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云开
儒家自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躲过秦朝时期的残酷杀伐，迎来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高峰。但之后，儒家在朝代更替、战争不断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没落，法家、佛家、道家等学派开始交替兴盛，直到宋朝时期出了一个儒学集成大家，儒家才又登上新的高峰，成为元明时期的主流意识。
这个集成大家就是朱熹，朱熹是以北宋“二程”的理学为基础，融合了佛、道两家思想，构建了自己庞大的理学体系。其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理念思想。
朱熹的理学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他将儒学从关注外在行为礼仪的核心，提升到了“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核心，并与现实紧密结合，形成高雅、周密而又实用的体系，使得儒家在宋元朝代更替中，保存了中华文明的完整性——忽必烈的谋臣中大多是理学家，是他们将理学传到了北方，深得忽必烈认可，之后忽必烈建立元朝，采用儒家礼治政策，传承了中华文明。
但之后，朱熹的理学被很多学者误解。比如明末儒家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理学思想提出了质疑。
再比如对于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理论，很多人认为是“观察物体”，从“物体”看到“真理”。心学大师王阳明就曾经照着这个方法，盯着竹子“格”了三天，直到病倒也没有“格”到什么理，从此抛弃了“格物致知”理论。
可以说，正是这些关键点的模糊，导致后学逐渐抛弃朱熹所描摹的“哲学路径”，而另辟蹊径。陆九渊、王阳明开始创立了心学，也正是心学的逐渐兴盛，朱熹的理学逐渐失去宠幸。
但在我看来，其实王阳明和朱熹在根本上一致的，甚至他们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加完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朱熹还要比王阳明更宏阔、更接地气一些，但正是他太过于宏阔和接地气，没有在最重要的地方，比如“心即理”（陆九渊）上面下足功夫，才让陆九渊、王阳明有了发扬心学的机会。
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清晰的认识“理学”，能够采取一种容纳创新的态度，中国今天的哲学世界要精彩得多，甚至有可能在经济领域也会有奇迹出现。今天，我们就重新梳理一下朱熹理学的枢要，一窥其哲学精义之美。
“理学”的宗旨
俗话说，有“理”走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个“理”，就是耳熟能详的道理，那么道理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道理凭什么是绝对正确的呢？
在朱熹看来，这个“理”是从宇宙中来的，他将"理"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在这方面，朱熹继承周敦颐对“太极诚体”的理论，兼并道家学说，用一个“理”字来概括。
从深层次来讲，朱熹提出“理”学，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儒家经过多个朝代的实践，存在着很多的缺陷性。比如说儒家的维稳思维，很容易让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趋向保守，没有创新，而按照物理学“熵增”的原理，世界总是向一个混乱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创新的能量来干预，这个社会最终会崩盘。所以儒家的维稳思想总是被既得利益者使用，常常会干扰创新，从而导致民不聊生的群体揭竿而起。这就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比如，儒家的礼仪没有发展到一个深度，始终停留在外在行为上，而停留在外在行为（法家就是从这个外在思路发展起来等），很容易变成僵化的东西，从开始禁锢人的行为再到禁锢人的思想，从而很容易滑入残酷无情的局面；另一面，又会被一些虚伪者利用来欺骗人的把戏。
所以，终上所述，儒家需要有一个高度来支撑它的体系，否则它将要被淹没在时代洪流中了。其实，朱熹的前辈周敦颐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为儒家建立一个符合时代的新的高度。但周敦颐没有在具体应用上延展，虽然他的确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发现——他觉得宇宙有一个太极诚体，世间万物由此构成，但还是没有具体应用体系上讲清楚。
很显然，在朱熹这里，他同样抱有这样的宏大梦想，因此他疯狂学习各家学说、思想，兼容并包，终于为儒学找到了一个高度：宇宙之理，主宰一切。
这个思维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朱熹是学习了老子的——老子发现了道，用道的演变逻辑，清晰明了的构建了道家学说，简直无懈可击。朱熹自然也看到了这点。
总体来说，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同时，朱熹用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天理"、"天道"等伦理道德观，取代了传统原始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等概念，可以说这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此外，有一点需要强调，其实朱熹理学有一个非常好的核心，即“理”高于一切，就像法家的法高于一切一样，强调“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理学实际是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目的就是抑制君权、人治，回归自然化的道治。可以说，这是将权利走向平民化或民间参政议政的伟大贡献，比西方现代民主的政体形式要早几百年。但众所周知，这一理念在封建家族集权之下，自然难以被捧上高台。
“格物致知”的意义
“格物致知”是儒家的基本理论之一，它出自《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在朱熹之前，有人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儒家“八目”，可见儒家认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于格物和致知。
所以，可以想到，声称“理”是主宰万物的朱熹，自然需要一种方法来探究“理”，那么这个格物致知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朱熹等重要思想。
朱熹的思维逻辑是，“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想知“理”就需要“格物”。于是“格物致知”就变成了“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即所谓的“格物穷理”。朱熹认为天下万物其中都蕴含了无穷道理，一旦通理，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从而做到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
从某种意义上讲，格物致知有一定的科学性，即与西方自然科学等研究方法类似，所以有后人感叹说，要是我们大力发展朱熹的格物致知，可能早一步发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公开表示，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
当然，这个不是朱熹最主要等路径，他在中国生命哲学等影响下，更想做的、或者说下意识的倾向于关注人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朱熹的主旨是希望大家从格物致知中发现“安身立命”的修身真理。
那么，从这个逻辑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朱熹格物致知的核心不是从物观理，而是从心观理，物只是回应我心的一个因素，即我在观物，是用心里的“宇宙之理”来研究，从而对应到物之理的奥妙所在。
由此可见，王阳明格竹致病是用错了方向，他太在乎于物，而忽略了心，无心就无物。后来，王阳明发扬了“心学”，可以说是物极必反的一个恍然领悟。但其实这依然是朱熹的洞见，只是他没有表达明白——这就是文字的局限，而王阳明误打误撞走了正路。
“灭人欲，存天理”的奥秘
很多人看到“灭人欲、存天理”这句话，很容易忽略这句话的分量，甚至认为是一种消极的思想。就像很多人把老庄哲学误解为消极哲学，错失了老庄哲学背后的正确生存原理，以及无限美好的境界。
比如清朝时期的学者颜元就力反程朱、老佛的守静与虚学，其中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 等等;又批程朱"徒见道於纸，谈道於口，考道於笔"。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清代另一个学者戴震也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当然，这符合“真理少人知”的逻辑。越是真理，越是很少人能看懂。
其实，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种理解太浅了，换句话说，难道学富五车的朱熹、老庄等人居然不明白这点，或者讲的就这点浅显的意思。
很显然，这些评论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没有深入理解朱熹。要理解“灭人欲、存天理”这句话，我们可以先来了解老庄哲学，因为这句话就有点老庄哲学的“无为理念”的味道。
我在解读老子思想的文章中提到过，“无为”的本意是“无私我之为”，即在一切事上，无我的私欲、成见、喜好干涉进来，我完全的顺道而为，那么这就是无为，这样的无为就是天道之为、天理之为，就是大为，无为而无不为。
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企业家要招一个重要岗位的人才，那么他只有完全的以符合这个岗位的要求（顺道）来选拨人才，不能参杂半点自己的私欲，喜欢、成见，即不能唯亲，也不能因为喜欢美女，就招一个美女，这就是“人为”的干预，也就是“人欲”的干预。
那么，理学家讲“灭人欲、存天理”，其实与老庄哲学强调的无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说法不一样而已。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收敛人欲的妄为，就容易偏离天道，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只有进入天理中（无人欲的干扰），对一切事的处理均无意、无必、无固、无我，那么这件事就基本符合道了，用儒家的话说，就是达于仁、天人合一了。如果能在一切事上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则就是孔子说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我们就知道“存天理、灭人欲”是多么适合人类社会的的真理。如果人类社会能够将其应用，人类社会就能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
然而，遗憾的是，现代人类社会非但不注重这些真理，对这些真理的重要性都没有意识到。甚至于迄今90%的学者都没有理解到位、解读到位，至今着大众的理解中，“存天理、灭人欲”还说一种消极的存在。或许，这就是现代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注重物质世界、精致利己主义横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余云开哲学教育研究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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