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郭沬若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默《鲁拜集》。读郭的作品，不论是创作或译作，必须首先熟悉他的行文风格，过语言关。这几乎是阅读所有五四时代作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題，但郭似乎更特殊些。他是四川人，属南方语系，而文学语言，基本上以北方话为主。比起北方作家，就要吃亏许多，再加上他创作高峰期间，长期置身日本，前后达20年之久，接触母语的机会不多，逼得他只好借助大量四川话和四川句式，再加上熟读的古书用语。为避滥熟，他又把今天我们常用的成语，有意地用白话表达，反显别扭。或用倒装，如我们习惯用朝三暮四，郭则有可能写成暮四朝三。再加上他的语言观一直以自然为最高境界，不屑于精雕细刻，表面上显得有些芜杂，罗嗦，和鲁迅的那种惜字如金的风格截然相反。这在某些方面也可以反映出二人的性格来。
记得我中学读郭的自传和戏剧，有隔膜感，就是在语言上，总觉别扭。而且当时对文学语言的要求，还停留在表面的有文釆上。一读郭的作品，第一感觉是：“怎么也没个优美词语啊”。直到后来大量阅读五四时代作品，过了五四语言关，再加上自己对作品鉴赏和把握的能力逐步提高，才终于可以欣赏郭沫若了，才发现他和鲁迅一样，创造了一种独属于自己的与自身性格生命融为一体的风格。他们那一拨人，就像语言荒原上的独行侠一样，左冲右突，横冲直撞，任性而为，沒想到有一天会成了语言大师。就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这种人只能出现在思想、语言到处碰撞，没有被规范的时候。规范有好处，便于沟通交流，却容易泯灭个性，难以出语言和思想上的杰出人物。
（这些东西，是在歌厅，拿手机写的。手上没有郭的作品，没办法引用以作例证，只能凭印象写。现在，正好有空，我随便引一段郭的自传的话，来稍作说明。“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轻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跑了。”“却才”两字并用，“拐带”应置于前，却放于后；“三妻二妾”，硬生生给少了两妾，那些达官贵人们知道了，不骂郭才怪呢，等等。今天，哪个语文老师看到自己学生这样的写法，一定要当作批判的重点，至少是要奚落一番的。当然，这只是表象，表面性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并不在乎这些。郭对此认识的很清楚：“世间上的通病，不美的妇人总爱搽一脸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总爱镂心刻骨的雕琢。结果是愈妆扮愈丑，愈雕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装饰的自然美，那他已经达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肤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样，它总要有一种内在的显示。”郭的文字的魅力正在于这“内在的显示”，郭很清楚，也很自信。记得巴金后来说过，无技巧即是最高技巧。金庸小说中也说，无招胜有招，都是一个意思。而张爱玲、钱钟书他们过分修饰雕琢文字，其实已落下乘了。）
郭的译作，文白杂糅，和今天的语言大不一样，初读，也并不太顺。但细读，又有诗味。郭从英译本转译而来，正好我所读的这个集子上，也附有英译，有时候，就对照着读，发现郭译诗，纯以意译，是典型的“神韵派”。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创作。郭说，他看了日译本，再看英译本，几乎就像看两部不同的作品似的。至于原作究竟是啥样，真是只有天知道。美国诗人庞德所译李白诗，他收在了自己诗集中。一个中国人，看他所译的李白的《长干行》，不看作者，是绝对想不起李太白来的。译诗，特别是古典诗，只能是一种创作。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古典诗词，不要说翻成外文，就是翻成白话，都众说纷纭，只能按自己的理解来。比如毛泽东的诗词，郭沫若写了分析性的文字，但毛泽东却说，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又亲自写了分析文字。其实，谁也没错。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意思。但在读者的眼里，他会有“误会”，但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个美学的误会，是“美丽的误会”，只会增加作品的魅力，而不是相反。郭沫若在《青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把《诗经》中的部分农事诗翻成了白话，我当时在阅读时，在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话：“郭的译诗，已入化境，真正进入了“自由王国”，这是其他学者所无法比拟的。他重新给这些古老的东西以生命。”其实，所谓“化境”，所谓“自由王国”，不就是一种创作吗？
标签： 郭沫若的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