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6年10月24日，发表于《今日中国论坛》“今日新观察”（本刊特约文章）2006年第11期，文中附有“王珂简介”、“王珂相片”和“赵丽华事件始末”。
全文摘录如下：
王珂简介
1966年出生,男，重庆人，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现代诗歌文体学研究。出版专著《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与诗的创造》（61万字，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21万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参编著（译）作多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
中国新诗向何处去
——从网友“恶搞”女诗人赵丽华事件谈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珂
2006年9月是中国新诗的多事之月，爆发了网友“恶搞”著名女诗人赵丽华事件（见文末链接）。这个事件不仅显示出大众对诗人赵丽华的“不满”，更显示出大众对“新诗”的“不满”。早在20世纪初新诗问世时，就有人强烈反对新诗。这种对新诗的“敌对情绪”在20世纪一直存在。在世纪之末甚至有人结论说新诗是“百年之骗”。这次声势浩大的“恶搞”新诗的“群众运动”不得不让人深思：如何评价新诗？新诗向何处去？
新诗的成就与贡献
如果客观地面对百年新诗，根本不可能发出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那样的感叹：“返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无一个知音。”相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成绩与问题并存，现在机遇与挑战同在，将来鲜花与荆棘相伴。
新诗过去百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新诗作品的数量是惊人的。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收入了1917年至1987年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收录了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被写入流行的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流派有：新月派、七月派、九叶派、朦胧诗派等。优秀诗人和诗作更多，仅在新诗早期就有：胡适的《朋友》、沈尹默的《三弦》、周作人的《小河》、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新诗产生的时宜性和合法性及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了较大的争议，但是谁都无法否认新诗这种抒情文体的客观存在和新诗对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
新诗的贡献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新诗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特别是促进了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20世纪是“革命”、“运动”和“改革”此起彼伏的动荡时代，诗人一向把自己视为应该承担天下兴亡的精英。新诗早期甚至出现了政治家与诗人合为一体的普遍现象，如陈独秀、邓中夏、李大钊、郭沫若、周恩来、蒋光慈、瞿秋白等革命家都写过新诗。“五四”时期思想政治文化革命的急先锋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正是以“白话诗运动”为代表的新诗革命。新诗在抗战时期完成了宣传抗战、鼓动民众的重任。新诗在20世纪后期更是承担了解放思想、宣传改革、促进民主的重任。很多诗人将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结合，写出了很多优秀诗作。二、新诗完美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更富有文采和诗意。尤其是在现代汉语的精致优美上，新诗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新诗丰富了国人，特别是普通人的感情和想象力，使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了诗意。新诗是大众化、通俗化的抒情文体，有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特别是新诗长期倡导抒写真善美的情感，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四、新诗丰富和完善了汉语诗歌，在汉语诗歌的诗艺建设上立下了巨大功劳，如新诗的建筑美远远胜过古诗，一些优秀诗作将与古代汉诗的优秀作品一起流芳百世。五、新诗在叙事上也有贡献。一些诗作记录了历史，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六、新诗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出现了众多的诗论和诗评作品，涌现了众多的诗论家和诗评家，丰富了中国现代学术，如现代诗论是中国现代文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诗这六大贡献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和将来。这也是新诗无论何时都不会消亡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预言：越来越多元化的新诗必将在中国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民众的现实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社会化写作”产生的黄钟大吕式的作品可以激发大众的斗志，“个人化写作”产生的微风细雨式的作品可以安慰普通人的心灵。特别是后者更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新诗存在的问题
新诗存在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诗体及新诗的文体标准问题。这是新诗受到攻击的主要原因。很多诗人年轻时诗兴大发，越写却越不知“诗为何物”，很多诗人“老去渐于诗律细”，甚至重写古体诗。如郭沫若认为他进入中年以后，当诗潮涌来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形式表现意境，只好被迫选择旧诗体。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总是呈现“建设难”、“定型难”和“规范难”，并未真正进入成熟的文体自觉阶段，建立起成熟的诗体。在文体建设上争论的焦点是新诗是否需要一定的形式规范，是否需要有相对定型的诗体。主要体现为新诗是否应该有格律的问题。首先是音乐形式，诗是否应该追求表面的音乐美？诗的音乐美是否有助于更好地表达诗的内容？新诗应该强调诗的外在节奏还是内在节奏？其次是建筑形式，主要体现为诗的视觉效果排列形式，是否需要通过诗的语言文字的排列方式来强化诗的视觉效果甚至抒情效果？值得庆幸的是，近年“诗体重建”口号得到了一些新诗从业者，特别是诗论家的响应。目前在诗歌理论界已经取得了共识：只有既倡导新诗诗人的文体独创性，也强调新诗诗人长期忽视的文体自律性，新诗才能够健康发展。
诗的职能单一。在百年历史中，新诗的职能常常被偏激地简单化和世俗化，具体表现为社会化和个人化，甚至被意识形态化，非诗的因素太多。中前期政治化严重，诗人的政治革命的自觉性远远大于文体革命的自觉性，诗常常被沦为辅助政教的工具甚至时代的传声筒。这使新诗承担了很多诗歌以外的社会功能，如启蒙功能。它的抒情功能，特别是游戏功能受到严重忽视。在中前期也有个人化严重的现象，如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诗歌，但是不如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从90年代初直到今天这段时期严重。由于国人特殊的生存境况产生了实用至上的创作倾向和阅读倾向，出现了大量为安慰自己的情感和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而写作的诗人，和为了自娱目的而进行“自慰”式阅读的读诗者。整个诗坛出现了长达十多年的“轻化”现象：涌现出大量和风细雨式的、抚慰人的情感性、生活性、实用性的“小我”诗歌。这些诗歌尽管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审美浓度都很“轻化”，有的甚至完全可以界定为“亚文化圈、次艺术界中的诗人诗作”。但是90年代国人在全民致富的激烈的生存竞争中需要通过“柔性诗歌”使人脱离实用性的世界，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梦幻世界，营建起一个可以让人小憩和休整的私人情感空间。这些诗歌从功能主义出发重视了诗的抒情性及实用性，适应了这一基本国情，从而获得了“个人化情感写作”在新诗前80年间，甚至在古诗数千年间从来没有过的巨大胜利。但是由于一些诗人太沉湎于个人情感，远离社会，特别是有意识地回避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大改革的现实，在诗的内容上出现了新诗史上少有的“个体关怀大于社会关怀”、“审美关怀大于人文关怀”、“终极关怀大于现实关怀”等偏激现象，使诗由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化的极端进入了个体意识形态政治化的极端中。这种极端目前也得到了一些纠正，如近年兴起的“打工诗人”、“草根写作”、“民间立场写作”、“平民写作”等都高度重视普通民众的生存现实。一些在90年代赞成“个人化写作”的理论家也开始反对把“个人化写作”降格为“私人化写作”，公开抵制近年流行的“下半身写作”和“垃圾派写作”，在肯定新诗的多元化、世俗化的同时，提出新诗写作应该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和艺术底线。
诗人的公众形象一直欠佳，诗人的人格建设薄弱，特别是在当代，炒作之风盛行，新诗界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新诗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普遍缺失，与新诗过度平民化和世俗化、新诗人太年轻和轻视文化休戚相关。百年来新诗诗人的主体是年轻人。在相当长时期内，一些年轻人的浮躁、偏激、自负、无知、盲目甚至投机、从众心理一直影响着新诗的健康发展。年轻人的偏激自负主要起源于对诗歌传统及文化传统的无知，对汉语诗歌传统的极度轻视和对外来诗歌的过分盲从，对青春激情和人的创造力的迷信，对诗的革命性及改造社会的力量、诗的自我宣泄职能与游戏职能，以及诗在艺术中的以追求自由为本质特征的先锋性的过度迷恋。很多诗人本末倒置地致力于“诗外功夫”，通过拉帮结派当领袖、充当某种新术语或新理论的发明者等“非诗”手段“炒作”自己。诗人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诗作出名，而是依靠“诗歌运动”。因此近年的新诗写作出现了“过分的性爱写作”、“过分的思想写作”、“过分的商业性炒作”、“过分的命名写作”……这些“极端行为”严重败坏了新诗诗人的声誉，影响了年轻诗人的前途，降低了新诗的艺术品位。近年新诗诗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涌现了很多硕士诗人、博士诗人，甚至还有教授诗人，正渐渐成为新诗坛的中坚力量。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新诗理论界，正涌现出一批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博士硕士，他们敢说话又会说话，正成为纯洁诗风的重要力量。
新诗要健康发展应解决三大问题
目前，新诗要更好地健康发展，主要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强调诗是正经的实在的生活。中国读者当前最需要的不是粉饰太平的写实诗人，更不是以教师爷自居的哲理诗人，而是能够给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中的国人带来心理安慰和情感抚慰的情感诗人。在强调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的同时，也要反对过分依赖情绪的力量写作。诗要真诚，也要技巧，甚至还需要“学问”。诗要通俗易懂，也需要写诗和读诗的“难度”。很多新诗诗人不具备古代汉诗诗人的“基本功”――推敲之功，将“自白诗”写成了“直白诗”，把“口语诗”写成了“口水诗”。可以给新诗下这样一个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定义：“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诗是实在的、正经的生活，诗也是实在的、正经的语言艺术。提高诗人对日常生活、普通情感的“敏感度”，提高新诗写作在语言上、文体上的难度，是新诗走出目前的“公众信任危机”的良方。
其次是要重视21世纪汉语诗歌（新诗）的文体建设。应该注意四点：一、21世纪汉语诗歌应该是在20世纪现代汉诗的基础上发展的现代汉语诗歌。绝不能因为20世纪对古代汉诗的矫枉过正而复古。诗体种类太少、形式限制太死、语言与现代生活差异太大的古代汉诗是无法抒写多姿多彩的现代生活的。但是也不能迷信现代汉语在现代诗歌中的作用，不精炼、太散文化是20世纪现代汉语入诗的致命弱点。二、21世纪汉语诗歌应该是在多元文化状态下，多种职能、多种诗体并存的诗歌。20世纪末期，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抗减少，出现各种文化交融互补的局面。以汉语诗歌为例，不仅出现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诗的大交流和大互补，还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美国、德国等汉语诗歌创作广泛交流，取得了在已有基础上重建的共识。汉语诗歌在20世纪不同地区、不同制度下及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境遇中的发展给21世纪汉诗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三、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诗歌应该是内容被无限拓展，形式被有限规范的多级性和多载体的诗歌。多级性指诗歌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在创作水平和欣赏水平上存在高低之分。如读者可以分为初级的普通读者，中级的诗歌爱好者和高级的诗人、诗论家。诗人可以分为刚学写诗的、甚至是附庸风雅的初级诗人，会写诗却写不出优秀诗作的中级诗人，有能力写出好诗的高级诗人。即在文化圈、亚文化圈和俗文化圈中都存在风格颇异诗歌，每种诗歌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多载体指21世纪的汉语诗歌的传播形式将多样化，既有20世纪的书籍的平面印刷方式和电台的声音传播方式，更有20世纪末期兴起的集视觉听觉效果为一体的电脑网络多媒体传播方式，网络诗歌甚至可能带来汉语诗歌全方位的巨变。四、21世纪的现代汉诗必须正确理解中外诗歌共有的内容特质（如个人主义、理想主义和情感主义）、形式特质（如自由主义、唯美主义和先锋性），承认这些特质而不偏激迷信。21世纪的汉诗需要的不是自由与法则的对抗，也不只是两极的和解，消灭自由或者取消法则都会带来厄运，需要的是既对抗又和解。诗歌改革应该走改良主义的道路，针对20世纪汉诗“破”多“立”少的弱点，21世纪更需要和解，要多“立”少“破”。21世纪的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也应该建设“和谐诗歌”，更有必要强调诗歌的多元与和谐，这种和谐甚至应该包括古代汉诗（格律诗）与现代汉诗（自由诗）“和平共处”式的和谐。
再次是要重视新诗的经典化建设。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新诗又积累了百年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新诗的经典化建设已有了一定的条件，所以很有必要倡导新诗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经典化道路更平坦。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目前只有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格局，才能使新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相当粗糙的困境。
赵丽华事件始末：
赵丽华，诗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6年9月，她的一组即兴诗作被国内一些大型网络论坛纷纷转载，如《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摘桃子》：诗人们相约去北京西郊摘桃子/问我去不去/我说要是研讨我就不去了/但摘桃子好玩/远胜过赏花。大量网友通过仿写其诗歌的形式表示嘲笑和批评，并戏称其为“犁花体”“诗歌流派”。围绕“挺赵”与“倒赵”，网上展开激烈论战。9月16日新诗学者王珂在网易论坛”“文化论坛”“现代诗歌”栏目和”诗生活”网站发表了《新诗教授谈著名诗人为何被恶搞》,客观评说此事,9月19日被新华网改名为《著名女诗人变网络“诗坛芙蓉”,恶搞有理?》,其他网站纷纷转载,引发更大的讨论。9月下旬，80后作家韩寒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没存在的必要》一文，很快引来众多诗人的反驳和回击。论战由此升级，大量诗歌界、文化界甚至体育界名人参与其中。9月30日晚，部分诗人在京举行“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因有人裸体朗诵而被中止。国庆节前夕，一个名为“做诗网”的网站开通，网友们在6天时间内做诗10万2千首。
标签： 国庆节的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