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深不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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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着那株需要两三人才能合抱的大松树坐下,贾岛感到一阵怅惘。

  汩汩的涧水声时时被不知名的鸟叫阻断,忽东忽西,忽高忽低,清脆而稚嫩。贾岛很想看看这些可爱的精灵,但目光所及,尽是一片片在风中摇曳的苍翠,还陆续飘来一缕缕烟云,如草书的飞白一般刷过峰峦,遮遮掩掩的不让人看清。

  贾岛觉得身上有些凉意,摸摸衣袖,有些潮潮的。低头看去,正好一缕云低低流过,连脚下似乎也朦胧起来,竟有些飞升的意思。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回头看看那个半大孩子。可那孩子一直在松树下埋头挑拣着草药,没空搭理他——再说,他贾岛能与一个孩子聊些什么呢?

  这时,远处隐隐响起丁丁的砍伐声,贾岛不觉精神一振,忙站起身来。但等他循声望去时,云雾早已经在湿气中渗洇开来,把群山隐得只露几个峰尖。

  贾岛突然有了作诗的冲动。只一思量,脑中便有了一首完整的诗。他反复默诵几遍,居然觉得这诗比他那些捏断了胡须多日苦吟出来的还要好些。他强按捺住兴奋,定定神,曼声吟道: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云深不知处——” “云深不知处——”山谷间,回音久久不绝。

  贾岛为这首诗取名为《寻隐者不遇》。

  这天,他没有遇见这位慕名已久的隐士。

  隐士采药去了。

  人类是群居动物,但自从互相搀扶着走出岩洞,开垦、筑室、建城,一步步远离山林的途中,有些人的耳边却始终萦回着来自山野的声音。或是松风,或是猿啼,或是鹤唳,甚至是虎啸,呼唤着他们重新离开人群。

  自古便有隐士,但到了唐朝隐士们才真正迎来了黄金时代。隐士再超脱,也得有强盛国力的保障,天下大乱时哪座山能避开战火、容下这么多闲人呢?说什么隐士,大都是挣命的难民罢了:“(隋末)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指衣着粗劣的隐者),罕得安居(《唐才子传》)。”而到了开元年间,谁能说清,就在这笙歌鼎沸的万丈软红边上,终南山、华山、嵩山,莽莽苍苍之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布衣麻鞋悠然来去的高人?山林深处袅袅升起的炊烟,竟飘到了庄严的朝堂之上,有的居然还交织成了登天之路——终南捷径。这个讽刺伶俐人利用隐居引起朝廷注意从而迅速得官的成语,自然是对真隐士的莫大侮辱,但这种全社会对隐居生活的空前向往,确是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过的。即使这种心态不能算唐朝最为兴盛,但起码有一点是值得夸耀的:还有哪个朝代对这个若隐若现的群体留下了这么多纪录呢?而且,这纪录本身就是不朽的艺术品。

  有谁统计过,厚厚一部《全唐诗》,其中究竟有多少首诗提到了隐士,或者隐逸生活呢?

  反正几乎每个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韦应物、柳宗元、刘长卿,当然还有贾岛······大大小小的、有名无名的,随手翻去,无论在谁的名下都能找到几首隐逸诗。

  原本清苦的隐士生活,由此被一个个天才给披上了令人陶醉的诗意。

  正如农夫的耕作,采药,正是诗人想象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隐士行为。一身短打扮,斜斜挎着竹药篓,腰插精致的小锄,于雨后初晴的清晨,在鸟鸣声中踩着被露水润得有些滑脚的野草走入深山。茂密的森林把阳光筛得支离破碎,落在脸上斑斑驳驳的,似乎有些麻麻的痒。不时有猴子或是松鼠从头顶跃过,落下几片树叶,隐士见惯不惊,就这么慢悠悠走着。突然,一种特殊的草木香气钻入了鼻孔,于是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着四周,很快,一株少见的药草进入了视线。他解下药篓,取出里面的葫芦——那里面是自酿的果酒——拔开木塞小小呷上一口,然后高高挽起袖子,蹲了下来······

  也许是灵芝、也许是苍朮,还可能是茯苓、黄精······反正都是延年益寿的好东西,按药书的夸张说法,久服能成仙呢。

  “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饵芝朮,石床卧苔藓。”(孟浩然)

  “春风生百药,几处朮苗香;人远花空落,溪深日复长。”(卢纶)

  “南入商山松路深,石床溪水昼阴阴;云中采药随青节,洞里耕田映绿林。”(李端)

  “幽人寻药径,来自晓云边;衣湿朮花雨,语成松岭烟。”(温庭筠)

  诗人想象中的隐士生活就该是这么安逸脱俗。在他们眼里,再险恶的老林也是桃花源,再陡峭的山峰也只是难得的风景,根本不去考虑攀缘其上采药需要冒着多大的风险,更不会担忧药草的叶底,是否正盘着一条暴怒的斑斓毒蛇。

  高适算是现实一点的,知道隐得再深也离不开钱,但在他笔下,这钱来得还是一样的潇洒:“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

  谁叫他们都是浪漫的诗人呢?

  大唐帝国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诗人。诗人出世在这个时代需要修行几辈子。

  在唐朝,只要诗作得好,就有可能得到梦想的一切。

  这种利益是用科举的形式兑现的。

  科举确立后,起初很注重儒家经义,用“帖经”与“墨义”来考核考生对经典的熟悉程度。所谓帖经,类似填空,要求考生填上经书中被帖住的文字;墨义则类似问答题,要求写出经文大义。至于文采,则要求当场作杂文两篇,最早主要是写作箴、铭、论、表之类实用文体。随着盛世来临,唐诗创作日益繁荣,上至帝王权贵,下至牧童竖子,无不喜欢吟诗作赋。这种背景下,诗赋终于被引进科举,很快就取代了杂文:玄宗天宝年间规定,进士先试诗赋,次试帖经,最后策问——对当前时事的看法。从此诗赋成为科考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帖经不合格,诗赋做得好一样能过:“主司褒贬,实在诗赋”。

  当年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不禁有些得意忘形,说了句未免带些奸雄气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短短一百来年后,进入李家王朝彀中的天下英雄便都变成了诗人,他们提着饱蘸浓墨的如椽巨笔迈步走向了帝国的中枢。

  只要写好那几句诗,穷困潦倒的便能餐餐大鱼大肉吃到你反胃;孝顺的,便能为父母讨封号光宗耀祖;好色的,就算长得对不起些从此便也有美女相伴,羡煞世人;憋屈久了的,更是能人模狗样套上官袍,坐大堂吹胡子瞪眼甩签子打人。

  自然,有心安邦定国兼济天下的,更是得一字一句谋篇布局,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悠远超群的意境,为自己铺一条墨迹淋漓的大道。

  于是,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正如汪洋大海上的一艘巨船,从船长到掌舵到水手,都在吟唱中行使着各自的职权。这首海船也就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连破开的海浪,高低起伏也符合平仄的韵律,层层荡漾,就像是一行行摇曳于碧波中的妙句。

  在唐人看来,诗赋取士实在士高明极了。写诗贵在独出机杼,诗人当然是天底下最有创新能力的;而那些死啃故纸堆的老夫子,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一派暮气,哪能当好咱这活力无限的大唐帝国的家呢?

  御辇上,雍容优雅的唐文宗看着帖经墨义那写得密密麻麻的卷纸,目光里充满了不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然而,三百多年后,终于有人对这个高明的取士标准发表不同意见了。

  王安石,这个坚毅的改革家,在抛出一系列施政大纲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了诗赋取士。他说:“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而书生们却闭门学诗作赋;等他得第做官后,世事却都不熟悉。这就是诗赋取士的科法败坏人才,导致不及古人的原因啊。”他提议罢考诗赋,专考儒经大义与时事策论。

  此议一出,立时引来众多反驳。王安石的老朋友兼老反对派,苏轼,也洋洋洒洒写了文章辩驳。他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他的意思是,诗赋诚然于政事无用,但甄别处理政事的人才,天下又有哪种标准是更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难回答。即使现代招考公务员,究竟用什么知识才能最有效地衡量人材,仍在探索之中。

  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重新看苏轼为诗赋辩护的奏疏吧。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有力:“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是啊,历史上这么多名臣都是诗人出身,诗人哪里对不起天下苍生,你王安石何必要坚持废除呢?

  苏轼的文章自然是铿锵的。但细思之下,却又疑惑起来:历史上真有怎么多名臣诗人吗?做到大官的的确不少,但有几位出色的诗人能做出了不得的事业,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呢?

  苏轼所言的名臣之名,究竟是以臣名还是以诗名呢?

  或许在诗人们看来,这两者没有区别。他们认为自己治理天下的才能原本就蕴涵在诗才之中: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只要能做出好诗连天地鬼神都有感应,此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那就让我们看看活跃于大唐诗坛上的弄潮儿吧。

  在诗人们的传记中,有一类词很常见:“恃才傲物”、“倚才陵藉”。

  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常称呼达官贵人为“麒麟楦”。旁人不明其意,他解释:“你不见那些演麒麟戏的吗?披着一身假皮神气活现,倒也像那么一回事。可扒了皮还不是仍旧是头驴?”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苏味道做吏部侍郎时参加了官员的选判,出来后见人就说:“苏味道必死!”旁人闻言大惊,忙问缘由,审言慢悠悠道:“他见了我的判词,还不得羞愧而死吗?”他甚至扬言,他的文章就是屈原宋玉也得打下手,他的书法王羲之也得向他拜师。临终还狂了一把,对前来探病的人说:“我活着老是压着你们,使诸位不能出头;如今我终于要死了,遗憾看不到接替我的人啊!”

  贾岛不幸,居然狂到了皇帝头上。一次宣宗微服出游,来到一座寺院,听到钟楼上有人吟诗——那自然是贾岛——便走上前去,随手取过案上的诗卷便想看看。可正要翻阅就被贾岛一把夺了回去,还斜睨着皇帝说:“你先生衣食华美也就足够了,何必懂这些呢?”宣宗笑笑走了。后来贾岛反复思量觉得不对劲,一打听才知道那是皇上,吓了个半死。

  或许狂傲也是随着时代盛衰而消长的,中唐以后,诗人的狂放多少收敛了一些,却又多了轻浮的毛病,乃至有了一句俗语,叫“进士轻薄”。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联诗确实好,可一想到作者孟郊写这诗是抒发进士及第的狂喜,那就不得不令人感叹此人气度窘促难成大器了——区区一第至于如此炫耀吗?白居易的挚友元稹,有次在驿站遇见当红宦官仇士良,两人居然为了争房间闹了起来,结果元稹被打破了脸皮。太监固然可恶,但朝廷对此事的评判,说元稹年少轻威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如果这事还不能说明元稹确实不够稳重的话,那么日后他当上宰相后众人的评论:“举动轻浮,朝野杂笑”、“素无检,望轻”,就不应该是空穴来风了,因为他很快就被免了职。对于世人的指点嗤笑,杜牧洒脱多了,毫不理会。当官时夜夜寻欢青楼,宰相收到巡街官员报告杜大人在妓馆平安的帖子装满了整整一箱。一次有个同僚开家宴,顾忌杜牧类似于纪委的御史官员身份,不敢请他,可杜牧了解到那家的歌女号称一流后,竟然厚着脸皮暗示自己很想参加。同是逛窑子,温庭筠却要猥琐一些,有次喝醉了在妓院破口骂人,结果被巡夜的军士打落了牙齿。

  也许这几位还不太够份量,那么,我们就看看大唐星空中最耀眼的双子星座,诗圣与诗仙。

  杜甫与李白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位是“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都想“济苍生”、“安社稷”。但有大志气的同时也有大脾气。

  先说杜甫,这也不是个好性格的人,《旧唐书》载“甫性褊躁,无器度”。他的一生可谓穷困潦倒,甚至还活活饿死过儿子。流落蜀中时,很长一段时间赖世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顾才有较稳定的生活。但对这恩主,他照样“恃恩放恣”,曾经有次喝醉了登上严武的床,直瞪瞪地盯着严武说:“严挺之(严武父)竟然有这么个儿子!”恼得严武想宰了他,最后还是严母出面才按住了。

  李白的傲气则世人皆知。一旦喝高,连圣旨都不理会:“天子呼来不上船”。玄宗倒是欣赏这种潇洒,于是李白更加肆无忌惮,喝得醉醺醺的在金銮殿上写诗,居然还伸出脚,逼着炙手可热的宦官大头目高力士为自己脱臭烘烘的靴子。这也是古往今来仅此一遭的妙事了。

  诗人们因了这些令凡夫咋舌的言行而永生。千载后翻到属于他们的那页史书,那寥寥数行字还是在泛黄的纸上不停地扭动跳跃,似乎还想挣脱纸页飞到空中,为世人拼凑回那一个个大袖飘飘的傲岸身躯。

  在诗人的名义下,任何性格,无论再怪异,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张扬与傲骨,是诗人绝不可少的禀性;所谓的轻浮,换个角度可以理解为天真浪漫,喜怒哀乐不加掩饰尽情流露;至于风流多情,更是诗人本色。

  一个稳重、老成、八面玲珑,如西汉霍光那般二十来年出入殿门每次脚步都不差分毫的人,怎能写出有血有肉、活泼泼的好诗?

  然而,有几位诗人在政治上的事功能与霍光相比呢?

  自从诗人参政的第一天起,他们的仕途就笼罩着厚厚的乌云,很少有人能走得顺利从容。这点诗人自己也体会到了,他们把这种坎坷归结于命运: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其实早有人斩钉截铁地下了定论:“高才无贵仕(粱·刘峻《辩命论》)”。这声哀叹世代传承,元时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写到李杜一章时也不禁感慨:“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呜呼哀哉!”

  诗人们究竟有没有治国的才干?就说李白吧,真有如他诗中反复自诩的王佐之才吗?没机会施展自然不能下结论。但他令高力士脱靴一节,倒可以引人深思。自然,对不阴不阳的阉奴的鄙夷,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何况诗人。但凭良心说,高力士不能算是个坏人,尽管贪财些,但一生对玄宗忠心耿耿,性格谨慎没有野心,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相比李白对力士的当面羞辱,几百年后,名臣张居正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主动与太监来往,一步步打点关系,终于在太监的帮忙下,取得了执政资格,这才放开手脚大干起来——须知,明朝的太监名头可比高力士时臭上万倍啊!

  张居正写诗没什么名头,但他知道要做些实事,先得站稳脚跟。他清楚,你有再美好的理想、再高明的治国手段,如果不能爬到相应的高度,都只能白白烂在肚里。而这个高度,绝不是凭着一腔浩然正气清清白白就能获得的。甚至可以说,一个人有限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艰苦的攀爬过程中。往往是等你终于上来了,抹抹额头的冷汗,准备干活时却惊惧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老迈得举不动手腕了,当年的血性锋芒更是消磨得无影无踪,从此只能瘫软在高台上喘息着,等着被人挤下去——而那个颤颤巍巍冒出来的头颅,当然也是一样的雪白。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上台之后还有余力做出大事业的人,才是英雄。有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也可以理解为英雄一路走来,往往是不太光明的,常常得手脚并用连滚带爬。

  你李白弯得下腰吗?

  诗人们是连正常的官场礼节都很难适应的,类似“拜迎官长心欲碎”的苦涩句子,随处可见。

  不弯腰,怎么爬?

  可弯了腰,你还是诗人吗?

  这个爬的过程,其实就是与人竞争的过程,而这个竞争,靠的往往不是文才道德,而是计策权谋。常常需要妥协、迁就,迂回方能前进,起码不能在原本就狭窄的小路上为自己再堵几块大石头。史书上,诗人们扬眉吐气的痛快事之后,几乎都缀着类似的词语:“僚吏疾之”、“为时所忌”、“由是斥去”······诗人们这样无谓地四处树敌,想凭着手中一杆笔横扫千军,现实吗?

  而那些放浪轻浮的诗人行为,更是让天下人怀疑,你瘦削溜滑的肩头,扛得了这沉重的江山吗?

  所以真正的诗人做不了政客。

  应该说很多诗人并不欠缺才能,如刘禹锡被称为有“宰相器”;杜牧精于兵法,“指陈利病尤切”,但对于政客来说,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实际最需要的,只是能在污泥里匍匐着战斗,能在豺狼群里呲牙咆哮——而这正是远离尘埃站在洁白云头的诗人们最不屑的龌龊行为,是诗人致命的死穴。诗人总是高傲地把目光投向缥缈的远方,而政客只聚精会神盯着脚下。诗人也许能出色地治理一方,更能舍身对朝政进行激烈的谏责,可一旦加入王朝核心权力的角逐,诗人的性格便立刻使他们到处碰壁,前赴后继地落入陷阱坠下悬崖。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你李白就算真有斩鲸的神通,那倚天剑也落不到你手里!

  另外,不少诗人还有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对实际事物的不耐烦。

  孟郊及第后得了个县尉的小官。他上任后诸事不管,终日喝酒弹琴赋诗。县官急了,禀告上司,上面就派了一人替孟郊处理政务,同时分享孟郊的一半俸禄。

  当然这也可理解为孟郊认为自己才大,不齿做小官。可天下政事,都是如此繁琐的啊,公门百事皆有期,哪能真如你李白想象的“谈笑”间搞定朝野万机呢?庙堂案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斩鲸的倚天剑,而只是一团团没有头绪的乱麻——

  你李白能皱起眉眯起眼,低下头,一根根去清理吗?

  你们的回答呢?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即使做到宰相,也不过还是个手忙脚乱的大吏嘛!

  你还是喝你的酒写你的诗去吧!

  这些错位的痛苦,足够折磨你们一生,写出千千万万好诗了。

  诗歌,原本就是在错位的追逐过程中,蘸着血泪的鸣唱。

  诗赋取士,不知是成就了大唐还是成就了诗坛。

  全身的血液似乎在隐隐作沸,灼得手脚微微颤抖;太阳穴突突跳动着,牵扯着眼眶有些裂痛。诗人拼命控制住自己,不让身躯在极度的悲愤中爆炸。

  忽然,他嗖一声,抽出腰间长剑,用力劈向冰冷的石柱。顿时火星四溅。手心一热,原是虎口裂了开来。

  一扬手,带着血光,缺口的利剑被抛向高天,抛向那疾滚的乌云深处,像是一道闪电。诗人闭上眼,黑暗中,还是飞速地盘旋着那一张张脸,肥胖、庸俗、颟顸,但都趾高气扬,用冷酷的眼角扫着你,就好像扫视着一只垂死的老鼠。诗人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猛抬起头来,胸口剧烈地起伏良久,终于一声厉啸: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啸声长久不息,直至诗人委顿地蹲下身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良久,他又慢慢站起,冷笑中带着无限的疲惫: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不如归去!归去!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风起,乱发在诗人眼前飞舞,幻出了缥缈的云山。云山深处,有人高歌来往,影影绰绰的,似乎还背着竹篓,戴着笠帽。

  “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好,随他采药去。

  你等不让我调理天下阴阳,我调养我自己体内的阴阳,还不行吗?

  老子不干了!走!

  可是,就这么走了吗?这么些年,日夜萦绕于心的“功成,名遂,身退”,功在哪里?名在哪里?

  诗人的眼角,一滴浊泪慢慢滑下,蚀出了满脸的皱纹。

  这身,又该退向何方?

  这个问题,纠缠着每个头破血流的诗人。

  深山,也就成了失意的诗人们遁逃的梦中家园。

  但遁逃也不必非要隐入深山。

  王维晚年“万事不关心”,孤居一室,夜夜焚香独坐,屏绝尘累以禅诵为事。斋中除茶铛、经案、绳床、药臼外一无所有。

  韦应物的书斋想是也有那么一套药臼的。

  那日天气甚是寒冷,风雨大作。韦应物裹着毛毯独坐书斋,焚起一支香,思绪悠然。

  也许是看到了桌上的那个药臼吧,他记起了一位隐居在山中的朋友。这么冷的天,他在干什么呢?

  是穿着蓑衣在山谷间收拾着柴火,还是已经回到了那间简陋的草房,正坐在火炉前慢慢煎熬着刚挖得的药材?

  他突然很想自己也坐到草房里去,与这位朋友一起喝点酒,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想到此节,他忽发诗兴,挥笔写道: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书斋中,慢慢升起了带着隐隐草木清香的云烟。

  来自远山的云烟。

  一时间,韦应物不知身在何处,浑然忘却了空气中那彻骨的冷,忘却了俗世里的一切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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