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国文: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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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诗歌: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文/涂国文

    “国家不幸诗家幸!” “悲愤出诗人!”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面对大地上的空前劫难,面对成千上万死难的魂灵,中华民族在短暂的惊愕过后,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悲恸中。一时间,整个世界的目光与泪水、悲悯与爱心、人性与良知、哀挽与追思,一齐向着汶川涌动、汇聚和堆积。巨大的悲怆和感动,山一样压在中华民族的胸膛中,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情感的洪流在激荡、奔突,它迅速找到了“诗歌”这一具有“短、平、快”、抒情性强等形式优势的宣泄口。诗歌,在民族遭遇巨大浩劫后的第一时间里,肩负起了宣泄民族情感、抚慰民族精神创痛、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和文体使命。

    中国历史,在危难时刻,再一次选择了诗歌。借助于现代传媒特别是网络的强大传播功能,在短短几天、十几天的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抗震诗歌作品,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结集,在电台、电视台上播送,在社会上流传、在各地的赈灾晚会和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中国当代诗歌,迎来了“大跃进诗歌”、“新时期诗歌”之后的第三次浪潮。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大凡一股文学浪潮的涌现,均受制于社会事件(包括“政治事件”和以地质、气象事件为主的“自然事件”)的影响。在常态下,文学沿着自己固有的河床平静地流淌;然而它一旦遭遇另一股非文学的强大的漩流或飓风,文学便会跃出自己的河床,同这股漩流或飓风扭结在一起,形成一股新的裹挟一切的更强大的涛涌和潮流。5.12的震波,从震源汶川,一圈一圈向着整个中国扩散、冲击,复又朝中心聚拢,把久已在时代的边缘苟延残喘的中国当代诗歌,重新吸附、拖回了中华民族的视线和心灵之中。

    1949年迄今,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浪潮”一词,就决定了它的民间性、平民性。纯粹的诗人和作家群体,是没有能力掀起文学“浪潮”的。只有普通民众加入其中,才有可能形成文学的浪奔浪流。因此,“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浪潮”,其准确表达应为“中国当代民间诗歌运动的浪潮”。由于文学所具有的强大的同化功能,民间创作的诗歌作品,一旦从地下跃出地面,便与专业创作者的作品一起,被阳光镀上同样耀眼的金色。来自民间的“风”被孔子收进《诗经》后,便成了丝毫不逊色于来自士林与庙宇的“雅”与“颂”的杰出文本,就是有力的佐证。

    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是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诗歌”。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共产主义幼稚病,使得“诗歌”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遍地是“诗人”;浅薄的浪漫主义和廉价的想象与激情,充斥在那些分行的押韵文字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是这一诗歌浪潮的中心内容;“吹”,是这一诗歌浪潮的真实写照。

    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是出现于1976年至1986年之间的所谓“新时期诗歌”,这是一场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动员人数最多、艺术成就最辉煌、影响最深远的诗歌浪潮。在这次浪潮中,诗歌精英们振臂一呼,诗歌大众云集响应。大众与精英一起,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共舞。诗歌,成为文学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主风景。这场诗歌浪潮,以“天安门诗歌”为先声,以“朦胧诗”为高潮,以“汪国真诗歌”为余绪。“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是这一诗歌浪潮的经典诗句;“思”是这一诗歌浪潮的显著特征。

    “朦胧诗潮”之后,“新生代诗歌”粉墨登场。中国当代诗歌,开始从崇高、典雅、激情和深刻中判出,从责任、秩序、大众和精神中逃离,一步步走向语言、走向冷漠、走向口水、走向废话、走向“下半身”、走向时代的边缘。喧嚣多年的诗潮寂阒了,诗歌,不再是社会的事情、民众的事情,而只是少数“诗人”们自己的事情。“新生代”现身后,虽然“诗坛”事情不断,“口水诗”、“垃圾派”、“废话派”、“下半身”、“梨花体”等“繁花似锦”,却再也无关于大众的哀乐,无关于时代的痛痒。

    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便是2008年这次汶川大地震之后喷发的全民诗歌狂情。奥运“圣火”火炬上的红色祥云在空中遄飞,古老的中华大地却在浩瀚的黑色劫难中呻吟。中华民族这个迷乱已久的族群,他们蒙垢已久的良知、冰封已久的激情、泯失已久的人性、消弥已久的爱心,在突如其来的民族大劫难中,迅速觉醒和聚结,并借助诗歌这一轻便的载体,几乎在一夜之间,惊人地完成了对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和修复,完成了对民族心理的纠偏与织补,完成了对民族情感的引爆及升华,完成了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定位和再塑。

    正如部分文化学者2008年5月17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讨论会上所认为的那样:“在这个地震时代,人们悲情地营救、抢救、自救,而一次强有力的‘抢救’行动悄然展开,不同的是这次抢救的对象是时代精神废墟中的幸存者——现代诗。”抗震诗歌,是中华民族自发和自觉的一场救助运动,也是中国当代诗歌一次自发和自觉的“自我救赎”运动。中国当代诗歌在迷失自我近二十年之后,再次向着中国诗歌“诗言志”和抒情传统回归;中国诗歌,再一次与苍生疾苦、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汶川不哭、四川不哭、中国不哭”,是这一诗歌浪潮的代表诗句,“恸”是这一诗歌浪潮的情感基调。

    20世纪和21世纪相交前后,中国社会灾难频仍,悲情笼罩着中国大地:1998年抗洪、2003年“非典”,山西“黑砖窑”、南国大雪灾,这次又是震级达8.0的汶川特大地震……灾难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在文学中投下了它的草蛇灰影。“后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继续沿着文学固有的发展轨迹在行进,却也不可避免地被重大的灾难事件所扭转,被触目惊心的生活事件所改变。2007年南国大雪灾之中的中国诗歌,为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中国当代的第三次诗歌浪潮的涌动,作了一次队伍和情绪上的动员和预演。“后灾难时期”的“灾难文学”,已日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个显著特征。

    抗震诗歌作者,主要表现为三大群体:一、震区外的诗人和作家;二、震区外的普通大众(包括有文学爱好和素无文学爱好的两部分民众);三、地震亲历者(包括诗人、作家和普通大众)。在5.12之后涌现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抗震诗歌中,普通诗歌爱好者和普通民众所创作的作品,占有绝对优势的比例。地震不久在网上流传极广的两首诗《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作者洪卫国,天津海关干部、《中国海关通志》编辑)和《妈妈,别哭》(作者待考,但肯定不是诗人和作家),就出自于两位普通民众之手:

      孩子 快/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妈妈怕你 碰了头/快 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 我怕/天堂的路 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自从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孩子 你走吧/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再也没有爸爸的拳头/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模样/来生还要一起走//妈妈 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我们说 不哭不哭/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没有我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着的孩子吧//妈妈 你别哭/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地走/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记住我们的约定/来生还要一起走

                    ——洪卫国《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妈妈别哭,我现在已没有痛苦/不用再看我,你一辈子也会记住/地震来得那么唐突/没有什么可以遮护/幸存的同学真让人羡慕/那一刻,求生的愿望强烈却茫然无助//妈妈别哭,我不能陪你走今后的路/这么多人陪我我不会孤独/却担心你悲痛地泪流如注/我多么希望你能幸福/我多想长大了孝敬父母/我真的不想早走这一步//妈妈别哭,地震是大地在发怒/也许是它一时糊涂/才伤害了这么多无辜/我只是不幸中的一卒/还有更多的人惨不忍睹/泪水掀不起压我的混凝土//妈妈别哭,别再抱着我幼小的身躯/我已没有往日的温度/呼吸和心跳已经止住/请给我换上爱穿的衣服/拿来我爱读的书/假如天堂里还有学府/我会在梦中告诉你考试的分数//妈妈别哭,天灾人祸是对圣灵的荼毒/你柔弱的身躯无法挡住/只要妈妈你还活着/就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因为有你,每年清明那小坟上,会多一锹土//妈妈别哭,天堂里我们会相互扶助

                       ——佚名《妈妈,别哭》

    读了上面这样的诗歌,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谁能把持得住自己?谁不肝肠寸断、热泪如倾?谁不为那些被震魔摧折的花蕾,为那些被废墟所掩埋的同胞泣血?在这场特大的民族劫难中,广大作家和诗人也没有缺席,他们虽不能亲赴灾区参与救援,但他们迅速拿起了手中的笔、敲响了书桌上的键盘,加入到全民族的哀悼之中。在《天涯诗会》,在《中国诗歌网》,在全国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论坛……被灾难震醒、被人性唤起的作家和诗人们,纷纷“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块“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作品之多,难以记数。下面我随意撷录两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让我们一齐来听一听诗人们与苦难民族一起跳动的脉搏:

      我知道一条必须打通的路叫人道/我知道汶川的同义词叫灾区/我甚至比专家们更早的预测到/地震的中心是幸存者/是那只女孩的小手/它从瓦砾里伸出,企图抓住一分一秒/那只红嫩的、生姜般/曾翻阅过连环画、捕捉过蜻蜓的小手/从未得罪过世界/可为什么要求它来紧紧攥住绝望/又慢慢松开希望//一直以来/我们把大地当作母亲/可现在有人指认大地为凶手/我只想问,当死神在汶川暴怒的时候/这一刻,大地,你在哪里/我还想表达,大地,是你带走了汶川/带走了这么多平凡、世俗的生命//我知道有一颗良心是慈善/我还知道坚强的伴侣是脆弱/今天,那只天使的小手/点燃了我忽明忽暗的泪眼/点亮整个中国的美好/每个人都成了一个红十字会/捐献着爱与安慰/祈祷着平安

                    ——潘维《为汶川地震写下的》

      汶川,我的兄弟姐妹/2008年的5月12日/我看见一片黑压在午后/我听见你在喊疼/你的骨头在喊疼/是咬着牙拼尽最后的力气喊的/喊疼并不是你一贯的做派/喊疼是因为你实在承受不了//超过极限千万倍的挤压和重//如果疼你就喊,大喊/如果大喊能够替代你的眼泪和疼/我听见你的大喊我就过来了/作为一根同样质地的骨头/我们的经络、血脉、肌肤和肉/彼此包裹和牵扯/此时,我能为你做的是/就是向你靠拢再靠拢/站成一排骨头/站成一列骨头/站成骨头的阵列/让你深处的疼/通过骨头/通过骨头的震动/传递给我

              ——沈荣均《汶川,我听见你的骨头在喊疼》

    毫无疑问,如果从抗震诗歌的艺术性方面来考量,普通民众创作出的作品,显然无法与训练有素的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相比。然而,在重大的灾难面前,诗歌的艺术性,常常让位于诗歌的抒情性。灾难是个庞大的“过滤器”,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它往往会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暂时过滤掉,只留下简洁、明朗、通俗和力量。这就是由普通作者创作的诗歌往往能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作家、诗人们创作的作品却不能广为人知的原因。从这一意义来说,今日的“抗震诗歌”,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抗战诗歌”——特别是类似于诗人田间的“街头诗”。

    抗震诗歌闪烁着耀眼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光辉。与中华民族在震前举办的“迎奥运、传圣火”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狂情相比,抗震诗歌所传达出的民族感情,放射出了更博大、更智性、更深刻、更健康的时代光芒。抗震诗歌的内容构成,大体包括八个方面:一、对灾难的谴责;二、对逝者的追悼,特别是对遇难孩子们的哀挽;三、对伟大母爱的讴歌;四、对崇高师德的敬仰;五、对人民子弟兵的歌颂;六、对人性领袖的亲近;七、对灾难的反思;八、对生者和民族的祈福。

    与以往任何一次诗歌浪潮和“灾难文学”相比,出现在这次抗震诗歌中的国家领导人形象,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真正完全褪去了叱咤风云、令人敬而远之的“政治家”的生硬外壳,还原成了与芸芸众生哀乐与共、也怒也哭的性情中人。这一点是抗震诗歌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这次诗歌浪潮中,出现了大量的描写总理温家宝亲临震区指挥救灾,深入废墟,泪为人民而流、声为人民而嘶,感动中国、感动世界的动人场景。请看这首诗:

      老爷子还好,只是流泪了/摔倒了,刮伤了/忘记年龄,他想呐喊/瓦砾堆中任何一丝缝隙里/都可能有他的子民,活的或死的/他要见到他们,抚摸与拥抱/悲喜交替/每一天/黄金营救72小时风一样的过去了/5天走遍所有重灾区/他心里皱纹横生,白发千丈/肉的割舍,有些已经不会疼痛/感觉不到湿冷和饥饿,忘不掉的声音/来自废墟,草皮之上瞬间造就的/一个人间地狱,老爷子/这不是你愿意见到的/而麻痹的天堂不久就会苏醒/有女人和孩子在,家园就会被重建/会有再也不能被动摇的/广厦千万间,衷肠与悲愤/文字几近无力,老爷子/叫你一声老爷子/即便生死茫茫,天涯也比邻

                   ——佚名《老爷子——致温总理》

    抗震诗歌伟大的历史功绩,首先体现在当特大浩劫突然降临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时,它快速作出反应,承载起记录民族劫难、缓释民族哀思、抚慰民族精神创痛的文化重任和心理使命;其次体现在当灾魔肆虐中华大地,它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爱的使者,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将人类之爱与人性之光播撒到震区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再次体现在当民族突然陷入一场浩瀚的黑暗和哀恸中,它吹响了驱散大地上的阴霾、振奋民族精神的鼓角。它是对“新生代诗歌”之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走向的有力反拨,是新世纪对全民进行的一次诗歌普及运动。抗震诗歌必将极大地丰富中国当代诗歌的艺术宝库和思想宝库,必将影响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加入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行列,为中国当代文学培养一批后备军。

    然而,猝生于大劫难中的抗震诗歌,也存在着诸多艺术和思想上的硬伤。从艺术上来说:一、抗震诗歌因缺少时间打磨,且作者队伍以非作家、诗人的普通大众为主,创作技巧普遍粗砺;二、抒情过度,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悲愤有余而思考不足;三、数量浩瀚,但整体质量平平,出色的作品较少。从思想上来说,抗震诗歌集中暴露了中国当代诗歌公民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单薄乃至缺席、皇权意识和臣民意识依然浓郁的致命弱点。无论是将抗震诗歌纵向置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史中去考察,还是横向置于世界诗歌的丛林去审视,2008年5月12日之后的中国抗震诗歌,在艺术和思想价值方面,都没有取得质的突破和进步,基本上仍在进行低位运作。

    从“大跃进诗歌”,到“新时期诗歌”,再到“抗震诗歌”,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席卷起了三场巨大的浪潮。剖析这三次诗歌浪潮形成的原动力,只有第二次诗歌浪潮即“新时期诗歌”运动的涌现,是完全自发的、自觉的,是完全主体的、独立的,是真正非官方、民间的;而第一次诗歌浪潮即“大跃进诗歌”和第三次诗歌浪潮即“抗震诗歌”,都是自发、自觉与集体无意识相互作用的产物,都是民间与官方合作的产物——它们都既是自发、自觉的,又都是客体的、被挟持、被暗示、被场景和权力动员起来的;它们都既是创作者心灵的自自由表达,又都是最后由权力来买单的。这些就决定了“抗震诗歌”,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思想价值来说,都难于与“新时期诗歌”比肩。可以预言的是,抗震诗歌虽然在民族的心海和诗歌的河流中,投下了一块巨石,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艺术支撑特别是思想支撑,其激起的浪涛或涟漪不会持续太久,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不会太过深远……

     (2008年5月24日草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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