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而言，修史都是一项重要并且庞杂的任务。
既是历史，是文化，也是传承，更是政治。
哪怕到了今时今日，修史的意义其实也不会发生改变。
编纂清史，更是如此。
编纂一部史书，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将一些大事年鉴杂糅在一起。
编纂者还得把握好一个分寸，在基于史实的前提之下，不仅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还要对前代之人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还要对当下之人进行警醒，对后世之人也要有一定的劝诫之功。
尤其是对当下的影响，更是重中之重，容不得有一丝马虎。
而这个分寸，其实就是一条红线。
可是这条红线又只给了一个大概并且模糊的界限而已，有些内容到底应该怎么去写实际上很难形成明文规定。
所以，这个分寸就要靠编纂者自行把握。
但这，无疑很难。
而且现在所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时代，背景之复杂也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没有“前事之师”，一切都在摸索。
这样一来，修史工作也就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更加艰巨。
况且清朝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是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汇处，其复杂程度，单单是考虑政治和民族这两个点，就足以让修史者头疼不已。
只要明白这一点，难道也就能理解清史编纂工作为何久未完成了。
而由于清史编纂工作还未完成，如今研究清史，或者读清史，则多取1927年由赵尔巽担任主编所编撰的《清史稿》。
但是因为《清史稿》的主编赵尔巽是前清官员，对前清怀有特殊情感，所以在编撰的时候不少地方都代入不少的偏颇，甚至是处于“为尊者讳”的缘故进行春秋笔法。
因此，我们才需要一部更加公正客观的清史。
至于新清史还会不会用文言文，难道毋庸置疑是不会！
一来，国人早就已经习惯了大白话，虽然上学期间学过几篇文言文，对于文言文大概能够读懂，但还是会稍显吃力。
这对国人了解和研究清史也会造成一定的阻碍。
且不说明史，甚至更之前的元史、宋史等，哪怕是最近编撰的《清史稿》，普通人阅读的时候可能都要翻字典或者网络搜索某些字词的含义。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相应的气息和特征，到了这个化繁为简的时代，其实已经没什么必要非要写文言体裁的史书了。
二来，由于语境改变了大几十年，学者或许都能够读得懂文言文，也能写几篇还过得去的文言文，但已经很难做到像古人那么精简、准确、流畅并且具备一定的文学性了。
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早就已经凤毛麟角了。
而且即便是有这样的学者存在，也未必就是历史学者。
这样就几乎不可能将那些写的一手好文言文而又少之又少的学者聚集起来去编撰清史。
不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都可能会因此远远超出预算。
所以，新中国编撰的清史不可能会用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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