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馆藏杜集版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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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杜甫草堂馆藏杜集版本介绍

   杜甫传世的诗歌有一千四百多首,还有不少文、赋、表等。由于“诗圣”的崇高地位,杜诗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当然,人们对“诗圣”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对杜诗艺术价值褒赞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后人多从各自的角度,以不同的观点,采用相异的体例,发抒独到的见解,来对这些诗歌进行整理、订证、分类、编年、注释、评点和阐述,并编纂出各种全集或选本,刊行于世。可以这样说,在我国文学史上,除了杜甫,没有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受到后人如此的重视,被后世刊行如此频繁,版本的数量与种类又如此之多。

   数十年来杜甫草堂博物馆致力于搜集历代刊行的各种杜集版本,成果颇丰,现收藏量已达上万册。在馆藏杜集版本中,最为珍贵的要数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残存六卷)。由于缺首卷,不知辑者、刊者为何人,编辑体例也十分奇特,与其它版本迥异。但从书中“匡”“慎”二字缺笔等情况看,应是避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孝宗赵慎之名讳,据此可判断此书略刊成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距今已八百余年。另外,从该刻本字体的丰润清朗、刻工的细腻圆熟、墨色的淡雅含香、纸质的均匀绵薄等特点观之,亦是宋刻风格无疑。

   值得说明的是,该书为李一氓同志1964年代草堂所搜集。一氓同志有跋云:“成都杜甫纪念馆所藏杜诗,仅一宋本草堂诗笺,忽见此本于北京中国书店,急代收之。”李一氓同志收得此书后,还请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现该书卷首所附者,计有朱德、陈毅、何香凝、陈叔通、郭沫若、齐燕铭、阿英、李初梨、徐平羽等人题词。如朱德同志题词为:“成都杜甫纪念馆得此书,可为所藏杜诗带头。”陈毅同志题词为:“此本不见公私著录,匡、慎皆缺笔,真难见之孤本也。”郭沫若同志题词为:“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素所末见,殆是海内孤本,虽残卷,良可珍惜。藏之草堂,尤得其所,可谓草堂先生重归草堂矣。”都指明了此书的珍贵,而这些题词本身,又使此书的价值倍增。据查,此书确未见前人和令人另有著录,更不闻有相同刊本传世,故称其为“海内孤本”。

   草堂所藏另一部宋刻《杜工部草堂诗笺》,亦是珍本。这部宋刻杜集共五十卷(缺二十三、二十四卷),由宋人鲁.言编次,蔡梦弼会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后世研究杜甫及其诗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再者,这部宋本曾经许多藏家之手,辨卷内所钤鉴藏印,计有顾仁效,汲古阁(毛表)、谨斋(吕龄)、筠清馆(吴荣光)、碧琳琅馆(方柳桥)、孙迟、丁菊苏等诸家,且方柳桥碧琳琅馆曾以此为蓝本,于清光绪初年翻刻《草堂诗笺》二十二卷,可见这部宋刻流传经历之曲折。今能藏之草堂,传之永远,实为其最佳归宿。

   在馆藏杜集的元代刻本中,数皇庆元年(1312)勤有堂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与至元三年(1337)重刻蜀大字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最具代表性。这两部杜集分属“集千家注”杜诗的两种不同体例。所谓“集千家注”,即是将自唐代韩愈、元稹起,至宋末元初的谢枋得、刘辰翁等共156家(“千家”是言其多),对杜诗的注释评点汇集起来,编纂成书者。“分类本”是指在编辑时按诗歌的题材、内容来分门类地编排组合,而“批点本”则是以诗歌创作的年代来编次,称“编年”。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为宋人徐居仁所编(宋人黄鹤补注),该书将杜诗分为纪行、述怀、怀古、古迹、时事以及四时、节序、昼夜、梦、月等等,共七十二类。这种分类方法未免过于琐屑,又欠科学,故为后来编辑杜诗者所摒弃。正因如此,分类本传世者就尤显稀少,从版本的角度看,价值也就更高。这部分类杜集的刊刻者为余志安,是福建建安的一位书贾,其书坊名“勤有堂”,故称其为“勤有堂刻本”、该刻本为二十五卷,是现存分类本中最早行世者,而且无论刻、印之工,均属上乘,校对也很精细,几无错讹,草堂得藏此本,当是幸事。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为刘辰翁评点,编年排列。诗歌编年能使读者了解诗人创作发展变化的脉络,既可作纵的把握,又能进行横的比较,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多为后之编辑者所采用,批点本传世虽较多;但草堂所藏至元三年重刻蜀大字本二十卷(附文集二卷)却不见别处有藏。该本卷首有元人虞集(元仁宗时奎章阁侍书学士)所作序言。其称“及一日得蜀郡所刊《集千家注批点杜诗》”,“遂因其旧本重刻以传”,可见系以蜀刻为蓝本所刊行,当然也就保留着蜀刻本之风范。观此部杜集,版阔字大,版框达26×19cm,高、阔都较一般刻本多近5cm,每行18字,每字半寸见方,在馆藏杜集中。除此之外尚未有这样大规格的。而且字体潇洒,刀法遒劲。间清行朗,纸墨古雅,堪为难得的珍本、善本。

   至明、清之季,研杜注杜评杜之风愈烈,杜集的刊刻较宋、元尤盛,故传世者益多。草堂馆藏杜集,大都为此两代所刻,其中也有较为罕见的珍稀之本和善本。如明万历九年(1518)金鸾所刻、万历年间黄升所刻两部《重刊集千家注杜诗全集》,明正德九年(1514)刻《杜律二注》(残卷),明天顺元年景姚堂刻《读杜愚得》,明正德七年(1512)由山西宋灏校刻张潜编《杜少陵集》,明祟祯五年(1632)卢世淮所编刻《杜诗胥钞》(初刻),明天启间林兆坷辑刻《杜诗钞述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孙矿批点并序刻《杜律》,以及清人手抄之《杜诗金针》、《少陵诗钞》、《杜工部诗钞》等等,均很具版本研究的价值,为馆藏生色不少。至于清代几种影响最大、刊行最广,至今仍在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杜集,如杨伦的《杜诗镜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王嗣仕的《杜臆》以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草堂不仅均有收藏,而且每部都分别有好几种乃至十数种版本,可用以比较其优劣,亦为我们从事杜集版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据《杜甫草堂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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