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母校山东师范大学开始渐渐较为密集地探究起原中文系教授孔孚先生的诗歌来。作为诗歌创作者和20世纪以后以建构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为核心的学术、理论工作、努力探索20世纪以后中国文艺在新的最高最上的审美基础上所创造的新审美理想艺术境界的学者，孔孚先生的诗歌其实很早就纳入到了我的视野范围。尤其是2004年以后，我系统阅读探究过其诗歌，但那个时候形成的基本观念，到现在也一直未有改变，即使是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过誉不断涌现的情形之下。而这种越来越多的过誉——比如将其评价为“当代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张丽军）；认为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伪现代化’‘伪先锋’的软肋，我觉得他是那个年代里把文学从‘有用’拉回到‘无用’，也即拉回到审美本质上来的人之一。他让我们对沉睡的、被遮蔽的东方美学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发现我们自身伟大的传统”（马启代）；认为“孔孚：当代中国的文化英雄”（魏建）；等等。不能再多引了，尤其是本专业的老师的观点，还是要为母校的老师们留点颜面——让我越来越感觉到相关人员在诗歌评论方面的非专业性：或者缺乏对于诗歌的整个知识系统的观照能力；或者是出于老好人姿态，光说好话不作批评或实质性批评；或者是因为同一个单位或同一个学校的人事亲缘关系，而被牵扯或自己愿意牵扯进来；或者是因为亲友或有过文学交流。类似的过誉所体现出来的专业素养，未免令人感觉到母校的格局就是如此，水平就是如此，未免会让人看不起看不上，这就让我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话，好歹我也是既创作旧体诗也创作新诗，并且还建构了王国维“境界”说之后唯一具有“本土化”品性的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神味”说理论体系。比如上述评判：什么是文化英雄？孔孚的诗歌和诗论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最高境界，创造具有实质性的新的内容，当代有几个作家能称得上文化英雄？——还得让文化界的人士认可，更不用说诗人。如果有，那也一定是莫言，而不可能是孔孚。如果从20世纪以后的文学来看，那会是鲁迅式的人物，而不可能是孔孚。再比如“当代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者与创造者”这个大帽子，作者知道什么是当代中华美学精神吗？最根本的就是，孔孚的诗歌并未在根本上创造新的意蕴和境界，没有这种新质，是连当代美学精神也体现不了的，何来创造之谈？要知道，孔孚的诗歌的艺术境界，在根本上仍然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对于这一点都无体认，就扣上这顶大帽子，那可真是被戴帽者无比受用，戴帽者有百利而无一害了！再如马启岱先生的观点，孔孚如果能够“敏锐地觉察到了‘伪现代化’‘伪先锋’的软肋”，那么那些不是软肋的地方，孔孚的诗歌是否能够兼有或超越呢？依我看来，马启岱的有些诗歌就比孔孚好得多，思想含量不是一个等级，更不用说当代诸多优秀的诗人或诗作。再比如“我觉得他是那个年代里把文学从‘有用’拉回到‘无用’，也即拉回到审美本质上来的人之一。他让我们对沉睡的、被遮蔽的东方美学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发现我们自身伟大的传统”，文学什么时候能避免“有用”？如果追求无用，整个人类或宇宙都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无用本身也就是有用。因此，不能把“无用”这一原本属于文学中的若干优点之一的质素无限张大，而因此遮蔽了最为根本的有用。无用你言说作甚？禅宗讲究不立文字，但言说这个道理还是依靠文字。这些传统思维的单纯的二元辩证，解决不了新问题。更何况就张大无用而言，20世纪初的王国维早就开始了，而且卓有成就，其《人间词》虽是旧体诗词，但整体成就绝对超过孔孚的诗歌。因此若说拉回之类，则王国维更有资格，王国维拉回了你不被拉回，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更何况除了王国维之外，还有许多人在拉回。更何况除了拉回之外，还有更多的创造了较之这种拉回具有更高更上的审美追求的人和作品。单纯就美学理论而言，宗白华先生的相关文章，也是足以把一个作者拉回的。把无用当做文学的审美本质，以至于说“他让我们对沉睡的、被遮蔽的东方美学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发现我们自身伟大的传统”，作者大概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相关成果了解不够，如果了解足够，不会说这样的话——没有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诸贤更深刻了解我们自身伟大的传统的人了，而且他们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和眼光，毫不留情地抨击、批判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这才让我们顺利对接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为20世纪以后的新文艺在真正的新质的追求与探索、创造路径的打开，开辟了道路，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以孔孚诗歌仅仅从山水情境等狭小、狭隘的小巧思维及其小巧境界这一隅景观的作为与呈现，连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长处都不足以兼容，又怎能轻言“开始发现我们自身伟大的传统”，若然者，那我们的传统文化实在称不上博大精深。——仅仅简单的几句话几个观点，就让人感觉很无奈，简直是错误连篇，逻辑悖乱，知识的系统性严重缺乏，如果让我来把他们的文章中的所有观点都一一驳斥批判，那还不得把我累死。
新诗在最近十几年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开始逐渐有了成熟的气息。但在多元化时代，相关不成熟的各种作品和思想观点的碰撞，则是越来越激烈驳杂。平时我主要以建构和阐释“神味”说理论体系作为25年以来治学的唯一核心，但其实在最初我是从新诗发展的困境入手来进行思考和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即有志于从理论上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后来又创作旧体诗，大约持续了十几年，2016年以后又转向新诗创作，目前则是以新诗创作为主，偶尔也写旧体诗，可以说是既创作了旧体诗和新诗，又在目前保持旧体诗和新诗同步创作的作者。一般的情况是创作新诗的写不好旧体诗，创作旧体诗的写不好新诗，而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同时创作旧体诗和新诗，又同时能写好的作者。就新诗作者来说，最典型的是郭沫若，新诗最初写得好，但旧体诗成就一般。就旧体诗来说，聂绀弩旧体诗棒棒的，但新诗基本不入门。这么说的意思是，我对于新诗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关注，对于所有文体领域的创作前沿保持着相当的关注（文体是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我已版的著作中多有论及，2018年出版的《“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要义萃论》一书有专门探讨阐释。我的文体探究是基于趋向于最新的新审美理想艺术境界的，而不是单纯的文体研究。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死研究），许多对新诗有偏见者，大概不曾意识到最近十几年来新诗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创作者越来越多，总会有优秀者成长起来，成长为优秀作者的概率大大增加了。但相关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却越来也复杂而混乱，平时看到很多新诗作者和评论者、研究者做着各种有问题的研究，撰写各种有问题的文字，未免感到好笑和悲哀。这其中的思想保守者不足道，而一些勇于突破并标新立异的论者，在根本上仍然也体现的是一种传统思维，这是非常可惜的。思维是做事的首要问题，思维不对，就如同走错了路，你想想后果。对于这部分论者我一般懒得理会，但今天既然说到这里，不妨给他们一个思维的启示，就是理论问题必须要形成系统性思维，而不能是点、面的局部的突破，在两军对垒的决战中，任何局部的突破在终极的定居中都没有意义，都不能决定最终的胜利。因此，你的观点的成功与否，能够立得住，一个感性的体认就是判断其所体现的思维的传统与现代，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以此系统性的探讨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创造了自己的具有“本土化”品性的理论体系。如果不成体系，你继续努力去；如果仍然是受西方哲学、思想、文化或文论、美学的影响，根本摆脱不了，你继续努力去。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以往我们新诗领域的评论、研究、价值判断，不是就心中有数了吗？你以为有几个零散的观点，就不失语症了吗？就能轻易地超越传统思维或观点了吗？就能够解决现代的新问题吗？你以为理论工作，是如此容易地就能取得某种成就吗？因此，20世纪以来学术的低水平重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非常可悲的。按照常理来说，学术是一定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的，否则就不要轻易形成文字，更不用说发表。但占据了各种有利的平台、圈子或其他资源的人们，面临相关的巨大的现实利益的诱惑，又怎能甘于必须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才能发表文章呢？更何况随便送出大帽子，皆大欢喜，场面上活跃，表面上好看呢？
这些都是简单的问题，只不过我们习惯于在学术领域沾染社会的不良风气，不能坚守、维护学术的尊严，已经没有基本的自我内省、反省，而是依靠各种利益的平台、话语的霸权继续编织新衣而已。因此，本文写到这里，我还是极其不情愿地撰写此类文字，也根本无心注意文字的润色之类，而只能像以往写过的网络论战文字一样，做到阐明了基本道理即可——甚至懒得校对，因此有了错字只要不影响理解，我也是一般不修改的。有关此点，我已经不止声明过一次。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后半生为何被迫写了那么多杂文，杂文固然极好，但却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精力，毕竟，他的本心还是在小说创作。我的本心，则是理论体系的建构与阐释。之所以有时候啰嗦一点，也还是照顾一些笨或懒的人们，更好地衔接本文的语境。好了，不多说了，说起来没个完，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几十年来对孔孚先生诗歌的基本认知与艺术价值、成就的评判，如下（为了清晰展现有关问题，下列问题尽量简单化，而且各个问题之间的逻辑也是交叉的，注意——但角度不同）：
第一，孔孚诗歌在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传统思维（即以“以有限追求无限”为主的根本逻辑思维，为什么是传统思维，其缺陷何在，请恶补本人已版著作《诗词曲学谈艺录》《聂绀弩旧体诗研究》《王之涣诗歌研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研究》《元曲正义》《“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要义萃论》等，基本每本书都会涉及，不多罗列了），而不是一种现代思维，仅此一点，其诗歌已经不可能达到现当代诗歌的第一流境界或最高境界。——简单言之，传统思维是趋于简单化的，而现代思维则是趋于丰富、复杂化的（丰富不等同于复杂，注意）；前者以象思维为主，后者以细节思维为主。本人著作，于此多所论述。
第二，孔孚诗歌的创作思维是往后看的（王国维也是往后看的，但比他好多了，所以同样往后看，孔孚也不是最好的一类），因此其思维所体现的新诗创作路径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就思维和路径而言，对于新诗创作来说是一种误导——不是说不可以有这么一种思维和路径，而是说这种思维和路径不会臻致新诗艺术境界的最高境界，很多人创作新诗学习参照谁谁是要臻致最高境界的，至少有此理想，但对不起，孔孚这一路不是，所以必须要加以特别的提醒！
第三，孔孚自己也说，“我的语言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我着墨的字句是，选择拨动人们心弦而引起共振的那个点”，这实质上是传统诗歌的推敲思维，但传统诗歌的最高境界可不仅于此！这实质上就是莱辛所总结的富有孕育性的顷刻的一种表现和思维，但莱辛的理论可不这么简单！而且，莱辛这个理论是用来概括绘画（雕塑）的，他明确指出这不是诗的最高境界！说到底，孔孚的山水诗就是根本上采用绘画思维来进行创作的，是诗画相通的艺术境界在当代的一种呈现，但这种境界永远不可能臻致诗歌的最高境界，这既是莱辛以《拉奥孔》专著进行探讨得出的客观而科学的结论，也是钱钟书所承认的（《中国诗与中国画》，明确将王维列为非第一流诗人）。孔孚的这种以少胜多思维，就是中国传统思维“以有限追求无限”的思维，就是以少总多的思维，只不过他想推向极致，更为贪心，也因此更为不切合实际而已。以少胜多是有的，但不具备普适性，不能把特殊的例子当做创作的普遍的原则或规律的追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字太少犹如蚂蚁，虽然在蚂蚁阵营中无比强大，但到了大象阵营，那是儿戏之境。因此，思维上错了非常可怕，中国古代的格律诗就是此种思维的呈现，因此即使是杜甫的《登高》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其文本的意蕴也就那些，不可能超过其《北征》等长篇大作，更何况史诗性的长篇大作乎。因此文本的容量必须要有足够的大，才能真正创造伟大的作品，这个道理，在“神味”说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建构过程中我反复阐说，可有几个人注意？我今年开始创作的《小诗系》新诗组诗目前已经超过500首，就是尽量短的思维的体现，一般只有一两句甚至一句，这只是证明我能创作此类小诗，但在我的理论体系之中实际上是不提倡的。今天创作新诗的作者，有几人具有鲜明的文本容量的意识呢？不要说局限在山水诗范围之内，就是扩大到所有现实的领域，日本的俳句成就也不大，庞德的意象派也最终成就有限。思维错了，就是如此可怕。你住房子怎么就想住个大的呢？赚钱你怎么就想着多多益善呢？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而已。因此，小诗从文体和文本容量上，就基本上被排除到了第一流或最高境界的作品行列之外了。孔孚诗歌中有一些造境壮大，但其限度仍然有限，就是根本受制于文本容量的缘故；壮大，具有壮美之象，不等于磅礴。而且，这种思维，也无法创作较长的作品。因此，孔孚的诗歌只能是第二流的境界。有些作品因为想象的奇特等原因，多少有些神味，但远远谈不上“神味”说理论体系所推崇的那些最好的作品所具有的境界或气象的性质。
第四，孔孚诗歌的最大艺术特色是想象力的奇特、丰富和一些比喻的巧妙，但即使如此，就其作品的整体来看，成功的概率也较小（即好诗率太小），大多数都不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更谈不上杰出，与伟大无缘。很多作品仍然带有那个年代的思维的稚嫩（其此类思维甚至无法超越古代），其诗歌虽然以精于推敲雕琢取胜，但成功的实在太少，大部分作品推敲雕琢并未到理想的境界，从而使得其艺术性大打折扣，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时代的局限，如果是在中国对接世界已经较为充分、整个社会呈现出较好的多元化的今天，可能不会如此，或至少可能要好一些。孔孚的诗歌，大部分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没有技巧（他们把此当做极高的境界）或无技巧，而是相当用巧，相当雕琢，但可惜的是往往巧不到位，呈现为上述缺陷。还有一些作品，则明显是巧不起来，或巧得过了。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其诗歌的真正好诗率太小，可以说杰出之作，就是区区几首。这杰出的几首，算是好诗，但却称不上是经典，或者有的勉强算是经典吧，但经典性实在太弱。现代社会毕竟给现代人多少带来了一些新东西，比如譬喻在新诗体制中的灵活运用，这是古诗所难以达到的，但即使如此，就山水诗的总体创作成就而言，还是无法超过唐代的王维，王维的诗歌也具有更为明显的经典性，而且经典作品较多。就孔孚诗歌的最大艺术特色是想象力的奇特、丰富和一些比喻的巧妙来说——这是其核心实力的展现，但山水诗本来就难以在意蕴上臻致文艺的最高境界，这样对比虽然残酷，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比如战争，在决杀的时刻，对手不会因为你是女人或者是有残疾就手下留情。这不是残酷，这是客观。放置到整个20世纪以后的中国诗歌的阵营，孔孚的上述核心竞争力都不算突出。而且即使与古人相比，其核心竞争力也不能出胜，你若不信，我就拈出一个诗人——李贺，你对比对比看。李贺在诗歌史上的成就、地位和价值，远比孔孚大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李贺的综合艺术性之高与意蕴之高，以及作品所展现的“神味”，那孔孚就只有望尘了！所以，做事情千万要客观，要专业，只要一对比，问题就很明白。如果想不明白，那可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你的专业知识系统和对于文学或诗歌的理解、悟性，还不足以明白这些复杂的问题，你千万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
第五，“现实性”品性是文学的最高品性、诗性或文学性，这是“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所确立并强调的根本原则，这在以前的理论史上是不曾有过如此强调的力度的（以及相关的理论的系统延展于阐释——如果你单纯这一点就是传统思维，就不足以体会到“现实性”之伟大重要和对于文学性建构的根本终极意义与价值），而且很多现代人都自以为超级聪明地认为现实主义过时了。这里所说的“现实性”品性，必须是一种精神，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现实性”，即“现实性”品性、精神必须是最为直接且在文本最为直接、丰富、复杂、深刻地体现的“现实性”，而不能有所回避。因此，我总是认为只有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的文字，才有资格与论乎文字的最上乘境界。灵性、神性之类的文字，都靠边去。将“现实性”延展到文本中去，就必然是“叙事性”，就必然涉及到讽刺揭露，其最高境界正是鲁迅、莫言式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合一的艺术境界，因此，你千万不要以为鲁迅总是排在现当代文学的头把交椅，人家是吃素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是受了什么因素影响，莫言其实是吃干饭的。这样简单一说，你就明白了：以抒情性为核心的文学，不会是文学的最上乘、第一流或最高境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传统思维和传统审美理想（“意境”）被推崇到了极品，甚至被后来的论者歪曲了当时论者所说的孤篇压全唐之类话语，但在新的审美理想理论体系之中，其缺陷一目了然——我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研究》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客观评价，将被越来越过誉的此诗打回了原形。现在，孔孚的诗歌也出现了越来越过誉、乱过誉的苗头，现在也必须打回原形。曾经艾青经过济南的时候到孔孚家坐了一晚上，但依照绘画思维、传统思维、抒情为主、文本容量极其有限来进行创作的孔孚，怎么超过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思维不对，是永远无法超越的。艾青的此诗是典型的以抒情压制叙事的案例，但叙事性还是很好地表现了出来，为“神味”艺术境界的建构贡献最大。如果不压制的话，则会更好，但艾青既没有那个意思，也没有那个能力，就只能如此了。
第六，现代性的最大特色是对于自我的撕裂，这种撕裂所导致的异化、痛苦、纠缠、撕裂、孤独、寂寞、郁闷、变态、荒诞、非理性等意蕴，根本上正是由于对于现实的种种直接的介入与反映，并在文本中作最直接、丰富、复杂而深刻的建构或呈现。这种现代性的自我，才是真正的大我，富有“神味”的大我，而不是传统思维中“以有限追求无限”所表现出来的大我，抟宇宙之虚之类的大我，任何高妙的灵性或虚境，都比不上上述现实及其所呈现的意蕴。鲁迅、莫言以及20世纪以来优秀诗人的作品，无不呈现出此种特性。其极致，乃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的正大境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特有的无与伦比的磅礴！沿着此一路径的磅礴之极，才是非理性的现代文艺之境。反观孔孚的诗歌，我们极少看到这些东西，其诗歌整体上乃是传统思维的体现，传统思维换言之即对于当下现实的回避，以极其短小的文本来进行艺术境界的建构，追求含蓄蕴藉之效果，建构小巧微妙之艺术境界，那又是对于现实性的弱化（这是思想的问题，同为小诗形态，本人的《小诗系》就没有弱化）。朦胧诗之后的顾城、海子等人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充斥上述现代性质素，但孔孚诗歌极其少见，两者对比，从创作形态来看，几乎就是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即使是20世纪之后的旧体诗，也有聂绀弩之类杰出的作者，充分地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品性。经历了那样多个特殊的年代的孔孚，对于现实的吸纳和表现能力却如此弱，其诗歌作品弱化现实如此之严重，这不是偶然的，也是其诗歌创作最大的失败之所在！孔孚诗歌追求的是虚而灵之大，但并不理想，而真正的中国文艺的最高境界则是实（现实性及其意蕴）而丰富、复杂、深刻之大，孔孚于此只能旁观。马启代宣扬良心写作，孔孚也做不到，千万不要以山水诗作为借口，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不少的现实性累积于表现。弱化了现实性，你良心何在？是谈不到的。
第七，孔孚诗歌的传统思维，缺乏现代性思维，可以举个例子来简单说明。比如其《大漠落日》，是其诗歌中的经典之作：“圆/寂”。想象譬喻可谓极其巧妙，但意蕴却仍然是旧的传统的思想资源，没有为我们带来新的东西或意蕴或质素。结合这个例子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好好参悟此点——没有新质，对于任何事物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何况文艺乎。
好了，可说的太多，不多说了，文章稍微随意地一些，就是七八千字，下笔千言立就，从来不是问题，但现在年纪大了，未免有些精力不济，时长头疼。这是我不愿意撰写此类文字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还是我更愿意撰写“神味”说理论体系这一本体论体系建构或阐释相关的文字。孔孚的诗歌在我的《论神味》一书中有简单涉及，没有过多涉及的价值。对于一众吹捧者过誉者来说，援引周星驰戏剧电影的话语来说就是“别闹了”，不要用你的业余挑战专业性。学界的既得利益者想要玩得漂亮，但你不能绕过专业性。我没有闲工夫给你讲明白所有的道理，只是如本文这样点点也就可以了。而且我没有说服你的欲望，更没有说服你的义务，这是我最近发明的两句话，已经正式写入其他文章。很多教授之所以被民众、社会看不起而称为“叫兽”，那是因为你的品性和价值观太成问题了；很多学者所作的学术、写得著作文章惨不忍睹，那是因为你太不尊重专业性了。你以为能糊弄，以为依靠话语权、平台、圈子等各种有利因素为所欲为，但实际上历史都会还现实以真实的面目，大体是不会差的！如“意境”理论的研究文章近万篇，著作数十部，绝大部分都是低水平重复（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出于各种原因，迫于各种人情，有时候说几句捧场的话也未必不可，但你不要随便过度评价。你随便给人送出各种高帽，那就是对于母校的亵渎，对于专业的亵渎，所以我就必须要写几句话来加以阐明我的观点，毕竟我是诗歌创作者和理论创造者。而且此类文章我根本不会想到发表，所以写来就不免非常随意——我正儿八经撰写的学术著作，正儿八经做学问数十年，到现在都出不起书了，还有十来本书四五百字尚未出版，自己的思想学说的传布举步维艰，现实如此“专业”，你还指望我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专业？只有我愿不愿意涉及某些事情某些理论问题，而不存在不专业。我已经用理论体系的方式正儿八经地给学界、给你说了20多年的道理，都没有多少人听，所以现在我也不妨凑活你的态度一下，随便写几句，如上。至于人情，那就免了吧，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是我的师爷，提出的“和谐论”美学思想极其为我所不喜，一向大力批判（包括正式的论文），你还指望我用非专业的姿态对孔孚诗歌及其吹捧过誉者视而不见？你还没睡醒吧？——当然，如果不是母校，我还真懒得理。总之：孔孚先生的诗歌不是第一流的，更谈不上最高境界；其传统思维的创作路径乃是一种小气之道，甚至可以说是新诗创作的一种歧路；其诗歌形成了自己的一定的艺术特色，但无论是对比古人，还是今人，特色都不够强大；以大师、大家、名家的成就来衡量的话，孔孚作为一个诗人，只能属于名家一个层次、境界，而且还算不上实力非常强的名家的性质，如果名家分为上中下三品，大约可以放到中品中去。作为一个小有特色的诗人，也还不错了。
2020.8.20山东于沧海作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斋
标签： 艾青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