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熹继承和发扬了秦汉哲学兼容并包的精神。朱熹的哲学以孔、孟思想为主干，兼取佛、道，特别是惮宗、华严宗的学说，广泛综罗了孔汲、董仲舒、王弼、韩愈、李翱、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唯心主义先行者的材料，容纳了张载等唯物主义者的部分观点，构成一个三教归一、中印合流、唯物唯心兼而有之的庞大而又复杂的体系。（中国思想史上主张兼容并包的人多了，岂只朱熹一位？他虽然三教都有，但最终却明显的只推崇儒学一家。）
朱熹哲学的兼容并包不同於秦汉哲学的兼容并包。这主要表现在：
1、秦汉哲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乃至董仲舒的学说，都具有折衷诸子的杂家色彩，他们的理论，可说是折衷有余而独创不足。朱熹则不然，他的学说具有鲜明的创造精神。
至少有六创见。(1)确定新儒家之方向。(2)理与气关系之厘清。(3)太极观念之发展。(4)仁之观念发展之极致。(5)道统观念之完成(6)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理气关系、道统、太极、仁、四书，这就叫“创造”呀。）
2、秦汉哲学的兼容并包，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中各种学派之间的相互吸取与融合。朱熹的兼容并包与此不同，它不只是局限在对本土学说的兼收并蓄，而是对外来的印度佛教，也采取了综合融会的态度，为儒学的哲理化开出一条可供应用的途径。（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朱熹哲学中，我怎么就看不出他吸收了什么先秦墨法等家的精华呢？）
3、秦汉哲学兼容并包的主体，是董仲舒的儒学，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指导思想的解决上，而没有注意到一般百姓的道德修养。而朱熹的兼容并包主要解决人生的指导思想问题。朱熹从重五经转向重四书，着眼点已经集中到道德修养和指导人生的上面。（所以朱熹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哲学）
(二)朱熹又继承和发扬了秦汉哲学的自我批判精神。秦汉哲学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在经学内部展开的古文与今文之争上，这是一种自我批判。经过桓谭、王符、张衡、仲长统、崔蹇、荀悦等人之手，已把批判变成了传统。朱熹继承了这一传统，对释、老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批判，并通过批判建构了有别於释、老的新儒学体系。
(三)朱熹还继承和发扬了秦汉哲学的重视人生的精神。朱熹的哲学可以说是关於“人的学问。它所讨论的主要是关於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人的理想和幸福等等，朱熹认为，“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他自觉意识到宇宙间每个事物(包括人)都处在种种矛盾关系中，而他的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就在於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便人生在各种对立面中得钊统一。
秦汉哲学穷究天人之际时，很重视荀子“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的观点。这说明它比较侧重考虑人和自然，即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的统一。但是，如何统一即用甚么方法统一，秦汉哲学语焉不详，而朱熹哲学则讲得比较详细和深刻。朱熹认为，把人和自然界统一起来的方法，就是道德行为的积累。（就在这一点上，朱熹把中国人引入岐途：好象只要做到了圣贤境界，人就提挈阴阳，把握造化了—什么科学呀、实践呀、劳动呀、奋斗呀，都不需要了，只要做在那儿，道貌岸然，涵养道德，就万事大吉了---这能行吗）
对於行为判断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是为己还是为他。如果是为己，他就是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如果是为他，就是道德的。这就是理学家所说的“公私之分，义利之辨”。道德行为的积累，意味着自私的不断克服。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量变成为质变，自私完全被克服了，天人合一便随之实现。仁是四德之首，并且包括其余三德。有仁德的人，称为仁人、仁者。在仁者的精神境界中，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全人类都是兄弟。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仁者，即是圣人，这是理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朱熹如果真是大圣人，他就应当知道他所要求的这一套，非要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后若干年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在现实中推行，必然会导致伪道德—可他就是不知道）
达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亦得到了一种最高的幸福，这种幸福理学家称为“至乐”。朱熹认为，这样的幸福或快乐，不需要到“彼岸”中去寻找，它就在“此岸”中，在现实中。朱熹不仅告诉子我们怎样把人和自然界统一起来的方法，而且向我们指出了达到亡二者精神境界的人手处。
理学家和心学家都叫人不要“在躯壳上起念”。从躯壳上起念就是为私，就是为利；不从躯壳上起念就是为公，就是为义。义利之辩就是公私之分，就是“去人欲，存天理”。由此所得的精神境界就是“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义利之辩，公私之分，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手处。
朱熹所说的公私之分，义利之辨，是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中日联系的，是为地主阶段的统治服务的。今天，人们批判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批判不是否定一切。难道大公无私这种道德行为也要予以否定?要知道，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公私之分，义利之辨仍然是判断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大公无私仍然是人们所要追求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我们不打算否定“公私之分，义利之辨”，我们认为它很美，看上去很美；但是我们准备把他束之高阁，等过几百年再去用它。在现实中，我们以为还是用人权、民主、法治、平等之类更实用）
(四)朱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其他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里讲三点：
第一，他强调，不论在政治生活方面，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都要重气节，讲人格。他主张“人要有骨气”，为真理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横逆面前能“硬着脊梁，无所屈挠”，对邪恶能疾恶如仇，敢於斗争。朱熹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庆元党禁”以後，理学被禁，蔡元定(朱熹学生)被流放，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朱熹表现得异常镇定，“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这方面，孟子早就讲了，也早就做了：他在那些王侯将相面前的表现，比我们的朱夫子强多了）
第二，朱熹提出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忧国忧民，刚直不阿，为政清廉，生活检朴，维护民族统一，反对外族入侵，互敬互爱，礼貌待人，诚实不欺，孝顺谦和等美德，经不断筛选、改造，早已融汇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这些美德，先秦时早就有了，在维护民族统一、反对外族入侵方面，朱子未出时，岳飞等就做到了，朱子出来后，汉奸倒好象有越来越多之势）
第三，朱熹学说中所蕴含的“大一统”、“尊王攘夷”、“严华夷之辨”等爱国主义思想，经过长期的启迪教化，代代相传，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粘合剂。这种民族精神，对於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有重大作用。（这三个口号，好象也是春秋秦汉时就很流行了，不能算是朱夫子提出来的吧）
臧宏简介：男，1933年生，江苏宿迁人。中共党员。1951年就读于青岛山东大学政治系。1954年分配到安徽师范学院教马克思主义哲学。195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生班。毕业后返回原单位(后改为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60年晋升讲师；1978年晋升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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