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生命,是陶渊明及许多魏晋诗人诗歌所反复吟咏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实际上是许多诗歌意象深层的形式结构。之所以将它称为形式结构,是因为时间与生命的矛盾对立,或隐或显地贯穿在许多诗歌之中,成为诗人生发、组织、构造意象系统的共同的形式要素。与具体的表层的意象相比,它们更为抽象内在,是潜伏在意象深层的结构线索。
在诗歌文本中寻找并发现结构,是西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在诗学中对语言学方法的运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把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因素的意义都产生于它所处的关系与结构之中,这种关系与结构又总是体现为两件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从而形成区别和对比,产生另一层次上的各自的意义。这就是所谓“二项对立”的结构原则。二项对立是人脑思维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的动因。贯穿在陶渊明许多诗歌中的内在结构——时间与生命,它们也是在相互对立与矛盾中获得各自的意义,并产生出第三种意蕴的。这些意蕴便体现在由它们的对立所生发扩展的意象群之中。所以,时间与生命的矛盾对立是一种形式的要素,而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属于内容范畴的主题。当然,更不是作为思想观念或情感态度的主题思想。在对下面诸作品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会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陶渊明写于义熙十年的《酬刘柴桑》,就是以时间与生命的二项对立来营造意象的: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新葵郁北牖,嘉穗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这首诗的意象结构为:穷居忘时,暗示生命的孤寂落寞,落叶知时,引发对生命飞逝的感受;忧落叶之悴,隐喻生命的秋天,乐新葵、嘉穗之荣,反衬生命之荣盛不再回复;四时周转运行与来岁未知,展示了时间永恒与生命朝不保夕的对立;今日闭门穷居与良日携童远游,构成情感的起伏与节奏,给生命的尾声涂上了明亮、乐观的色彩。时间意象中暗喻着生命的变化,生命意象中包含着时间的运动。忘时与知时,忧落叶之悴与乐葵穗之荣,四时运周与来岁未知,穷居与远游,这四组由时间与生命衍生出的矛盾对立的因素,生发、扩展、建构了整首诗歌的意象系统。这两两区别与矛盾的二项对立结构,创化出极丰富含蓄、悠远不尽的情思与意趣。诚如明代黄文焕所言:“曰‘时忘四运’,又曰‘已知秋’,曰‘多落叶’,又亟曰‘新葵郁’,‘嘉穗养’,曰‘慨然’,又亟曰‘为乐’,忘者自忘,知者已知,绪忽飞来也;悴者自悴,荣者自荣,物各殊性也。仰观天时,俯察物美,知苦趣乃益添乐趣”(《陶诗析义》卷2)。情绪的宛转之变与物的荣悴之态,不能忘世的感慨之忧与对生命的达观之乐,交织成多层次的意义之网。
对于在创作中处于想象与直觉状态的诗人来说,他无暇也不必去思考意象的内在结构。对他来说,一个个意象不过是即兴而偶然的“绪忽飞来也”。但情感的逻辑与意象的结构却在无意识中引导着诗人营造出一系列意象群,其中的呼应与对比,回护与勾连,无不像生命有机体一样,呈现出一种结构的系统状态。“任何一种认识客体,只要它能够合理地被看作是一种结构,只要能为它找到合适的分析出发点,那么就都可以进行结构分析”(1)。我们分析一个作家的意象结构,就是要在作家富于想象的意象世界中,发现并揭示其内在的连贯性,发现一个深层的结构,一个由各种意念情思编织而成的有组织的系统。这是我们分析陶渊明下列互有关联的七首杂诗意象结构的出发点。
陶渊明写于晚年的《杂诗》八首中的一至七首,其结构的主旋律就是时间与生命,由此扩展出一系列意象群和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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