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对韩愈的评价很笼统，一般都说他在中唐时期和柳宗元一起领导了古文运动，打破了骈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导致了古文的兴盛和骈文的没落。这种说法里面的疑点很多：第一，从隋代的苏绰开始，到唐代的魏征、陈子昂、元结、萧颖士、李华、孤独及、梁肃都在反对浮艳华丽的文风，为什么那时没有古文运动产生呢？第二，早在韩愈出生以前，开元天宝年间的元次山就已经用古文创作山水游记了，可见韩愈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么古文为什么没有随之受到人们的重视呢？第三。韩柳都作古文，然而他们对骈文的态度是不同的。韩愈反对骈文，这可以见于他的言论；而柳宗元并不反对骈体。那么这两个人对古文运动的作用是同样大还是有所差别呢？第四，韩愈的时代，曾经出现过古文兴盛的局面（见于李汉给《韩愈文集》写的序），那么韩愈死后，古文为什么没有继续兴旺，代之而起的反而是晚唐五代骈文的复兴呢？第五，古文运动的成功为什么是在宋代？它所依靠的是什么？是人们对它的审美价值的承认和接受还是另有原因？第六，韩愈的尊儒与其作古文有没有关系呢？其间的关系对古文的兴盛有没有作用？
我认为，韩愈的尊儒对古文运动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韩愈怎么作起古文来的
1.1 韩愈小时候所受的教育
中唐时候，古文是不时行的，盛行的是六朝以来的骈文。从朝廷的公文至于民间的游戏文学，都时兴用骈体。更重要的是，唐代科举考试所考的也是诗赋一类的时文，这就使急于仕进的青年们趋之若鹜。然而做古文的也有。《旧唐书•韩愈传》载：“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
韩愈于大约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到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间在宣城避难，读书习文。这时他所读的大约是六经百家之类，所习的大约是古文，而不是时行的骈体。《上宰相书》中说：“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三代两汉的书尚没有骈体化。（按：孤独及于大历八年至十二年，梁肃于上元二年至贞元年间皆在常州一带活动，所以江南学儒习古文的气氛应该较为浓重。而韩愈在宣城，宜乎受其影响。）
去长安应进士举以前，韩愈对科考和入仕都不甚了了。《答崔立之书》说“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及年二十，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惟为人耳。”对于科考的时文，韩愈也略无所知。等到了京城，“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他才算明白。看来，青少年时期，江南过于浓重的学儒习古文气氛迷住了他的七窍：别人都忙着精工专对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有骈文这种东西呢。
1.2 韩愈为什么没有改学时文
但是，看了这些时文以后，他却觉得作时文可以“无学而能”。他大概很轻视这种文章。可事实上，他考进士考了四次才得以成功；之后去考博学宏词科，考了三次，也没有考上。看来他的时文作的不怎么好。他自己也常引以为惭；所惭者不是因为作的糟糕，而是因为要作这样的东西：仿佛那是很不光彩的事。《与冯宿论文书》云：“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科考的文章，“退自取所试读之”，也觉得“类于俳优者之词”，要“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答崔立之书》）可见他和时文的关系很尴尬，是不屑于一作的。
他不但自己不屑于作，对别人作的也常常不以为然。对于那些榜上有名的“得之者”，他初“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又觉得“无甚亏焉”。且发牢骚说“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哉？夫所谓宏词者，岂今之所谓哉？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夫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意在自比于孟轲、司马迁等豪杰之士，而以为那些时文作的好，因科举而进者亦不足多。
1.3 韩愈喜欢古文的原因
那么，韩愈为什么喜欢古文呢？《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之不类于今邪？思古人不得见，通其辞本志乎古道也。”《答李秀才书》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好其辞，好其道焉耳。”《答陈生书》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看来他所好的是古道，因为好古道而爱屋及乌，喜欢上了古代称引古道的文辞。
那古道又是什么呢？韩愈专门作过五原，以阐释他尊儒的思想，其中的《原道》篇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第、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为教易行也。”所举的凡有儒家的典章制度、社会阶层、伦理秩序、社会礼俗。总之就是儒家文化。韩愈向来读“三代两汉之书”，存“圣人之志”，所以一直向往这种文化。而这个“道”，他以为，三代两汉是有的，后来就衰微了。《原道》篇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既然两汉以后就不得其传，而有的只是儒道的浸微与释老的滋蔓（见《与孟尚书书》），那么产生于其间的文辞必然不用来称引古道，也一定不足观了。
（按：但也不一定：他在为太原王公写的《新修滕王阁记》中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第一，有瑰玮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最后又说：“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三王的序赋记里，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是骈文的名篇，他不但没有鄙夷，还感到荣耀。）
1.4 古文在当时的地位及韩愈作古文时的态度及其原因
《与冯宿论文书》说：“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是说古文多么地为时人所怪，不为时人所用。但接着又说：“然以俟知者知耳。”后面举了“扬子云作《太玄》，人皆笑之”的例子，说作者不是要“祈人知”，而是要“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又《答刘正夫书》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又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也是说古文虽然为时人所怪，但是却是可以传后世的能者之文。可见尽管古文在当时很不受青睐，韩愈还是对它情有独钟。
韩愈为什么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人所非，率而独行，去作古文呢?韩愈作过一篇《伯夷颂》，开头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止，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著而自知明者也。”钱穆《为诽韩案鸣不平》里说是“夫子自道。”确实如此。关于这篇文章，宋代的王安石在《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三《伯夷篇》中说：“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以为“韩子因之（指马迁《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接着申说伯夷叔齐没有跟着武王伐纣是因为没有活到那么久，不然“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这也是“拗相公”的本色，喜欢钻牛角尖。其实，韩愈为他们（名为伯夷颂，实则颂伯夷叔齐二人）作颂并不诚心，不过欲“借他人之瓢觞浇我心中之块垒”。称赞伯夷叔齐其实是给自己行为贴圣贤的标签，不是当真的。
韩愈一向自视很高。《答吕山人书》说：“如仆者，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他在《重答张籍书》里说：“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孔子说过：“文王既丧，文不在兹乎？”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三个人喜欢说大话的脾气倒是如出一辙。但也正因其如此，他们才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傲然独行于世而不顾。
这样，韩愈就决然作起古文来了。
2 韩愈的尊儒及其作用
2.1 韩愈作《五原》及其原因
韩愈文集中有《五原》，分别是《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大概是有为而发的。张籍有《上韩昌黎书》，前边论扬子云作《法言》以来，儒道衰微，闻之者“多怪而不信”；接着又说：“执事聪明文章，与孟轲扬雄相若，盍为一书，使时人后人知其弃绝异学之所为乎！”韩愈《答张籍书》说：“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又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其又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虽然拿圣人搪塞，张籍却不以为然，又上了第二书（见别处引过，原书未见），大概是坚持本说。因此韩愈又有《重答张籍书》，说了一番话肺腑之言：“昔者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书出焉。其所以虑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吾岂敢倡言而排之哉？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呶呶；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其身之不能恤，书于我何有？”（没想到尊儒在唐代竟这么遭人鄙夷，且有生命之虞）。又以孔子为比，说他“赖其徒相与守之，卒有立于天下；向使独言之而独书之，其存也可冀乎？”
尽管担心自己著书以后恐怕“身之不能恤”，韩愈对这件事还是很动心的：《重答张籍书》开头说：“吾子不以愈无似，意于推而纳诸圣贤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他把著书看作是圣贤之事。而追继圣贤，承继圣贤遗业，是韩愈最大的理想：他在《与孟尚书书》里表达心愿说：“使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按：前者《答张籍书》还怕“身之不能恤”，这里又说“虽灭死万万无恨”，前后矛盾如此，是因为：《答张籍书》作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而《与孟尚书书》则作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前后相距二十载。譬如小孩子怕夜怕黑，等到成年就不再怕了。人对死的感觉大概也是如此。）
因此，在与张籍辩论过不久（《韩愈评传》定为两年以后，即贞元十五年），或者发觉即使著书立说，也不见得即便遭殃，于是就着手写了《五原》中至少两篇（说见南大出版社1998年版《韩愈评传》第80页）。
那么，韩愈作《五原》，其目的当如张籍所说在于“为一书，使时人后人知其弃绝异学之所为。”说得明白些就是“倡言以排释老”。
此外，《五原》本身就是证据。除《原毁》一篇，是韩愈为感慨世态炎凉，人心多故所发，其他四篇都有其“排释老”，有为而发的痕迹。略举几例证之：《原道》篇开篇论仁义道德，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吉有凶。”这应当是对当时“杂佛老而言道德”（见《原道》）者而发的。后直指老子所谓道德非吾所谓道德，斥其所见者小，视为坐井观天，立意显而易见。第三段引《大学》的一段话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以引这段话，乃是针对释老的“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见《原道》）的修身之法。其次《原性》。所论的是性与情的关系，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与至圣亚圣颇不同。然而其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因为“今之言性者，杂佛老而言也”（见《原性》篇末），所以要从而正之。再其次《原人》。有言：“然则吾谓禽兽人，可乎？曰：‘非也’”视禽兽为人，不杀生害命，这显然也是佛家信奉的道理，因而韩愈也从而非之。第四《原鬼》篇。圣人不论六合之外，孔子曰：“不知人，焉知鬼？”但是佛家是宣扬生死轮回说的，道家也常教人羽化豋仙术，因而谈鬼，所以韩愈要从而明之。
2.2 韩愈对宋代儒学的作用
韩愈以圣人之徒自居，著书立说，力排释老，俨然是卫道的英雄。这在唐代，人们还不以为意，但到了宋代，就有人尊崇了。
宋朝开国以后，局势安定下来，尊儒的风气就逐渐开始盛行。凡有志于儒的，无不顺手攀援韩愈以为援引，因之而倡言古道。因此韩愈对于有宋一代儒学复兴的贡献可谓大矣。北宋最早称引韩愈的计有：柳开、孙复、王禹称、石介，其中以石介用力最多，《石徂徕集》中《是非辩》、《尊韩》、《辩谤》、《题淮西碑文后》，都意在为韩愈回护而推尊之，以至于有些悖于情理。其他偶尔论及，意在称赏的，不胜枚举。但意思总在于赞赏他的古文能承继道统，发明仁义，而不是专在文学方面。其中陈彭年在《故散骑常侍东海徐公集序》里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代表：“战国之际，百氏沸腾；嬴秦之余，六经灰烬；菁华欲竭，俎豆无归。魏晋名士，咸重玄言，梁隋诸公，始兴宫体。兹风一扇，逾数百年。唐氏俊乂为多，比百王而虽盛；文章所尚，方三古而终殊。于是韩吏部匡正其非，柳柳州辅成其事。”这个人不像别的人那样头脑发热，真的把韩愈看作正统的儒教传人，但他评论韩愈的功绩的时候，也仍然是说他的古文重新让人想到了六经没被烧毁，大道正在盛行的古代。
任何事情，在没有约定成俗以前，都需要有有识之士，敢于不顾世人的鄙夷与嘲骂，毅然挺身去做。这种敢为人所不敢为的精神是很可贵的。韩愈就具有这样的精神。在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尊崇信奉，奔走祈福；韩愈悍然不为所动，指斥其非。中唐时期，骈文兴盛，人们习惯于这种文章形式，没有人写单行独句的散体；韩愈不顾流俗，提倡古道，复古文。汉朝以后，儒教浸微，师道陵迟，人都不以师弟子相称，韩愈却以为“世无孔子，则不当在弟子之列”，“抗颜为人师。”凡此种种，都是为人所不敢为的。
倘若没有韩愈这样一个人，在佛道方炽，儒教沉寂的中唐时期，举起一杆尊儒复古的大旗，使得宋代尊儒的后起之辈有以攀引，那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第二个他这样“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人物产生出来；宋代儒教的复兴恐怕不会那么顺利。
3 韩愈与宋代儒学者
但是事情往往具有戏剧性：韩愈这样一个对于有宋一代儒学的兴盛功不可没的人物，不久即受到后学们的质疑，以致等到南宋理学最终确立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被人从儒学的殿堂里踢了出去。
3.1 韩愈与宋代儒学者的关系始末
第一个不把韩愈当儒者看，把他的文与道分开的是欧阳修。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里对韩愈的文很是推崇，他说：“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唯世俗好恶使之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行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但是绝口不提韩愈为儒家继正统的事。并且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与《读李翱文》中，他对韩文公的为人还有所鄙薄。《与尹师鲁第一书》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时事，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行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以为韩文公的欢戚不异庸人。《读李翱文》说：“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耳。此其心使光荣且饱，则不复云矣。”以为韩愈是因为看到两只鸟吃的饱而且有荣耀，心里不平衡才作的赋。至于司马光，虽然对韩文公的文也很称道，但已经率先在《善恶混辩》中对他的《原性》不以为然。且在《颜乐亭颂》里说：“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谓先达、后进之士，玄为前后以相推进，如市贾然，以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墓志而受其金。”以为韩愈有市侩习气。到了王安石介甫，则不但作了《原性》、《性说》和韩愈论道，还作了一首《韩子》，把他的文也一笔抹煞了。原诗如下：“纷纷易尽百世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其后的苏轼及苏门弟子张耒都作有《韩愈论》，以为韩愈并不知道。
虽然当时的儒和文大抵是不分的，但儒者和文士的见解到底有些差别。这些人大都是文士，并非学儒的专家，这时的两个业内人士，对韩愈也有评价。《程子语录》中载，二程对韩愈的《原性》、《读墨篇》、《伯夷颂》都有讥评，唯有觉得《原道》一篇“大意尽近理”（《二程语录》），说：“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也，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但是又说：“退之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此言甚好。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只如《原道》一篇极好。退之有一两处，直是搏得亲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看来就是对这一篇，也是首肯的勉强。
从宋初儒学兴起，绵延到南宋，终于结了一个果儿，就是集大成的朱文公熹。朱熹从小就喜欢对问题究根问底，且乐此不疲。这个人对宋朝兴儒以来的问题细致的考察，得出定论。最终，他建立了理学。到此为止，北宋以来所有争论不休的儒学问题算是有了答案。我们且看这个人对韩愈是怎么评价的。
《朱子语类》曰：“问<原道>上数句如何？曰：‘首句极不是。“定名”、“虚位”都不好。有仁之道，义之道，仁之德，义之德，故曰虚位，大要未说到顶上头。”之前他还说《原道》不错，可能是到老了，“悟已往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了。他起初也很服膺韩愈的“五性”说，但后来也说：“想是才高，偶然说得如此。”又说：“韩退之，欧阳永叔所谓‘扶持正事，不杂佛老者也。然到得紧要处，更处置不行，更说不上去。便说出来也拙。缘他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所以如此。”又说：“韩退之及欧、苏诸公议论，不过主于文辞。”又说：“余谓老苏，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直把他斥出圣人之门，撮于文人之列。而且，还是个无行的文人。他说韩愈“每日功夫，只是作诗博弈，酣饮取乐，观其诗便可知。”又说：“他当初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只是要讨官职做而已。”
3.2 宋代儒者们对韩愈始乱终弃的原因
弄成这样令人尴尬的局面，责任在那一面呢？或许谁都没有责任，我来约略分析一下这件事的原因。
韩愈向来以圣人的门徒自居，这是不错的。他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尊崇儒家道德，向往以儒家道德作为规范的封建宗法社会。而他适值释老盛行的中唐时期，朝廷纲纪和民风土俗都和儒家的标准相去甚远。所以他愤然不顾流俗，首先倡明儒道。那目的，本是为了排佛老，恢复儒教正统，并用它来兴邦立国的。入宋以后，国家安定，人才辈出。有识之士企望儒教复归的越来越多；而韩愈早在中唐的时候就力排释老，并且以儒家的正统传人自命。对于宋代企望复儒的后辈来说，他自然是个好招牌：所以他们纷纷援引。目的是在以他为门径来尊儒复古，并不是真的要推尊他为一代大儒。这是韩愈在宋初倍受尊崇的原因。
然而韩愈虽然以圣人的门徒自居，他却不是真正的儒者。他生性憨愚狂妄，喜欢那些诡奇怪异的说法，喜欢诙谐游戏，遇事又没有那种君子固穷的气节，行事也多和儒家的标准相悖违。因此到了后来，复儒尊孔的大局已定，后起的学者已经看不见这块招牌的用处，要来就事论事的考察的时候，他就从高高的神位上跌落下来了。
同时，还有第二个原因。韩愈因为要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作了《五原》。里面的很多说法是孔子没有说过，他自己猜度孔子的意思说出来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孔子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孔子不能知道佛家的那些教义，因而也无从谈起。孔子没有说过性与情的关系；孔子不谈鬼；孔子没有表示过要把禽兽和人一视同仁：韩愈却在《五原》诸篇里分别论及了。这是佛道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果佛教没有传入，没有佛家的这些对于人性，天命、生死的思考和理解，信奉儒教的人也不会为了反驳它而对这些问题有所考察。而这种考察一直持续、发展和完善，到了南宋的朱熹，才得以完成。因此，朱熹的理学是融会了儒和佛的教义，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深的。
韩愈是这种考察的开始，而朱熹是终结，其间的差别自然很大。在朱熹看来，韩愈的观点和说法自然是鄙陋的，甚至是乖谬的。就像猴子不断进化成人一样：当中经过猿、类人猿、原人、古人，再到今人。以我们现在的目光看来，当初的猴子是多么的鄙陋和乖谬啊。
可是我们不该笑它，因为那时的猴子，正是我们的祖先。朱熹是有点数典忘祖的。
4 韩愈的尊儒对古文文学发展的作用——古文的繁盛
隋朝和初盛唐，就多有人反对六朝的浮靡文风。隋文帝和唐代太宗都曾经下过诏书，文帝还为之杀了人。然而他们并不反对骈文的体式，隋文唐文里，文帝和太宗的诏书所用的就仍是骈文。魏征和陈子昂都是反对六朝文风的，但他们的著作也不乏骈体。后来的元结、萧颖士、李华、孤独及、梁肃都是崇古的，被推为古文运动的前辈，而他们的所作也不尽是古文。因此，隋朝以来的复古思潮所注重的大约只在文风，而不是文章的体式；只在乎文章是否质朴刚劲，而不在意它的骈散。
韩愈的爱好古文，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爱好古道，由此爱屋及乌。而他的摒斥时文，一则是因为自己作不好，二则因为那不是三代两汉的东西。所以，与以往的崇古者不同，韩愈是明确地倡古文而反骈文的。这是他尊崇儒教的结果。
晚唐时期，离中唐未远，韩柳古文运动的余力还很大，然而作文的风气并没有随之转变过来，所出现的却是骈文的复起和古文的回落。这是因为那时儒道还没有兴起的缘故。
宋初尊儒复古的人们，以为魏晋以来圣道寝微，而此间兴起的骈体悖离圣人之宏旨，是有害于道的靡靡之音，所以力倡排之，而以作古文为根本。这样，随着宋代儒道的兴盛，古文也就繁盛起来。
唐朝韩愈开始倡古文，排骈文以来，到了宋代，古文遂大盛，其中的缘故有很多。但是如果没有尊儒，我以为，古文的兴盛至少还要等些时候。
5. 韩愈古文的艺术成就及后人对他的评价
古文在唐代的情形，应该是于当时的口语不同的一种语言形式。那时的口语，现在已经不能知道，但从史文和唐代的一些笔记中偶尔记载俗语来看，它与古文的语法是不大相同的。例如《旧唐书•韩愈传》载：“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况且韩愈自说所作的是古文，自然不会是当时的口语。等到南宋的时候，从朱熹的语录来看，则那时口语的语法已经和现在差不多了。
那么古文应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形式，它和现代的语言有牵连，但是是自成一体的。且在唐代的时候，它就已经基本与当时的口语脱离了。对于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的文士来说，古文就相当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相当于一门外语。
然而自从宋代古文兴盛以来，元明清的文士就一直把它当作正统，凡有著书立言，摇动笔杆，抒发性情，无不借用这种形式。直到五四以后，白话文要兴起的时候，还有人要维持，愤愤地站出来斥白话为“引车卖浆者流”的话。可见古文在正经文士心目中的地位。
文士们用古文写出来的，计有：晚唐小品，宋代议论文、笔记文，明清小品及山水游记，等等；可谓蔚为壮观。则古文之于文学的贡献亦为大矣。
韩愈是后来这些作古文的当中古文作的最好的，历代以来，评价的称赏的数不胜数，研究的学习的也很多，玆举几例如下：同时人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论韩愈为文，说：“退之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特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雄远矣。”柳子厚品性端正，也是作古文的圣手，这几句可谓知言。至后代，有苏老泉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里论及韩愈：“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使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比喻的新奇，也约略说出了韩文的一些特点。苏轼说韩愈“集古之大成”；他的门人秦观于是作《韩愈论》，极力发挥，说：“后世道术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于文。故自周衰以来，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奋其私知，各自名家。然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其后列出了“列、庄、苏、张、班、马、屈、宋”之流，以为都不及韩愈集各家之所长，备于一身，简直是“一人而已”了。话虽说的过了头，但也不是凭空造语。
黄庭坚是北宋的文化名家，诗文书法都好，又喜欢教授后学。他教后辈学文不要刻意求新，要理得辞顺，说：“观杜子美到夔州後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黄庭坚是宋代开宗立派的人，他这样教授，门下的人自然要受其影响的。此外，在明则有唐宋派、公安派；在清则有桐城，势力尤其庞大；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尚有桐城的后裔学衡派，都主韩学韩。其他如执拗偏激的前后七子，虽然“文必秦汉”，但如果说他们不曾受到韩愈的影响，也是不公允的。终于至于“五四”以后，白话斗士们奋起一击，韩愈所倡的古文才阴魂全散，归入了历史的尘迹之中。
【总结】：综上所述，韩愈这个不够格的假儒生在中唐时候，俨然以圣人的门徒自居，信誓旦旦的要倡儒教，复儒学。宋代的“真”儒者们借着他的大旗，一举完成了尊儒的大业，然后又把他一脚踢出圣人的门墙。然而真儒者们在尊儒的同时，也繁荣了古文。韩愈于是爬上了古文坛霸主的高交椅，在文学的殿堂里受人朝拜与瞻仰。这就是韩愈对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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