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范仲淹的改革为什么走向失败？
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后，因直言进谏，呆在京城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外放在地方为官。庆历新政之前，范仲淹一直陕西前线抗击西夏，御边效果卓有成效，西夏李元昊与大宋和谈后，范仲淹于庆历三年被调回东京任参知政事。宋仁宗想用范仲淹朝廷改革。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
宋仁宗急于改革，是因为“三冗”问题负担太重！所谓“三冗”就是：
一是“冗官”。宋朝因为得国不正，总是担心臣子效仿，在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想方设法对臣子朝廷分权，进而产生“冗官”。冗官产生的具体原因有：机构重复设置，机构多；兵将分离造成带兵的多；科考取仕多； “恩荫”泛滥；“买官”成风。
二是“冗兵”。兵将分离导致将对兵的训练、管理不到位，从而造成兵员素质下降。质量下降就从数量上来弥补，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三是“冗费”。官多、兵多，自然各种开支费用就大；另外，宋朝实行募兵制，军饷就是天文数字。澶渊之盟与西夏方儿以后，每年要贡给辽国、西夏大量的岁币、绢匹，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了“冗费”。
二、改革举措——范仲淹改革十策。
宋仁宗当时有锐意进取之心，多次询问范仲淹当世之事，有意实行改革。范仲淹认为朝政积弊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变的，因此并没有下定决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亲自手写诏书赐范仲淹，并把范仲淹、富弼约到天章阁内，准备好笔墨纸砚，让他们当面写出方案：
《宋史.列传七十三》：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帝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赐手诏督促，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
宋仁宗这是“赶鸭子上架”，让本来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只能迎难而上！范仲淹很快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诏条陈十事》，（以下引用均来自《宋史.列传七十三》）：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就是明确官员的升降问题，没有大功劳大善举不能升迁。二府内外在职人员至少要干满三年才能考虑升迁；在京各衙门的官员如果不是推选或科举而任职的，至少要干满五年，才能进行升迁考核……这是针对宋朝当官满三年，不管有没有业绩，一般都要升迁的旧习惯而提出的改革举措。
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这一条是针对“恩荫”制度的弊端而发的。所谓乾元节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这天，是要开恩荫的，范仲淹建议少卿、监以上的职位乾元节恩补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须干满两年以上的才能让子孙“接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龙图阁等馆阁，大臣们不得推荐自己的子弟担任。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这一条是针对科举弊端而言的，认为进士应该先考策论，然后再考诗赋。策论写得好、诗赋写得差一点的为优等生，策论写得一般、诗赋写得好的为次等生。优等生直接给出拟授官职，次等生等待进一步选拔。范仲淹建议让进士名实相符。
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范仲淹认为刺史、县令这些职位与百姓休戚与共。建议重要岗位由上级主管部门提名推举，然后干部部门考察这些被推举的人历任业绩，根据举荐的多少和业绩考核结果，择优录用。
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范仲淹则认为只有“厚禄养贤”， 才能减少外任官员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真宗时定下的职田不应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
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废者可兴矣。宋朝因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国人民都热衷于当官和当兵，所以对立国之本的农业反而轻视了。范仲淹希望朝廷下大力气发展农业，派专人兴修水利，让农业成为立国之本。
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这一条是针对“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范仲淹建议，恢复府兵制，招募壮丁，作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种田，四分之一的时间训练。并建议先在京畿的军队中试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宋朝三年京郊祭祀颁布的惠及百姓的“恩泽”往往被地方官员“打折”，使皇恩不能落实。因此，范仲淹建议对“贪污”恩泽的官员要严惩，并且每次恩信下去时，同时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动皇恩落实。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宋仁宗时候的法律，制定与颁布的时候都很草率，颁布了没法执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现象。同时，法律条款很多，许多也没法一一落实。范仲淹建议，对法律条款数量要少而精，容易执行。法律制订时要反复协商，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确保不会出现朝令夕改现象。
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范仲淹认为宋朝比唐朝人口少，县却没有减少，各级地方官吏也没有减少，还增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几倍。范仲淹建议，压缩县级编制，精减县级办事人员，多余的人回去务农，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富起来。
范仲淹这改革十策，前五条和最后一条都是和吏治有关，核心都是汰减“冗官”；一条是关于农业的，一条是关于军事的，另外两条是关于法令的。就是今天我们读了，也觉得切中肯綮。何况是当时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满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转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执行。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讨论后，认为第七条军队改革从京畿试行，怕激起禁军兵变，暂时不适宜执行，宋仁宗同意，让另外九条制订详细实施细则，颁布执行。
《宋史.列传七十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三、改革实施——政治局面焕然一新
范仲淹虽然觉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率先实施“择长官”。庆历三年10月，经过范仲淹严格考核推荐，朝廷颁诏，任命张温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别为河北、淮南、京东、河东都转运按察使。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丙午，以盐铁副使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案察使，知谏院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案察使，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案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二是下发磨勘新法。紧接着十月底，经过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颁诏下发磨勘新法，官吏升迁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诸于行动。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壬戌，诏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于旧。 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诏》并请仁宗颁布下发。对恩荫的年限和范围进行了限定，同时打击了恩荫制度的一些变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监安排的人长期占据重要岗位的现象。并安排专人到全国各地明察暗访，对发现的人才予以提拔，对贪官庸才朝廷处置。朝廷还下诏：现任、前任两府子弟、亲戚不得进馆阁。这样，“抑侥幸”也开始了落实。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癸未，诏：“馆职有阙，以两府、两省保举，然后召试补用。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已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丁亥，诏更廕补法：长子不限年，馀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稍杀矣。四是下诏限制职田，落实“均公田”。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壬辰，诏限职田。 五是颁布贡举新法。加强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同时，允许州县办学，把教育与科举结合起来。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 庚申，许广州立学。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庆历四年三月）乙亥，下诏令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贴经墨义。六是韩琦在陕西前线推行变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础上升降官吏外，还对军队中的老弱病残予以淘汰。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数虽多，而杂以疲老，耗用度，选禁军不堪征战者，停放一万二千馀人。七是根据范仲淹的改革十策，修订干部管理的有关条例，不合适的删除。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丁巳，诏天章阁侍读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从范仲淹请也。八是将部分县降格为镇，落实“减徭役”建议。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己丑，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青五县并为镇，又析王层县隶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议也。庆历新政实施仅短短的半年时间，北宋政治局面就开始焕然一新。汰冗官、精贡举、办教育、减恩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改革结果——中途夭折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是“精简冗官”，这种吏治改革必然触动了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势力必然会反扑，想方设法阻挠新政实施。他们用的卑劣招数有：
首先，舆论上贬低新政。宣扬新政规模太大，难以施行。诋毁《任子法》让皇恩变薄了，磨勘法太繁琐了，抑侥幸给官员行政带来不便了……等等。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案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 其次，监察弹劾。按察使对新政不时弹劾，不断动摇仁宗的变革决心。
其三，打击新政支持者。范仲淹变法，有许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谅（即滕子京）、张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击这些新法的支持者，弹劾滕子京、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幸亏范仲淹力保，两人才没下狱，但都被贬谪。而杜衍的女婿苏舜钦等人直接被贬为庶民。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时中丞王拱辰言其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 其四，用卑劣手段污蔑。老臣夏竦遭欧阳修弹劾被贬，就派人伪造石介与富弼的往来书信，指诬他们欲效伊尹、霍光行废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开始恐惧。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 其五，指责范仲淹等结朋党。宋朝生怕文臣武将结党谋逆，所对朋党非常忌惮。既得利益者就利用这点反复弹劾范仲淹他们结党，把持朝政。宋仁宗曾问过范仲淹如何看待朋党，范仲淹坦荡之人，对朋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欧阳修直接上书《朋党论》，指出朋党也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相当于承认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触及了宋仁宗的底线。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戊戌，帝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既得利益者对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辅臣无所不用其极地弹劾与攻击，终于动摇了宋仁宗变法的决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惧请求外放。宋仁宗顺水推舟地就同意他们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无人再推行，渐渐地就恢复回了旧政。庆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庆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诏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富弼的枢密院副使职务。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都被贬出京城，淡出权力中枢。
五、庆历新政失败原因简析：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指责保守派太奸诈的，也有指责欧阳修《朋党论》是猪队友助攻的，也有指责范仲淹太过激进的……
这些都是导致新政失败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个“无定志”的人。这是王夫之的评价。宋仁宗在位期间，两府大臣30年换了40多，造成“吏无适从”，再贤明的能臣，走马灯似的换，也无法做出业绩。范仲淹心怀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庆历新政受到点干扰就让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谁来主持新政的推行？这是明摆着仁宗自己对改革“心无定志”，自己退缩了……
其次，宋仁宗是“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这是蔡东藩的评价。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为“三冗”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改革势必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包括许多身边的近臣，但是这些人一哭一闹，仁宗心就软，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征性地对一部分官二代加个年龄限制，对高官还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两端”。宋仁宗不是昏君，应该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帮人的，对改革遭遇阻力应有心理准备并有钢铁般的决心。但事实上他没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伤害既得利益者。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新政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
其四，“朋党论”只是放弃改革的借口。虽然欧阳修承认自己是君子之党，范仲淹也不否认为了做事而结党，但这个与承认不承认没有关系，因为朋党不是承认才存在，也不是否认就不承在，章得象、贾昌期、夏竦不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是朋党就不是“朋党”。作为一代仁君，对这个应该有清醒判断。
其五，人即使有错，法无错，人废法不应该废。秦惠文王就是这么做的，商鞅变法得罪了贵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车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继续不折不扣地执行。范仲淹十策和韩琦的“7+8”方案，有利于国家和百姓，有利于大宋朝的江山稳固，即使范仲淹有朋党问题，也应该“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贬法废”。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为什么做不到？
简单一句话：如果把宋仁宗换成秦孝公，那么庆历新政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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