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来学者把《登高》都解错了
——杜甫《登高》新解
杨秋荣
杜甫的七律《登高》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崇高地位，明朝胡应麟推许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诗薮》），清朝杨伦称誉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等等，乃是学界共知的。《登高》还是高中《语文》教科书必选的定篇。全诗如下：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笔者经研究发现：千年以来，历代学者都把《登高》解释错了！谬误因袭流传，一直到今天……
一、梳理《登高》的创作日期：它并非写于重阳节
杜诗的注释版本极多，历代皆有。幸运的是，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煌煌十二巨册，已经问世了。其中历代关于《登高》的有价值的评论，都已经搜罗了。依赖这部大著，参阅其他著述，笔者首先就历代学者对《登高》的解释作一个概要的梳理。
无可否认，早在宋朝时期，赵次公在《杜诗先后解》中将杜甫夔州所作五首诗强行合并，改题《九日五首》，该诗成为其第五首，就属于一次学术判断的失误。这一点，已为清朝学者石闾居士所指出。[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84页。]原来，九月九日是重阳节，自古有登高的习俗，杜甫此诗既然写“登高”，自然可推断为作于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于是很不幸，一个重大的学术误判就这样造成了！
明末的高棅认同上述误解，在《唐诗品汇》中将《登高》题目妄改为《九日登高》，再一次误导了后人。[ 高棅：《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5页。]
明末清初的张溍在《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中认同赵次公的误判，并且对钱谦益的做法甚是疑惑，特地标明一句：“钱本改此首题为《登高》，何故？首四句概言九日远景，确是夔州九日，那不动。‘登高’二字切九日。”[ 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1127页。]由此看来，钱谦益看出《登高》“九日”作解不通。
稍晚的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认同“夔州作”的传统见解，却不赞同九月九日重阳节所作，因此未敢下此断语。[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67页。]虽有邓绍基主张“广德元年梓州作”的别见，也不占主流地位。也就是说，《登高》作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地点是夔州，年份是大历二年，成为了主流学术观点。
进入现当代，这个学术错误被一再复制，沿袭直至今天，简单枚举如下——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诗约代宗大历二年（767）杜甫流寓夔州时重九登高所作。诗中写江边秋景，意境雄浑开阔，惟感伤过甚，结尾处，情调不免低沉。”[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第142页。]
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此诗为重阳节登高所作。”[ 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88页。]
顾青《唐诗三百首》：“此诗作于大历二年秋，杜甫在夔州之时，写客居异乡、重阳登高的观感。”[ 顾青：《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6页。]
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大历二年秋在夔州作。登高：旧时风俗，重阳节有登高之事。”[ 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也有注明其创作年份，却未明确作于重阳节的，在学术界仅占偏席，简单枚举如下——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未断语写于何年何日，仅仅释首联曰：“二句从大处写秋景。”[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唐诗选注》：“这首诗大约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的秋天，当时杜甫在夔州。”[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年版，上册，第275页。]
类似的说法还有，以上二书是代表。秋天可以分为“初秋”、“仲秋”、“暮秋”，它们仅说描写了“秋景”且作于“秋天”，在时间界定上故意地模糊化，体现出治学态度不严谨，生怕往细里说会露出马脚来。
个别有识之士于是明确否定该说法，例如封野的《杜甫夔州诗疏论》就写道：“三、四句进一步强化深秋肃杀景象。”[ 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管又清注解的《唐诗三百首》主张：“这首诗通过诗人登高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深秋的景象，抒发了诗人半生艰难的身世之感。”[ 管又清：《唐诗三百首》（注解本），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19页。]
奇怪的是，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201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仍然注明“大历二年九月九日作”[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92页。]，隐去业已出现的学术争议，执拗于传统之旧见。这就很不应该了。在该书“前言”中，主编萧涤非先生写道：
“该书编撰宗旨，以严谨科学态度，力求集前代治杜成果之大成，吸收近人研究成果，精审慎取，参酌己见，撰成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附录完善，带有集校集注集评性质之《杜甫全集》新校注本。”[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倘若对明显的学术分歧视而不见，弃而不录，何谈它的“集大成”呢？萧涤非先生于2007年去世，主编工作由他弟子接管。看起来，这与他弟子所持的学术观点有关，其观点是恪守通行之说。
笔者主张《登高》不可能作于大历二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而是作于该年的深秋（或称暮秋、晚秋）。如上所述，秋天可以分为“初秋”、“仲秋”、“暮秋”，重阳节正是金秋送爽的时节，相当于公历10月初，适宜于郊游和采摘，故此有“重九登高”的习俗。它与诗中“风急”和“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景致并不吻合，杜甫《登高》怎么可能写于这天呢？
有人辩解说：夔州地处三峡地区，山地多风，故九月九日重阳节也会有“风急”的现象，呈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景致。笔者认为否！树木落叶乃是霜降时节的自然现象，怎么可能因为山风刮起就萧萧纷坠呢？
有人辩解说：诗题《登高》，而九月九日重阳节别称“登高节”，它当然作于此日喽！笔者断然曰：错了！该错误在赵次公那儿就犯下了。如前所述，大历二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杜甫确实登高了，并写下《九日》等四首诗，该诗如下：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
将《九日》与《登高》比照阅读会发现：前诗的“重阳独酌杯中酒”与后诗的“潦倒新停浊酒杯”是矛盾的，它们不可能作于同一日。偏偏赵次公审读时较为粗心，径自将它和四首诗归并一处，硬扣上题目《九日五首》，洵属大大地欠妥当。
比照杜甫作于夔州的组诗《秋兴八首·其三》的首联“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可证杜甫外出“登高”眺览不必非在重阳节这天，其实他是日日须走一趟的。看起来，前人硬把它定于这天所作，的确缺乏充足的证据，且在理解上出了偏差。这个偏差误导了后来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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