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盖棺定论”，但关于王安石的身后讨论，历时千年却仍是一个热门话题，赞成者把他捧上九重天，反对者则恨不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些争论无非都是源于那场变法，但是作为一个人，王安石的品格行为相对而言人们却很少关注。近年来，有不少史学家将目光放到了这一点上，认为其政治行为的成功和失败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吃穿毫不在意
《宋史》中，对这位政治家的政治作为有着很多描述，但对于其个人生活，却只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据说，虽贵为一国之相，万人之上，但王安石却从不修边幅，当时的名士都以每天沐浴更衣为雅事，但他却对此置若罔闻，从来都是一件肮脏的袍子，衣衫不整，在别人看来不成体统也毫不在意。在古代，不爱干净者常被人送“臭”字，因此，王安石也常被人称“臭宰相”。
据《王安石传》记载，有位朋友看不过去，趁王安石泡澡的时候，用干净的袍子将他又脏又旧的袍子换了出来，没想到他洗完澡出来，干净的袍子是穿上了，问题却在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换过了。写传者说，如果那个朋友拿一件蓑衣去换，他也会自然地披上就走。
对个人形象尚且如此不在意，对吃饭就更加马虎了。宋人邵伯温所著的《邵氏见闻录》里就说，王安石在吃饭的时候，有心不在焉的毛病。据说在饭桌上他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至于吃的是什么，味道如何等，全不在意。
有一次，一位朋友兴高采烈地告诉王家大妈，说终于发现王安石喜欢吃麻辣干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桌子菜他都没吃，就把面前的麻辣干丝吃完了。王家大妈一听便笑，说下次你把梅干菜扣肉放到他面前试试。不出所料，王安石就只知闷头吃梅干菜扣肉，对上回颇为青睐的麻辣干丝甚至都没多瞧一眼。
得罪人毫不自知
宋人曾敏行的《独醒杂志》记载过这样一件事，王安石有个儿媳妇娘家的亲戚，姓萧，到京拜访他。按照习惯，第二天宴请，那亲戚如期赴宴，可是“日过午”还不见动静，客人肚子很饿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等着。又等了好一会儿，王安石这才反应过来，“命坐”。
坐下之后，却发现餐桌上有酒无菜，原来酒是“干喝”的。喝得差不多了，上了两块“胡饼”，然后才拿出几块肉，随后酒就不喝了，上了米饭，还上了点蔬菜。
贵族出身的客人哪里吃得惯这些？菜也不吃，只拿着那胡饼吃，并且只吃了饼中心的馅，饼的四边丢弃在桌上。王安石却捡起客人丢弃的饼边继续吃。于是客人“愧甚而退”。
当时的王安石已经贵为丞相，招待自家亲戚，且是难得来往的贵客，居然毫无待客之道，饮食简陋不说，还当着客人的面吃人家丢弃的食品，平白让人尴尬不说，让人下次再难登门。
不要以为这是王安石对官阶低的人才会如此怠慢，《邵氏见闻录》甚至记录了这样一段轶事：还是“知制诰”的王安石，参加了当时宋仁宗摆下的一次“赏花钓鱼宴”。有内侍端上鱼饵放在几上，王安石不管不顾，随手拿起来就吃，不大一会儿工夫竟全吃完了。
得罪亲戚不可怕，可怕的是给宋仁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当时的仁宗皇帝并没说什么，事后却断言王安石是个“诈人”。因为没注意吃了一粒也就罢了，整个一盘全吃了还没察觉，这可能吗？
难怪苏洵要写《辩奸论》，直指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有不为大奸匿、竖刁……”认为他如此处心积虑伪装自己，必然要有所图谋。
自视甚高不媚权贵
然而，再不拘小节，也只是一个人的表面现象，在那样的社会里，敢于漠视一切人的眼光，说明王安石在骨子里就是个不入流俗、自视高远、不媚权贵的人。
王安石在任淮南签判的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而太守却是当时名气很大的三朝重臣韩琦。但他没想着去攀附，反而天天窝在家里通宵达旦地读书，加上本身就不在乎形象，第二天蓬头垢面地去上班，恰恰被韩琦看见了，以为他晚上玩得太过逍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叫住一顿狠批，并自以为是地呵斥他应该少贪玩、多读书。
还好王安石没有当面顶撞，只是在背后跟别人说“韩公不知我也”。
当然，随着王安石的名气看涨，大有超越韩琦之势，老夫子才知道自己当初是看走眼了，想趁王安石羽翼未丰之前，收归到自己的门下。
尽管王安石当时风头正劲，但终究还是比不上韩琦的根基深厚。然而，遇到主动示好这种情况，别人怕是高兴都来不及，王安石却不为所动，并与韩琦越来越疏远。
大家都在官场里找利益，王安石却坚持在官场里找志同道合者，所以才会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不假辞色，连敷衍都懒得敷衍。
后来，王安石到了京师任群牧司判官，他的顶头上司换成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包公。一次，包拯邀请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喝酒赏花，同行的司马光向来不喜欢喝酒，但碍于面子还是勉为其难喝了几杯，王安石就不同了，任凭包拯怎么劝都滴酒不沾，一点上司的面子也不卖。他执拗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坚持自我终至自大
如若只是一般的朝臣，王安石这样的性格或许能落个清廉的名声，但他偏偏心有大志，掀起了一场大变革，这样执拗的性格，注定了会给这场失败的变法添加一些注脚。
执拗的人一般非常自我，坚持已见，底气就在于他们都非常自信，王安石也是如此，极度自信。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他在给仁宗上书时，就提出实现改革要达到唐代“贞观之治”时所体现的“中国安宁，夷蛮顺服”的目标。
变法自然有反对意见，其中有出自自身利益考量的短视，却也有值得采纳的良言，但因为王安石的执拗，对于朝中的反对意见，哪怕是合理化建议都一概视为保守迂腐，全都不予理会。哪怕反对声日渐增大，他也从不松口，甚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言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即使因此而受到孤立，王安石依然固我，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不管好坏、不听人言、坚持固我是王安石执拗性格的一次大爆发，现在看来，未免太自大了。
尽管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着诸多因素，但因为他的执拗性格，对待那些对新法稍有异议的官员轻则罢官，重则进行诬陷打击，在用人上无法做到知人善用，对一场压力巨大的变法来说，无疑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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