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点唐诗做享受做消遣
一九七一年的一天，钱宾四先生从台湾到香港，应邀在新亚书院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题为“事业和性情”，这篇讲稿，后来收入《中国文化丛谈》一书，作为关于人士与文化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
在这个讲演里，也讲到了那皇帝和苦工的故事。皇帝和苦工，事业不同他们白天做着不同的事，晚上做着不同的梦（这就是他们的性情不同了）。人们在重视事业的同时，应当多注意性情的修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重视事业的表现，有些为人；重视自己的性情修养，则是为己。在演讲中，钱先生建议听讲者，读一些文艺，读一些唐诗。
他说：“我只希望诸位每一个人能有一些文学修养。我劝诸位读一部《诗经》，读一部《陶渊明诗》。诸位一读此等，自会感觉自己人生前面有一条路，可由你向前。那时你就会觉得人生是一件大事该要学。不要说学不会，至少在你便会有了一个好学之心。《诗经》三百首或许难读，但陶诗易读。即使读《唐诗三百首》也好。这并不是要你们去做一诗家。不必讲平平仄仄，也不必讲究做诗的一切理论。只要从此懂得中国人生的一些淡与静，深与平。这样或许对诸位将来有一些无用之用。”“在我是出于一片诚心一番真意，望诸位要能慢慢地拿我这些话，存在心中作参考。”
这里提到《诗经》《陶渊明诗》《唐诗三百首》三部书。看看今天的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大概这与在中小学阶段会在课内课外接触到，一般大学生或者职业青年，他们自有自己爱读的东西，不大有多人会去读这三种书吧。
一些畅销的小说，掘墓的，穿越的，宫斗的，魔幻的，加利波特，韩流等等等等，这些读物和陶渊明诗等等有何不同？钱先生劝人读陶诗，因为其中有生活，你可以读到古人生活的平、淡、深、静，可以尚友古人，可以有一个好学之心。而现在流行的一些，由作者们的灵感、虚构、模仿甚至抄袭而成的作品，虽然一时风行，洛阳纸贵，可是带给读者的或许正是这平淡深静的反面。真是背道而驰了。
就在这个一九七一年，钱先生在台湾，也有一个“学术与人才”的讲演。他又提出，这学问有博士之学和士大夫之学两种。现在大学里学的，可说是博士之学，以厕身学术圈为目的。而士大夫之学，则讲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重在自己的修养。于是，又讲到了读诗的事。
“博士之学的对象是学问，士大夫之学的对象并不如此，是学在社会上怎样做一个人，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讲文学，我们有经史子集四部。书分四部，学问并没有分四部。比如我们读陶渊明的诗，读杜工部的诗，陶渊明的生活比起我们今日来，或许更困苦；杜工部所处的时代，比我们也更为颠沛流离一些。如果我们多读陶诗杜诗，对我们个人德性的修养，以及人格的提高，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读韩愈、欧阳修的文章，同样对自己有帮助。”
有一句老话叫开卷有益。钱先生这里说，读陶诗杜诗，读韩愈欧阳修会有益。有何益？“对我们个人德性的修养，以及人格的提高，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就不是读那些掘墓、宫斗、穿越，模仿、抄袭而成的作品等等所能收到的“有益”了。
钱先生《学术与人才》又讲到，我不是来提倡旧文学，希望大家做陶渊明杜工部韩愈欧阳修，我的意思是我们读读旧文学的书，应该从旧文学中产生出新文学。新文学要创造，怎样创造呢？就是在旧文学中创造出来。
“诸位倘使读书，不一定要读陶渊明杜甫，也可以读李白白乐天，也可以读苏东坡陆放翁。”又说“与其读哥德莎士比亚，不如读韩愈杜甫。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文学一我们的传统。”
这《学术与人才》讲演的听讲人是台湾“国军文艺工作队”，后又刊载在《青年战士报》。所以演讲中提到“各位都是中年人，都有职务在身，要想像大学的博士班那样研究文学，没有这个精力与时间，也没有这个需要。我们读旧文学，是一种享受，一种消遣，自然而然会使我们提高境界。”又说到孔夫子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们如果起步迟一点，三十而志于学，四十而立，五十而不惑，也不为迟。“不要一辈子做一个哲学家，或者文学家、史学家，那与社会隔得太远了。我们中国人的学者，称为士大夫，在家庭社会国家里面亲亲切切，学用一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的人文学者。”
以上两个讲演，几十年前，对香港台湾的大学生、国军文艺工作队讲的。对于几十年后的今天社会，我想还是可以参考思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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