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笔者对“潦倒新停浊酒杯”也作出全新解释
早在明末清初，朱鹤龄在《杜工部诗集辑注》中就释曰：“时公以肺病断酒。”[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89页。]仇兆鳌引唐汝询《唐诗解》：“唐解：久客则艰苦备尝，病多则潦倒日甚，是以白发弥添，酒杯难举。”[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66页。]可知此说由来久矣，而且占据主流学术观点后就一直无人批判质疑，以致沿用到今天。例如，管又清注解《唐诗三百首》于2013年问世，赫然这样写道：“当时杜甫因肺病戒酒。”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晚一年问世，也这样注释：“潦倒，犹衰颓，因多病故潦倒。《秋日夔府咏怀一首韵》所谓‘形容真潦倒’是也。”[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94页。]
笔者的见解是：杜甫在“形容真潦倒”中将“潦倒”用于描写形容，并不等于“潦倒新停浊酒杯”也该释作“时公以肺病断酒”和“因多病故潦倒”。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而不提供充分的学术证据，是大大地欠妥当。
让我们回到原作，细审一下全诗吧！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一点：《登高》全诗八句，每一句、每个意象都紧紧围绕着“悲秋”的主题，塑造了一个“客子悲秋思乡”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其次，既然《登高》是一首“句句奇、字字奇”的千古“奇诗”，在第六句已经出现“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描写，那么杜甫为何还要第八句中重复这个意思呢？
第三，美学上有个“多剖面欣赏”的原则，例如古希腊雕塑《断臂的阿芙洛蒂德》，我们就可以，而且也应该，从各个剖面进行观赏：正面、背面、左侧面、右侧面、顶部……对于一首诗的各联，难道不可以，而且也应该这样吗？
第四，杜甫强调自己是“多病”，各家注释却撇开这个“多”字，径直取其中的一病（肺病）来解释他的“新停”之举，这难道不显得牵强，甚至武断吗？
第五，解作“以肺病断酒”，还有一个不妥之处，试想：杜甫称“百年多病”，强调了两点：其一，他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其二，他患病已经有年头，甚至是多年了。那么，出于爱惜身体，出于养病需要，他理应“久停”罢饮才是呀，怎么可能会是“新停”呢？由此可见，“以肺病断酒”来解释他的“新停”之举，大大地欠妥当。历代专家都忽略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杜甫“潦倒新停浊酒杯”，这“潦倒”二字应当排除他的“多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寻找解释，才算妥帖。笔者找到的答案是：生计潦倒，没钱买酒。
第六，律诗在平仄上讲究“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格套，“久停”的“久”字虽然是仄音，也是可以用的。假如杜甫确因肺病而戒酒，那么选用“久停”显然更合情理些。当然，这么措词存在一个“犯孤平”的问题，但是，以杜甫的精湛的语言功力，他必定会处理好改用“久停”后所出现的问题，这是无疑的。
概言之，从全诗中看，杜甫根本没讲自己的肺病与“新停浊酒杯”之间存在关联。至于朱鹤龄，他实际上是思虑欠精细，做出了一个学术上的臆测，洵属一家之言，而且没给出他考据出来的学术证据。遗憾的是，后来学者却一窝蜂地跟进，维护这个缺乏学术证据，或者说证据不充分的学术论断。也就是说，朱鹤龄作了一个学术误判，他又误导了后来的众多学者。
笔者将“潦倒”二字新解为“生计潦倒”一词的压缩；“潦倒新停浊酒杯”全句释作：杜甫因生计潦倒、没钱买酒而怅然停杯罢饮；倘若手里还有钱，那他决不会顾及身患肺病等，笃定要沽酒独酌，借酒浇愁的。
这样一解释，《登高》就获得了一个新的欣赏角度，岂不是大大地开启了这首“奇诗”的美学内涵吗？
出于“诗无达诂”的考量，将“以肺病断酒”作为杜甫“新停”之举的一种解释，是否可以呢？笔者主张，那也是不妨的。既然已经成通行的说法，那就聊备一说吧！
如上解释之后，笔者回头审读全诗，撰写出如下几行赏析语：
大历二年在夔州，深秋的某一天，萧瑟的秋风呼啸着，多病体衰的老头杜甫在家中愁闷无聊，生计潦倒的他没钱买酒，连“借酒浇愁”也办不到。就在这样一个不适宜室外活动的日子里，他竟然独自硬撑着到江边去登高，究竟是为了什么？
杜甫有“日日江楼坐翠微”的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写作“渚清沙白鸟飞回”时，杜甫脑海里存着往日的江畔记忆：无风的晴日，江渚、沙滩上鸥鸟翩飞，“沙暖睡鸳鸯”等；还有人的活动：行船（上行船须依靠纤夫的拉拽）、打鱼、捣衣……而今日呢？急风呼啸，落叶纷飞，改成了一片凄凉景象：江渚上一片凄清！沙滩上空无所有！
这样一个刮风天，众鸟岂能在江渚和沙滩待得住，而不赶紧飞回鸟巢吗？
惟独思乡心切的杜甫才硬撑着抱病独登高台，久久地眺望着天际，他真是望眼欲穿啊！
“无边落木萧萧下”，敢问它们究竟飘向了哪里？谁也无法知道。杜甫常年客居他乡，唯恐自己不能“叶落归根”，安葬故里，成为一个“游魂野鬼”，因此他硬撑着去登高远眺，望一望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不幸的是，他的不祥预感应验了：最后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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