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正统的文学体裁之一，元代较唐宋时期有所黯淡，然而元代的诗文作家、作品数量却相当丰富，据清人顾嗣立编纂的《元诗选》记载，元代诗人多达2600人，作品高达三万首，可与唐代媲美，与宋代比试。但元代由于元曲的发展，掩盖了元诗的锋芒，却掩盖不了元代诗人的才华，元代初期的元好问、戴表元，中期的诗人虞集、杨载，后期诗人杨维桢、萨都剌等。他们的诗文风格各放异彩，无法判断谁的成就更高，因为他们的诗文都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社会文化，在各个时代中各领风骚，所以，本文结合时代的政治背景来谈一谈这四位文坛盟主的诗文特点。
元代初期元好问——乱世中的一代文宗元好问生于金、元易代时期，他自小就怀着造福人民、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他在《南冠录》中介绍自己的生平时说道：
余自四岁读书，八岁学作诗，作诗今四十五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从仕十年，出死以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
介绍中，元好问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喜爱诗文、立志为民、经国济世的理想，所以他在34岁（1224年）考取进士后，便他紧紧把握入仕的机会，开始为国家社稷分忧解难，为百姓生计尽心尽力。然而元好问却生逢金代后期的动乱年代，1234年正月，在蒙军和南宋的联合攻击下，金朝灭亡，元好问被付山东聊城，由此结束了他的仕官生涯。
作为由金入元的重要诗人，元好问的1400首诗作中，成就最多的是“纪乱诗”，他通过个人的遭遇，来反映民族和国家的动荡不安，展现了金元易代的历史画卷。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一诗中写道：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这首诗作于天兴二年（1233），金代灭亡之际，元好问被俘虏时所作，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写下此诗。前两句中诗人追溯了金朝灭亡的原因，借用“汉代霸上驻军”的典故，来讽喻金朝军队缺乏战斗力、国家没有在思想上重视战争才导致“江山易姓”，国家沉亡。后两句中，诗人借用“丁公化鹤”的典故，来表达国家灭亡后，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又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来发泄内心的痛苦之情。整体来看，元好问的诗不仅是对国家灭亡、人民遭难的哀叹悲泣，更是站在历史批判的角度上，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由此增加了诗歌的思想深度，宋代词论家张炎在《词源》中评价道：
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
张炎的评价中，称赞元好问善于用典、笔法深挚，可与周秦媲美。而元好问的诗歌也符合文学史上“修辞立诚”、“温柔敦厚”的诗学理念，以真挚的感情、磅礴的气势、雄劲的笔力展示了国家在面临灾难时，悲凉的心境，开元代初期良好的诗风走向。
“宗唐得古”戴表元——诗本性请，取材于物戴表元作为元代前期的重要诗人，也经历了由宋入元的社会变化，他深知宋末诗风的流弊所在，所以在他的诗文中往往力求革新，创造出高朗拔健的诗风，主张“诗本性情”、“取材于物”的戴表元，不回避社会矛盾，他往往以犀利的文笔，描写元初黑暗的政治现实，悲惨的底层生活，如《夜寒行》中他写道：
昨日天寒不成醉，今日天寒不成寐。醉迟得酒可强欢，寐少愁多亦频喟。紫竿苇炬闹荒城，役夫遥作鹳鸭鸣。拥衾高枕未云苦，熟听但觉令人惊。
乌孙黄鹄飞不返，辽城白骨填未满。朔风萧萧吹成旗，居人何如去人远。丈夫无成霜满须，沙场万里星河疏。南墙诗翁穷据炉，北窗少年犹读书。
这首诗的上半段，诗人从自身出发，尽是写自然景物，如“天寒”、“竿苇”、“鹳鸭”，但诗人在写景时均赋予景物情感，他在写天冷时，通过昨日和今日的对比，昨天是因为天冷没有喝醉，今天是因为天冷不能睡觉，一“醉”一“寐”，仿若让人看到了诗人愁苦的模样。后两句中详细描写了这两日中，喝酒和睡觉时的状态，强颜欢笑地醉状，哀叹的睡意，均体现了作者虽躺在床上，却忧思不能寐的心情，因为自己听到了饱受劳役之灾的哀喊犹如鸡鸭鸣叫，心生同情底层百姓的穷苦生活之情。下半段中，诗人从国家角度写战乱时的白骨、战场上的旗帜、战士们的胡须、沙场上的星河，一幅辽阔的战乱场景呼之欲出，可见诗人对战争苦难的悲愤与无助。
戴表元主张学习唐代的杜甫、李白，认为诗文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生志向，特别是应该效仿晚唐时期的“讽喻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诗教”的功能，让国家更加安稳、百姓生活更加富足。清代学者顾嗣立在《元诗·剡元诗序》中评价道：
类多伤时闵乱、悲忧感愤之辞，读者亦可以谅其心矣。
顾嗣立的评价中，道出了戴表元沉郁顿挫、悲愤著诗的写诗风格，意在说明读者在读完他的诗之后，就能体谅到诗人的心情。戴表元的诗歌符合文学史上的“美刺”之说，意在通过讽喻纳谏，启示统治者应该安社稷，济民生，在元代初期百废待兴的时候，讽喻诗往往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进步。
中期诗人虞集——心怀社会，向往田园元代中期，社会发展逐渐稳定，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创作观念更加趋向于“雅正”之风，力在通过温柔敦厚的诗风，歌舞升平元朝政治，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削弱了抒情功能、弱化了批判功能，而更趋于歌功颂德、题书咏画。以虞集为代表的中期诗人，往往把深沉的历史融入诗文中，彰显时代之风，也向往田园生活，表达寄情山水之意。如他在《挽文山丞相》中写道：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
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这首诗中追忆往事，写文天祥在南宋战役中虽鞠躬尽瘁，却难以保全南宋完好，再以张良为韩国复仇出世却无法复韩、诸葛亮六出祁山未能兴汉三个历史事件来表达英雄们竭尽全力，却不能保护国土，哀痛之情难以言表，便用“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一句直抒胸臆，寄托对祖国河山稳定发展的期望，对英雄出世保家卫国的希翼。此外，虞集向往田园生活，他在《风入松·寄柯敬仲》中写道：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词的上阙，虞集写自己年纪大了，开始缅怀往事，他怀念当年在金銮殿工作时的柯敬仲，两人一起替皇帝写诏书，天热的时候穿着轻薄的衣服，也不会僭越规矩，多么幸福啊！词的下阕，虞集“以景抒情”，碧水蓝天、莺歌燕舞的江南风光中，诗人愈发想念好友，便约着“杏花春雨”中相见，情景交融，惹人喜爱。
元代中期的虞集，已经度过了兵荒马乱的生活，此时的他更多的是怀念往事，活在当下，寄予未来，所以他的诗歌多以格律严谨、意境浑融著称，展现了中期时的盛世安稳之风。
后期诗人杨维桢——铁崖体诗风元代后期，朝廷政治日益黑暗，民族矛盾也愈加激化，中期的“雅正”观念被打破，诗人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于是这一时期的诗人主张写实，来反映社会现状。以杨维桢为文学领袖的“铁崖体”，强调诗歌应该反映个性自由，所以他以“古乐府”为主，力图用强有力的辞藻，奇特的意境，反映狂放不羁的才情。如杨维桢的《鸿门会》中写道：
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照天万古无二乌，残星破月开天馀。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
军声十万振屋瓦，拔剑当人面如赭。将军下马力排山，气卷黄河酒中泻。剑光上天寒彗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军呼龙将客走，破青天撞玉斗。
诗的上半部分，杨维桢以雄厚的气势，描写天地星月，一幅磅礴的气势轰然而出，仿佛看到了“东龙”、“西龙”翻云覆雨的玄象；下半部分写边塞之景，将军打仗的气势，士兵拔剑的声况均表达了战场的排山倒海之势，这种奇思幻想的妙境突破了元代中期歌舞升平的风貌，显得十分壮阔。清人顾嗣立这样评价杨维桢的影响称：
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领异，则廉夫为之雄。 而元诗之变极矣。明初袁海叟 (袁凯 )、杨眉庵 (杨基 )辈皆出自‘铁门’。
顾嗣立认为，杨维桢的诗风追求标新立异，开创元代诗风，创造了元代诗坛独一无二的“铁崖体”。
虽然杨维桢有开创之功，但他的诗风中略显晦涩之意，这与杨维桢本人向往道教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理念相关，他认为，身为个体，只有摆脱凡俗的困扰和物质的束缚，才能达到与万物相融，与宇宙共生。
结语尽管元代诗文较唐宋略显低潮，但诗文在元代的整体格局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元代诗文中，前期有元好问、赵孟頫、戴表元等，中期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四大家，后期有杨维桢、萨都剌，文人作品一度出现繁荣状况，然而若论不同时期的诗人，哪一个艺术成就更高，显然是无法作比，他们的艺术成就均是根据时代而定。所以说，元代初期的在动乱年代的元好问以“纪乱诗”开辟一代文风，戴表元更是强调“借物抒情”来表达战乱时忧国忧民的愁苦；而中期时的虞集，生活在盛世唐朝，安稳的生活让他开始居安思危，寄情田园表达人生理想，代表了元朝中期的“雅正”之风；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体开创自由奇特的诗文意境，批判元朝末期的政治黑暗，借以表达与宇宙同生的道教观念。元代的这四位文坛盟主，在各自的年代里各领风骚，为元代文学添枝加叶，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蔡小记
参考文献：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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