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老舍全集》编选的成就，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全集》编选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全集》内容的丰富性。众所周知，过去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师的全集 时，除了《鲁迅全集》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外，其他大师的全集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取舍或 删改，特别是回避了那些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关的“敏感”篇章或段落。《老舍全集》的 编辑者在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之后，充分借鉴了其他大师级全集编选的经验和教训，从 而确定了《老舍全集》独特而先进的编选思想。正如编辑者所说：“这次编辑《全集》 ，我们的一条总的原则就是要保持老舍创作原貌，现存老舍作品全部收入，没有撤去任 何一篇。收入的作品除改正个别原版误植之处，不加任何删节改动。”尽管编辑者所制订的编选原则最后未能全部实现，但这种开放的编选思想对《全集》的编选来说自 然是十分重要的。
《全集》对自己所确定的开放性的编选思想未能全部贯彻，对读者所做出的“没有撤 去任何一篇”的承诺也未能完全兑现，结果导致了《全集》仍然不“全”。尽管“全” 是相对的，绝对的“全”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的篇目，甚至于多 次被收入过老舍其他专集的篇目，《全集》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漏掉的。例如，《国庆 与重阳的追记(“济南通信”之六)》，曾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海南版)，不知何故 被《全集》遗漏了；《小动物们续(鸽)》，曾收入《文集》第14卷，《全集》却只收了 “正篇”而遗漏了“续篇”；两篇同名散文《敬悼许地山先生》，曾分别收在《文集》 第14、15卷，《全集》却只收了第14卷中的一篇而遗漏了第15卷中的一篇。《多写些小 戏》、《世界人民要求释放季姆》、《你看见过肯尼迪吗》等篇目，老舍生前就已经 发表过，《全集》不收也是不合适的。至于《<龙须沟>人物介绍》、《顶可爱的北京》 等篇目，则是近几年才被发现并见之于报刊的，按理说也应该收入到《全集》中去。遗 憾的是，以上这些篇目，在《全集》中均看不到它们的身影。
《全集》在编选老舍的短篇作品时，有的将老舍生前所编定的专集和单行本直接收入 了《全集》，如《老牛破车》、《出口成章》、《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等；但也有的 则是按照原刊收入的，如曾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福星集》、《小花朵集》中的 部分文章。然而，这种取舍似乎缺少合理的依据。例如，《全集》为了照顾老舍幽默文 体，而将长篇散文《一些印象》分为散文和幽默文两部分，分别收入了《全集》第14、 15卷。当年，老舍是为了编选《老舍幽默诗文集》一书的需要，才去节选《一些印象》 的。现在，我们是在编选《全集》，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将一篇文章人为地分成两半了 。特别是《老牛破车》，由于《全集》不是按照初版本，而是根据老舍1944年前后的增 补本(未能出版)而收入的。这样，就给《全集》带来了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如：随同 《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第16卷的《我怎样写<火葬>》一文，与随同长篇小说 《火葬》收入《全集》第3卷的《<火葬>序》，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章。一般来说，一篇 文章在同一部《全集》中不宜出现两次。随同《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第16卷 的《我怎样写通俗文艺》和《我怎样写<剑北篇>》两文，也无法找到它最初的发表时间 和出处。《全集》“附录”中说《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载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第 7卷第1期，但笔者在该刊中未能查到该文。从内容上来看，前一篇文章系根据《<三四 一>序》和《三年写作自述》两文编辑整理而成，后一篇文章系根据《<剑北篇>序》和 《<剑北篇>附录(致友人函)》两文编辑整理而成。如果单独出版《老牛破车》增补本， 收入以上两文那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将两文随同《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 最好能查明它的原始出处后再予斟酌。另外，《全集》第13卷收入的旧体诗《改编<荷 珠配>脱稿有感》，也系误收。它并非是老舍本人的诗作，而是老舍手书唐代诗人韦应 物的一首诗。
《全集》留下的遗憾之处不仅存在于选篇上，而且更多地是表现在内容上。对已经收 入《全集》的部分文章，《全集》不仅未能兑现“不加任何删节改动”的承诺，相反的 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删节改动”。这些改动，有的是从这次收入《全集》时才发生的。 如《全集》中收入的散文《且在生活上表现点爱国样子吧，哪怕是假的也可以!》，后 半部分误排了梦惜《悲惨的纪念——“九·一八”七周年的献词》一文(载本文的下方) 的内容，造成了张冠李戴。散文《自遣》，大部分内容莫明其妙地消失了，显得文章很 不完整。新诗《打》，后半部分误排了另一首新诗《战》的诗句，造成了该诗的不伦不 类。《抗战民歌二首》，也由于未从原刊收入该诗，以至于使《全集》漏掉了第二首民 歌。旧体诗《内蒙东部记游》，也不知是何原因，而将后面的(二)、(三)、(四)首旧体 诗不明不白地给全部删去了。相声《过新年》，在收入《全集》时把原刊稿中间的两页 给漏掉了，结果使这段相声变得残破不全……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虽然未必是编辑者主观上的意愿，然而在客观上差错是已经造成了。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全集》的编选未从原始文献入手，而是在借鉴以往已有成果的 基础上进行，于是使那些过去曾经“删节改动”过的篇目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全集》。 如散文《内蒙风光》，在收入《老舍散文选》时最早被“节选”，现在“节选稿”又被 顺理成章地收进了《全集》。然而，这种以“节选”身份收入《全集》的篇目，总让人 产生出一种名不正而言不顺的感觉。散文《白石夫子千古》，由于原刊稿中有一段关于 “反右派斗争”的内容，于是在初收《老舍散文选》时做了删改，如今“删改稿”也被 收进了《全集》。新诗《新春之歌》，在初收《老舍新诗选》时删去了歌颂“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诗句，如今“删改稿”也被《全集》所收入。其他，像 相声《神仙辞职》，快板《我们选举了毛 》，散文《毛 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论文《请多注意通俗文艺》，讲话《我的几点体会》、《说好新书》，创作谈《答友 问》、《积极发挥文艺尖兵的战斗作用》等篇目，也都对个别“敏感”段落做了删改。 这些删改，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讲是绝对不允许的，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对编选 者最起码的要求。同时，也无须去做为贤者讳的傻事，这是对老舍本人的不尊重。正如 一些学者以及本书的编辑者所说的：“后人无权删改作家既成的东西，历史是不能改变 的。”“老舍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的思想不能超越时代，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解放以后许多作家都有着和老舍相似的经历，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只 有承认历史，才是尊重历史，尊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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