——女仆房和门房——两个德国人——一一功课和阅读——教义问答和福音书
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逝世和十二月十四日——精神的觉醒——恐怖主义者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第四章
尼克和麻雀山
第五章
家庭生活的细节——俄国的十八世纪的人——我们家里的一天——客人和habitues〔法语：常来的人〕——仲伦倍格——随从和其他的人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部——莫斯科大学——化学家——一我们——一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巴谢克——列京夫斯基将军
第七章
课程结束——席勒时期——青春的初期和艺术家的生活——圣西门主义和尼·波列沃依
补遗
亚·波列查叶夫
第二卷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八章
预言——奥加略夫被捕——火灾——一个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地
第九章
逮捕——见证人——普列契斯千斯基警察分局办公室——家长作风的审判
第十章
在瞭望台下面——里斯本警察长——放火犯
第十一章
克鲁季次营房——宪兵的故事——军官们
第十二章
侦讯——大戈里曾——小戈里曾——斯塔阿尔将军——索科洛夫斯基——判决
第十三章
流放——市长——伏尔加——彼尔姆
第十四章
维亚特卡——大人的办公室和饭厅——基·雅·丘菲亚耶夫
第十五章
官吏——西伯利亚总督——一个贪得无餍的警察局长——一个“恭顺的”法官——一个烧烤的县警局局长——一个传道的鞑靼人——一个女性的男孩——土豆的恐怖及其他
第十六章
亚历山大·拉甫连季叶维奇·维特别尔格
第十七章
皇位继承人在维亚特卡——丘菲亚耶夫的下台——我调到弗拉基米尔——县警局局长审理案件
第十八章
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开始
后记（一）
后记（二）
第三卷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十九章
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
第二十章
孤女
第二十一章
分离
译后记
附录
致项星耀信
一一九八八年二月九日
二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致减仲伦信
一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二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
三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四一九七八年九月二日
五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六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七一九八八年七月九日
八一九九四年八月二日
致周朴之信
一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
二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三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四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
五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
六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
七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八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九一七九年七月二日
家庭的戏剧
第一章
一八四八年
兆候
伤寒病
第二章
第三章
心的迷乱
第四章
又一年（一八五一年）
第五章
第六章
《海洋之夜》（一八五一年）
第七章
一八五二年
第八章
后记
追记
豪格
再记
特丁顿出发之前（一八六三年八月）
到达以后
附录
赫尔岑日记摘录（四则）
一一八六三年二月二日
二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热那亚，费得尔旅馆
三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欧尼斯轮船上
CivitaVecchia（其威塔维基亚）
四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苏黎世
关于《家庭的戏剧》
代跋
片断
第一章
我的保姆和Lagrandearmee①——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见拿破仑——伊洛瓦依斯基将军——同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产业——分产——枢密官
“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喂，再给我讲一回法国人到莫斯科的事情吧。”我老是这样说，一边在小床上伸着懒腰，用绗过的被子裹住身子，我的小床四周都缝上了布，免得我摔出来。
“咳！这有什么可讲的呢，您已经听过那么多回了，况且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您还是明天早点儿起来好。”老妈妈照例这样回答，其实她很愿意再讲她所喜爱的故事，就像我很愿意再听那样。
“您就讲一点儿吧，您怎么知道的呀，它怎么开头的呀？”
“就是这么开头的。您知道您的爸爸是怎样的人——他总是拖拖拉拉的；他收拾行李，收拾行李，总算收拾好了！人人都说：‘该动身了，还等什么呢？城里头人差不多走光了。’可是不，他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①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块儿怎么走，起初是这一位没有准备好，然后又是那一位没有准备好。后来我们都收拾好了，马车也准备好了；老爷们坐下来吃早饭，突然我们的厨师脸色十分惨白，跑进饭厅里来报告：‘敌人进了德拉果米洛夫门了。’我们大家心都紧了，叫了一声：‘啊，上帝保佑吧！全都惊慌起来；我们正在忙乱、唉声叹气的时候，看见街上跑过一队龙骑兵来，他们戴着这样一种头盔，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马尾巴。城门全关上了，您那位爸爸这下可交了‘好运’了，还有您同他一块儿；您的奶妈达利雅那个时候正抱着您喂奶，——您是那么娇嫩、柔弱。”
我骄傲地笑了笑，我高兴自己也参加了战争。
代跋
树基：
关于赫尔岑的回忆录，我本来有不少的话可说，可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夸夸其谈了。好在我写过两篇后记，最近又找出几位友人的信，它们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事情。我自己也许没有想到我完成不了这部书的翻译，一九二八年我第一次读到回忆录的英译本，我充满信心要把这部巨著译出来。
一九三六年我开始选译回忆录的片断，我还向鲁迅先生说过，我要全部翻译这部“大书”。一九四○年我在上海翻译了《家庭的戏剧》；“文革”后期我开始翻译回忆录的第一卷，我把它
当成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我在散文《 》中也表示了做完这件工作的决心。你可以想到当我告诉项星耀同志我无法完成这件工作时我心里是多么难过！项星耀同志当时已经翻译了四卷，他把译稿送给我，支持我翻译出版。我很感激他，但我把他的译稿送还给他，让他继续翻译下去，现在他的译文已经全部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正如我在给他的信中说的：“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我谢谢他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
我和减仲伦同志的友谊同样是建立在赫尔岑回忆录的基础上的。仲伦同志在北大教书，没有见过我，他也是一位赫尔岑的爱好者，他知道我翻译赫尔岑回忆录就主动与我联系，他愿意替我的译文校对。他读过我译的《家庭的戏剧》，曾提出宝贵意见。他为我校阅了第一册的译稿，回忆录的书名《往事与沉思》，我便是根据他的建议改为《往事与随想》。
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因为这些，我衷心感谢他。我记得，后来我因病住院，他还到华东医院探望过我，他为我不能译完全书感到惋惜。
我希望他继续把赫尔岑介绍过来，中国读者需要这类的著作。
附录中还收了我给周朴之同志的信。他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册）的责任编辑。他抱病工作，为我的译文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早已离开了我们，最近重读我给他的信的复印件，想到一些事情，抑止不住思念之情。
我常说，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为什么我反复讲我要译完全书，因为我担心自己完成不了这件工作。人说我很有毅力、很坚强，其实我很软弱，我写了许多文章，翻译过不少作品，这都是与自己斗争的结果。我也有失败的时候，那就失信于读者，欠下了还不清的债。除了这部书之外，还有纪格念尔的回忆录《俄罗斯的暗夜》、克鲁泡特金的《俄法狱中记》，前者只留下一章《我的幼年》，而后者译好的一章也已不知散失在哪里了。这十年来，我经常在回答朋友的书信中抱怨杂事的干扰，我也不断地与杂事斗争，我想抓住有限的时间，可是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许多想做的事情都无法完成了。我没有精力校阅全部译文，这第二个“全集”能够出版，全靠你的支持和帮助，你了解我，我用不着在这里表示感谢了。
巴金 九五年十月十六日
序
许多朋友劝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全本，这并不困难，至少头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在《北极星》①上面发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们不统一，偶然地断断续续，时而提前叙说，时而
移后描述。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无法改正。作一点增补，把各个篇章按年代顺序编纂起来，并不是难事；然而d’unjet〔法语：马上，一下子〕要把全书回炉重写，我不想这样做。
《往事与随想》并不是连贯地写成的；某些篇章之间相隔好几年。因此书中处处都留下写作时期的时代色彩和各种情绪的痕迹，——我不想抹掉它。
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然而把这些外屋、顶楼、厢房合并在一起，它也是统一的，②至少我是这样看法。
这些笔记并不是初次的试作。我在二十五岁左右，就动手写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①给转移到弗拉基米尔②，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来使我感到苦恼，感到屈辱；我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
就像坐在最后一个驿站里得不到马的人那样。事实上这差不多是“行将结束的青年时代的最纯洁、最严肃的时期”。③那个时候我虽然寂寞，却心里开朗而幸福，好像小孩们在节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样。每天都有写着小字的书信④到来；我为它们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它们帮助我成长。然而别离折磨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更快地度过这无限长的时光——充其量不过四个月⑤……我听从了对我的劝告，开始在空闲时候写下我关于克鲁季次的回忆，关于维亚特卡的回忆。我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以后，过去的事便淹没在现实的世界里了。
一八四○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他喜欢它们，他把两本笔记本刊登在《祖国纪事》⑥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余的一本倘使没有给当作引火材料烧掉的话，现在一定弃置在我们莫斯科住宅里的什么地方。
十五年过去了，①“我住在伦敦樱草山附近一个偏僻地方，遥远、浓雾和我自己的心愿把我同全世界隔绝。
“在伦敦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可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一切来来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利益、全人类的事业，至少是全民族的事业；我和他们的交谊可以说是没有私人感情的。——岁月过去了，没有谈过一句我想谈的话。
“……然而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连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错误②之后开始清醒，恢复元气。我最近几年的生活事迹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怀着恐怖地发现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真相会随着我的死亡而消灭。
“我决心写下来；可是一个回忆唤起了几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旧的、半遗忘了的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梦想，年轻人的希望，青年时期的大胆，监狱与流放——这些并不曾在心灵中留下半点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样一下子过去了，这一声霹雳使年轻的生命焕发青春而且更加坚强了。”③
这一次我写作不是为了赢得时间——我用不着匆忙。我开始写这部新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记得《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BritishMuseum〔英语：大英博物馆〕里翻阅俄国杂志，偶然看见了它们。我找人把它们抄下来，并且重读了一遍。它们激发起来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显地看到在这十五年中间我竟然这么衰老了，这使我开始大为震惊。那个时候我还是以人生和幸福为儿戏，好像幸福就没有止境似的。《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调子差异太大了，因
此我不能从那里取用任何东西；它们属于青年时期，它们应当保存本来面目。它们的早晨的亮光不适宜于我的黄昏的工作。它们里面有许多真实，但也有许多玩世不恭；此外它们那里还留着海涅①的明显的痕迹，我在维亚特卡曾经入迷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在（往事与随想》里面看得见生活的痕迹，此外就不会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迹。
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人安慰，它是忧郁的，却为理智所谅解——这需要花许多时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
几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便把它们抛弃了。后来在今年夏天我向一个青年时期的朋友②重读我最后的稿本，这个时候我才自己认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来……我的作品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过高，很可能这些刚刚显露出来的轮廓里只是为我一个人埋藏了许多东西；可能我读的时候理会到的比我写在纸上的多得多；这里叙述的事情唤起了我的一幕幕的梦景，它好像是难认的字，只有我才有开启它的钥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精灵怎样在字里行间跳动……可能是这样，但这部书并不因此就对我减少价值。对我来说，它多年来一直代替了人们和我失去的东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别的时候了。
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康的过程。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忍受某些创伤。
一个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纪多大，在他身上总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属于个人的一切这个办法恢复了青春。他从而感到了轻松，心胸开阔……有时过分开阔……的确，在毫无个性的共性、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像浮云一样地漂浮在它们之上的未来的形象中间，人有时感到空虚、孤独。但这又怎样呢？人们想保存一切：要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边开放着五月的鲜花！修道士在苦闷的时刻靠着祈祷得到解脱。我们并不祈祷，我们从事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许，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
不错，在生活里有爱好重复的韵律、爱好反复的曲调的；谁不知道老年多么近似童年？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头，连同它那用鲜花编成的花冠和用荆棘做成的荆棘冠①，连同它的摇篮和棺材，类似的时代常常重复，而主要点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时期还不曾有过的事物，它已经丧失了；青年时期毫无个人考虑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样没有个人考虑地从乌云和霞辉里现出来更加光辉，更加宁静。
……当我想到我们两人②现在快到五十岁，站在俄国自由语言的第一架印刷机③前面，我觉得我们在麻雀山上少年时期的格留特里④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
生活……许许多多生命、不同国家的人民、革命、极其亲爱的人们都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出现、变换、消失了；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给事件的无情的旋风扫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变了：太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①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让《往事与随想》算清个人生活的帐，而且作为个人生活的总目吧。剩下来的思想就用到事业上去；余下来的力量就投到斗争中去。
我们的同盟仍然如此……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不倦地宣扬真理啊，——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在我们身旁过去！②
《巴金译文全集》 第五卷 426页 定价：29元
目录
《草原故事》及其他
《草原故事》小引
马卡尔·楚德拉
叶美良·皮里雅依
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
鹰之歌
伊则吉尔老婆子
柯留沙（速写）
可汗和他的儿子
因为烦闷无聊
草原上
一个人的诞生
一首歌子是怎样编成的
《草原集》后记
文学写照
列夫托尔斯泰
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
安东·契诃夫
柯罗连科时代
符·加柯罗连科
米·米柯秋宾斯基
尼古拉·加陵－米哈依洛夫斯基
米哈依尔普利什文
回忆布罗克
亚历山大布罗克
人们背着人的时候
后记
托尔斯泰论
春月之死
忆春月
代跋
片断
《草原故事》小引
近年来一种渴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这个“狭的笼”中，我渴望着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树林，以及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然而现实的黑暗给我摧毁了这一切。我只有在这生活的废墟上悲哭。可是这其间也曾有过好梦来安慰我。
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①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登堡②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神话，才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
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神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
巴金 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
代跋
树基：
这一卷主要收了高尔基的早期作品。重读这些短篇，我又想起一些往事，我更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我的表哥濮季云。我还记得，我在赠给端端的全集的扉叶上写过一段话：
“我就看见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小小房间里一张方桌旁，一盏清油灯下，两个年轻人摊开一本（缩本）《大卫·考伯菲尔》。他不单是我的英语的启蒙老师，他还让我懂得许多事情……”我最初读到的高尔基小说的英文译本，也是他介绍给我的。他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函购了《草原故事》的英译本，他让我带到上海。这本小书，跟着我到过法国，后来又跟着我回到上海。这本小书唤起我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每当我受到现实生活折磨的时候，我就想到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我摊开搞纸，开始翻译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东方杂志社的朋友向我索稿，我陆续把译文交给他们发表。后来我把它们编成一本小书，根据英译本原文，内容如下：《马加尔·周达》、《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我当时并不知道英译本是意译的，删掉了不少段落，其中《不能死的人》只是《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连“丹柯的心”也没有了。这本小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接受。在经历了五家书店之后，我终于下决心重译，恢复原著的面貌。那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草原集》。我还记得，一九五○年秋我带着清样到福州路开明编辑部找周予同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史学家，那时兼管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位知名的民主人士，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中，竟被首批抛出来，作为“靶子”，遭到残酷迫害，含冤而死。
开明书店不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草原集》停印。后来中青社出版《高尔基选集》，采用了我的这几篇译文，并要我翻译《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组
稿，我在开会之余又翻译了高尔基的另外几篇小说，完成了这本《〈草原故事〉及其他》。
老实说，我还不能直接翻译高尔基的原著，要靠英译本作参考。我每翻一篇总要修改几次，只能说我写出了自己对高尔基的理解，并不一定能完全表达高尔基的原意。通过翻译我不断向高尔基学习，通过翻译我才理解了高尔基那颗“丹柯的心”。我并不崇拜名人，不过这些短篇实在是精品，真正的精品！
现在说到《文学写照》。
当初平明出版社要稿件，我为他们翻译了《回忆契诃夫》，接着又翻译了《回忆托尔斯泰》。两本书都是从法译本转译的。后来借到一本苏联出版的英译本《文学写照》，我便翻译了全文。《文学写照》不是我自己编辑的，因此只有一个“出版说明”，这次我把它删去了。
关于这一部分，我只想说，高尔基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话。托尔斯泰家庭的悲剧，有个时期成了热门的话题，各有各的说法，两方面争论得很厉害。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大地主，有一大堆儿女，还有不少食客。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很不容易。托尔斯泰夫人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料托尔斯泰和管理这个家上。她崇拜托尔斯泰，她曾为托尔斯泰抄过七次《战争与和平》的稿子。托尔斯泰不满意这种贵族生活，他要改变生活方式，几次想离家出走，却下不了决心。托尔斯泰不是软弱的人，但身上充满了矛盾，据说他晚年离家出走时留给夫人的那封信，已锁在抽屉里长达二十五年。托尔斯泰在艺术上成就越高、名气越大，就越是想做到言行一致。他甚至认为艺
术创造是“罪恶”，他想离开艺术，只是为了资助他的信徒“灵魂的战士”移居加拿大，他才继续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他的三大杰作之一。托尔斯泰放弃版权，他的夫人却不得不出版他的著作以维持家用。我读过一篇文章，叙述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说他们开饭的时候，托尔斯泰一坐上桌子，就皱起眉头，他的夫人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菜不好？托尔斯泰苦笑着回答：菜太好了。托尔斯泰还发现，他的夫人偷看他的日记，其实她只是为了想了解他，以便更好地照顾他。她还想保护托尔斯泰，免受他那些狂热的“弟子们”的操纵和歪曲。而事实上，她越是想理解他，却越是难以理解他，他们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帮助下离家出走，病死在火车站上。托尔斯泰夫人受到很大打击，整个人都改变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对亚历山德拉说：“我爱他，整整爱了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
我同意高尔基的看法：“她也是他的亲密的、忠实的、而且我相信还是唯一的朋友。”
最后再转回到我的表哥濮季云身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三十五年前。他是以公务员的身份从都江堰退休回来，我和他在成都少城公园喝茶谈天。我以为他可以平静安详地度过晚年，谁知道过了几天去看他，他已病倒在床上，床前放着一碗药汤，说是肝火太旺。又过一些时候，我去看他，他已迁居城外，据说患了晚期肺结核。没等我再去看他，他就离开了人世。对于他，我什么话也没有机会说，许多话藏在心里。
他是我的第一个引路人，我如今找到自己的道路，却忘记了他。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要我帮他找工作，我没有办到，今天再一次想到往事，我责备自己是一个忘恩的人。现在把这卷书献给他，表示我的内疚。
巴金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巴金译文全集》 第六卷 571页 定价：32.4元
目录
红花集
红花
信号
一件意外事
军官和勤务兵
癞虾蟆和玫瑰花
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
并没有的事
旅行的蛙
译后记
快乐王子集
童话
散文诗
艺术家
行善者
弟子
老师
裁判所
智慧的教师
讲故事的人
后记
迟开的蔷薇
马尔特和她的钟
蜂湖
后记
附录
在厅子里
六人
后记
代跋
片断
红花
纪念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一
“我代表彼得一世皇帝陛下宣布视察本疯人院！”
这句话是用刺耳的、响亮的大声说出来的。病院的抄写员坐在一张有墨水迹印的桌子前面，在一本破旧的大簿子上登记病人的姓名，他忍不住微微一笑。可是那两个护送病人的年轻人却没有笑容：他们刚刚把疯人从铁路上带到这里，他们同他一块儿过了整整两个昼夜，他们的腿快要站不稳了。
在他们到达以前的最后一个车站上，疯人的病发作得更厉害了；他们居然在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件给疯人穿的紧衣，又请了几个列车员和一个警察来帮忙，把紧衣给病人穿上。他们就这样把他带到城里，又这样送他到病院来了。
他的样子很可怕。他的灰色衣服在发病的时候给撕成了破片，现在套上一件领口很低的粗帆布紧衣，贴身地裹住了他的身体；两只长长的袖子给绕到背后绑牢了，使他两只胳膊交叉地紧紧贴在胸口上。他那对睁得圆圆的红肿的眼睛（他整整十天不曾睡觉）冒出来呆滞的、强烈的光芒；神经性的痉挛使他的下嘴唇一直在哆嗦；他一头乱蓬蓬的鬈发像鬃毛似地垂在前额上。他迈着快速的、沉重的脚步，在办公室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走来走去，一面用探询的眼光望那些放文件的旧橱架和漆布面的椅子，偶尔还看看那两个同他一路来的旅伴。
“带他到病房去。往右走。”
“我知道，知道。我去年跟你们一块儿到这儿来过。我们来视察病院。我全知道，要骗我可不容易，”病人说。
他向着门掉转身去。看守给他把门打开了；他高高地抬起头迈着同样快速、沉重而坚决的步子，离开了办公室，差不多跑着向右边、向精神病人的病室走去。两个护送他的人差一点赶不上他。
“按铃！我没法按。你们绑住了我的手。”
看门人打开了门，这一行人进了病院。
代跋
树基：
前几年有人在一九二三年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现我翻译的短篇小说。原来我在那时发表了一篇迦尔洵的小说。我在成都就只译过这一篇作品，是从英译本《俄罗斯短篇小说集》中译过来的，至于我在哪里找来这本书，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我只记得我表哥当时已经结婚移居乐山。这年我同三哥去上海，坐木船经过乐山。木船靠岸后，我们上岸去看望姑母和表哥。这是礼节性的拜望，我们离船的时间又不能长，姑母问了一些事，三哥答了一些话，就匆匆告辞走了。
表哥讲话很少，显得消沉，我觉得他已经背上家庭的包袱了。
我说过，我常靠翻译来学习，我翻译迦尔淘的短篇小说《信号》（原译《旗号》），他在作品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使我感动。
那个怀着满肚子怨气，抱怨“狼不吃狼，人却活生生地吃掉了人”的查道工瓦西里，他受到上级不公正待遇后，带着工具去撬铁轨，被他的同事谢明发现了。这个好心的邻人跑到铁轨那里，从自己的帽子上撕下一块棉布做成一面小旗，又从靴筒里抽出刀来，戳进他的左臂，用他的鲜血染红了小旗，并高举红旗阻止火车的前进。当火车头已经看得见时，他眼前一片黑，红旗也被扔掉，可红旗没落地，另一个人的手抓住了它。火车停住了，人们从车上跳下来，围成一大群。瓦西里埋下头，努力地说：“绑住我，我撬开了一节铁轨。”他的旁边躺着一个在血泊里失去知觉的人。《信号》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篇译文我没留底稿，后来重译了它，那是解放初期的事。当时师陀替上海出版公司编辑丛书，向我组稿。我译了几个短篇给他，一共出版了三小册，他很欣赏迦尔洵。八十年代我又把它们编成《红花集》，交给三联书店印行。师陀催稿的情景就在眼前。《红花集》出版，他已不在人世。师陀是一位有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讲究文体，一笔不苟，他本来应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可是他没有机会发展他的才华。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小说《历史无情》被腰斩。十年大梦中，又倍受摧残，后来默默地死去，读者几乎忘记了他。最近听说有人要重印他的作品，希望这是事实。师陀的作品一定会流传下去。
我翻译王尔德童话也是为了学习，不过这是学习做人。
我最爱的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冬天来了，快乐王子的塑像“站得高，看得远”，什么地方什么人生活困难，他都看在眼里，他要求在他身上栖息的即将飞往南方的小燕子把他身上
的宝贝取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直到身上有值价的东西分散干净，小燕子也冻死在他脚下。
王尔德是有名的美文家。他那几篇童话有独特的风格，充满美丽的辞藻。快乐王子心碎而死，又被请进天堂，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我都没有条件学习。因此拖到四二年我才拿起笔碰一碰王尔德的童话。我一个人在去成都的旅途中，身边只带了一本“王尔德”。我在当时发表的《旅途杂记》中写着“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翻译了王尔德的一篇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那一年我还在重庆翻译了《快乐王子》。”什么事都怕开头，一开头就会接下去。虽然以后我把书放回书架，但是两个人物一直拴住我。为了巨人和王子，我又把“王尔德”放在身边。
一年一年地过去，我感到寂寞痛苦的时候便求助于“王尔德”，译稿在一页一页地增加。几年后，书完成了，我对两个人物的理解加深了。这就是我的学习。
我少年时期就喜欢念斯托姆的小说，特别是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二五年我学习世界语的时候也曾背诵过世界语译文，这本书我去法国时带在身边，却没有想到邮船过印度洋时，我在三等舱甲板上失手把这本书落在海里。我极为懊丧。
几年后我在上海友人那里看到一本《迟开的蔷薇》，是日本出版的袖珍本，作为德文自修课本用的，还有日文的解说。我向朋友把书要了来放在外衣口袋里，有空就拿出来念几段，我还
可以背出一些。
记得一九三三年，我从天津三哥宿舍去北京沈从文家时，《迟开的蔷薇》就放在我的口袋里。所以，我的一篇散文《平津道上》里面引用了德国小说家的文字。
四三年我在桂林，从朋友陈占元那里借到斯托姆的《夏天的故事》（德文）拿回家去随意朗诵，有时动笔翻译几段，居然把《蜂湖》（《茵梦湖》）等两篇译完了。后来选出《迟开的蔷薇》等三篇集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桂林发行。我曾写“后记”介绍，我说：“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这是我当时的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想。《在厅子里》这一篇也是从《夏天的故事》里翻译出来的，在友人熊佛西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不曾收入集子。这次来不及修改了，就收在这个集子里面吧。
现在谈（六人》，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评论，它仍然是一部艺术作品。当时曾在范泉同志编的《文艺春秋》上连载过。后来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革”后由三联书店重印。关于它，我在“文化生活”初版本上写过一个说明。已经过去五十年，我还想在这里借用一次，就抄在下面：
“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德国革命者洛克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借用了六个人物和六个解答——六条路，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阐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六人便是他对那个曾经苦恼着无数人的大问题的一个答案。
“浮士德在书斋中探求人生的秘密，唐·璜在纵欲生活中享乐人生；疑惑腐蚀了哈姆雷特的生活力，唐·吉诃德的勇敢行动又缺乏心灵来指引；麦达尔都斯始终只想着自己，反而毁了他自己，冯·阿夫特尔丁根完全牺牲自我，却也不能救助人们。
“但是最后六个人联合在一块儿了。六条路合成了一条路。
“新的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新的太阳带着万丈光芒上升。”
我在病床上看到的也还是这样。
巴金 九六年一月十二日
《巴金译文全集》第七卷 473页 定价：26.9元
目录
骷髅的跳舞
著者序
译者序
国境之夜
骷髅的跳舞
首陀罗人的喷泉
过客之花
译者序
丹东之死
著者序
译者序
新版后记
附录
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夜未央
小引
附录
关于廖·抗夫
后记
秋天里的春天
附录
译者序
三版题记
笑
前记
白痴
加斯多尔的死
木星的人神
附录
关于爱罗先珂
叛逆者之歌
前记
伏尔加的岩石上
伏尔加伏尔加
寄西伯利亚的音信
答普式庚
断头台上
献给苏菲巴尔亭娜
吕西·德木南
劳动歌
忆古田大次郎（断片）
遗言
门槛（存目，文见第二卷）
给裁判官
代跋
片断
国境之夜
人物
大野三四郎：土地开垦所的主人
假面人：大野的影子
大野雪子：大野之妻
大野绿子：他们的长女
大野次郎：他们的次子
大野五郎：他们的三子
旅行者夫妇和小孩
安利希加：虾夷人①
地点
北海道，十胜平原的一部分。
布景
舞台左边有一片平原，被雪盖着。远处有国境边的盖着雪的群山，在那里有几条雪车过后的痕迹在发亮。右边是大野垦地所屋子的内部，屋子的中间和左边有玻璃窗，靠前面的左边有一扇通外面的门。右边也有一道门是通内室的。建筑虽不华丽，却很坚固。玻璃窗子边垂着厚的冰箸，像剑一般。
在房子中央有一个大火炉，里边正燃着熊熊的火，一把大铁壶内正盛着沸腾着的水。中间的一扇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椅之旁有一盏大洋灯挂着。三四本帐簿放在桌子上，右边的门旁边立着一个小钱柜。一切都足令人追忆北海道初期的成功者的生活。
第一场
〔起幕时房中的人都围炉饮葛汤。只有家主坐在桌旁写什么东西。家主的妻子在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葛汤，看她的容貌，好像要比她的真正年纪轻得多。
女：〔手里拿着一杯葛汤〕母亲，外面狂风怒吼着！而且一定还下雪呀；窗子上那么多的雪。……
母：〔正在预备葛汤，略抬起头来〕呀，如果老是这样下雪，网走线怕又要不通了。我一生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的大雪，虽然我在北海道住了二十年以上，但是像今年这样的大雪还是第一次见到。
女：幸好父亲昨天回来了。如果他要在这样的夜晚回来，我们不晓得要怎样不放心哩！
代跋
树基：
这一卷包含七部作品，即四个剧本、一个中篇、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诗集。除四幕剧《夜未央》外，其他三个剧本都是从世界语译过来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是世界语的原著。短篇集《笑》，其中有两篇是从世界语翻译的；《叛逆者之歌》中那首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也是从世界语转译的。
我是一九二四、二五年在南京开始自学世界语的，这之前在成都我就写过推荐世界语的文章。二八年底我回到上海经朋友索非介绍，参加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在学会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我租到房子为止。那时索非刚刚成家，也要租房子，我们就合租在一起。在宝光里，我住后楼，在楼下客堂工作。
索非仍在世学会任干事，晚上到世学会办公，他拉我同去。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到鸿兴坊，在那里只有一个公务员。我批改函授学校学生的作业。作业不多，也容易处理。我高兴的是这里有两个书橱的图书和报刊，都是世界语的。我当时工作不多，有机会读这么多世界语书刊，我很满意。这个时期我看了好些书，写了不少文章。
我们星期天下午也去，参加会员活动，交了好些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可是不到三年，“九·一八”事变后，索非搬了家，不再去鸿兴坊。鸿兴坊世学会连同两书橱的珍贵图书不久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从此我渐渐地失去了同那些感情真挚的朋友的联系，我至今还想念他们。
我翻译世界语作品，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短短的三、四年时间，译出了这四部作品。除《骷髅的跳舞》外，原著都是从鸿兴坊借来的。《骷髅的跳舞》正如“译者序”上所说，是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买的。这个世界语译本收了三个短剧，作者秋田雨雀是位世界语者。人类爱的思想，打动了我的心。
若干年以后，我在东京遇见了秋田雨雀先生。他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告别酒会，想不到一九六一年的第一次见面，就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仍然充满了人类爱的感情；仍然相信春天不会灭亡；仍然相信为全世界所有的喷泉和草原。他的外孙女自杀了，他为青年人组织了“不死鸟”会，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坚持斗争、绝不放弃责任、绝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热情地对日本青年说：“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热爱生活，努力改造今天的社会。”
《骷髅的跳舞》这本书在开明书店印了两版，译者署名“一切”，读者不知他是谁，以后也没有重印。其他三部译文：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一九三○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后来交索非印了一本小册，早已绝版。四○年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翻译小文库”，重印了一版。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交给开明出版时，编者要我写一篇介绍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这本书也已绝版了。只有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还流传至今。这是两个孤儿相遇于集市上在秋天里看见了春天的故事。三十年代曾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心。
编这卷书，即使是请朋友轻轻地念一遍，也使我想起许多事情。鸿兴坊毁掉以后，在十年大梦期间，我有机会重温世界语文学。梦醒之后，我还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用在包括世界语运动在内的社会事业上。一九八○年，我受敬爱的亡友胡愈之的鼓励，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我还相信可以为世界语事业做很多事情。瑞典会议的见闻鼓舞了我的信念，同朋友们在一起，我看见前途的光明，我相信世界共同的语言能迅速发展。没想到八二年摔伤骨折，又查出患帕金森氏症，体力日渐衰退，目前已和疾病斗争了十年以上，为世界语尽力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想到朋友们对我的失望，我十分惭愧，编这卷书用的底本，也是根据许善述同志编印的《巴金与世界语》中校订过的译文。许善述同志我没有见过面，只通过几封信。他编这本书，收集译文十分认真。他抱病工作，书印出来时，他却见不到了。校订者是李士俊同志，我感谢他纠正我的错误。我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想说的话很多，不能畅快地写出来，我把这卷书献给世界语运动的朋友，让这短短的一段话，代替我说不尽的感激，向世界语的朋友告别，你们都在我的心中，我祝福你们，世界语的前途无量。
巴金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著者序
我的二十年来的孤独的生活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那扇窗户，我的小窗户，开了的时候，
我不禁惊讶起来。……我看见无数的窗户将为全人类，全世界而开。他们，人类的一分子们，已开始在战争的深的惨祸中，在监狱的厚厚的墙壁中来打开那些窗户了。
他们——身受重伤，精力竭尽……然而眼里却射出灿烂的光辉，因为他们的右手挖出了心给他们的敌人。
从每扇窗户里挖出一颗心！
从无数的窗户里挖出无数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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