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词物关系的一代
——上海高校诗选《在南方》序
白鸦
由上海多所高校诗社联合成立的“在南方”诗歌沙龙，以复旦和同济为中心，面向华东地区大中学生开展诗歌交流活动已经快两年了，这本《在南方（第一辑）》是他们的第一次集体文本展示。印象中，这群青年诗人正在自觉地趋近于诗歌的“新立场”，这个诗选本中的多首成熟的诗歌文本显示，他们已经自觉地避开了80后诗歌写作的两种危险倾向：既不落于“神性”的空泛，也不落于“解构”的盲目。
当假想的对抗不再具有当下意义，站在时代真相的核心去看，他们正是着眼于“重建词物关系”的一代诗人。他们正以词语的方式而非以观念的方式介入生活现场，接近时代真相，收拾心灵残局，干预社会进程。在这次意义深远的介入行动中，他们抛弃了观念的赌注，建立了新的词语观。当观念的外套被脱去，一群与词语站在一起的青年诗人就自然而然地避开了观念的病毒，他们自然就不可能误入“空泛神性”的修道院，也不可能住进“盲目解构”的精神病院。
一
这群“在南方”的青年诗人，已然成为词语的朋友。他们的目光正在进入“词”的内部，进入“物”的细部。他们已经明白，与词语发生关系的“物”是宽泛的，它既不是无产阶级的物，也不是中产阶级的物，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物。物就是物，它并不是暴露在空气中的观念，它既不是左翼，也不会右倾。但在重建的词物关系中，对抗并未消失，因为每一个词语都是“战士”，每一组具体的“词物关系”中都包含着对抗，只是对抗从“词语—观念”回归到了“词—物”。
基于此，我们看到，“在南方”的青年诗人们更像一个个年轻的统帅，他们正指挥着词语的战士蜂拥而上，战斗仍在持续。这是真正的实战，没有空洞的呐喊，因为这个噪音四起的时代人人都竖起着耳朵，虚张声势的观念喇叭声已经愚弄不了读者，或者仅仅只能愚弄读者。面对形形色色的观念噪音，“在南方”的青年诗人们选择的姿态是“朝革命的方向，打着草绿色的手势”（茱萸：《初春记》）。
抛弃了假想的观念对抗，着眼于重建词物关系，使得现代人不可回避的三种关系（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了更加真实的表达。如叶丹的诗《夜盲症》：“一张失眠的城市地图，锈斑/蔓延，殃及毗邻一座口吃的工业小镇。/你被情感建筑的边角料绊倒。/在为民食品厂的出口，垃圾分拣站/正利索地吞吐变质的口水。/共和国像一只木盒子，月饼般层层地被/包装。异乡人，你要熟读几卷/杜工部，要踏破几层高台/才能品尝到它冰冷的馅。”诗人通过城市文化背景下的一幅幅工业图景，有力的表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世界的距离感和陌生感。毫无疑问，这首诗中充满对抗，但却是基于词物关系的对抗，而非暴露在空气中的观念对抗，在这首诗中，诗人使用了唯一的武器——词语，而不是挥舞不停的肥胖小手或喋喋不休的油腻小嘴。不难看出，前者远比后者更有力量。
有时候，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他们笔下充满哲学意味：“……此刻，或者忘记什么，或者想起什么/或者仅仅看看此地的风景：一条路/遍地的野兽和票据。有几棵桦树——几棵/无名的桦树，还有天空。天空一如缟素”（徐萧：《1945年前后的演说》）。而更多的时候，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荒诞的。如洛盏的诗《桐城南路》：“我又回到旅店，钥匙仿佛已经失效/它反复在锁孔里旋转。更多的猫叫、积水和胖妇人的脂肪/从左或右的方向飞过来，填补了锁孔的空隙”。诗人置身的旅店，是一处寄居之所，面对猫叫、积水和胖妇人的脂肪所影射出的荒诞性世界，充满漂泊感的诗人对手里的钥匙失去信心，打不开它的门，消解不了这世界的荒诞和顽固的无聊。
相对而言，余味的诗能在安静的忧伤背后呈现出干净的抒情，他的诗歌有一种信心的流露：“请把我埋到尘埃之下三尺/没有影子，我看到金块/静静躺着，在冷下来的空气里/防盗门千万次扭曲，无法/阻挡我掘地而起//我用生锈的钥匙，探看/三尺外的世界图景，沉默的罗丹/从时间的石块中走出/七月，八月，穿透肺腑的热/季节的高度收缩一次”（余味：《尘埃之下三尺》）。在这首诗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体现在一个“埋”字，自我的金块被荒诞的世界埋葬了，这也是紧张的关系。但余味笔下的荒诞之门是能够被打开的，而且是用“生锈的钥匙”打开的，诗人不仅看到表象（三尺外的世界图景），还看到思想（沉默的罗丹从时间的石块中走出），最后，当表象与思想融为一体，世界还其本来面目。这不仅是灰色的诗，也是有信心的诗，不仅是人与世界的对抗，也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破译。
二
不难看出，这群青年诗人的诗歌中弥散着一种焦虑的气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往往能坦诚地表现于他们的作品中。他们的诗歌既有焦虑的一面，又有充满信心的一面，既紧张又超脱，并时而涌动着一股民生本位的立场。
焦虑而富有信心的80后，有时候的确像肖水笔下“孤独的羊群”。“焦虑不安的表兄弟啊，不要在月光下隐匿/大地上，我看见你那早熟的肖像/消瘦苍白的身体，秀美而布满绒毛的阴茎//我们是雄性的动物，漆黑灿烂的野兽/对征服贫穷怀着莫名的虚荣，也怀着恐惧/多么单调，灵魂在安卧时还要执着灯火和长矛”（肖水《孤独的羊群需要早起》），这是一幅80后焦虑的心理画面，诗人以个性的抒情，使之得以坦诚的表达。
在肖水的诗歌中，这种焦虑感得到了适度而直接的表达。这种适度和直接，已不仅是诗歌技巧的呈现，更是新一代人心灵状态的呈现，它同时具有了收拾社会变革时期大众心灵残局的意义。如肖水的诗《我们的粮食不多了》：“我们的粮食不多了/我不得不/向你陈述时代的遭遇/……我们的粮食不多了/我向时间伸出双手/我知道，我比粮仓更加饥饿/更加困倦……”这种焦虑感的直接表达还见于刘化童的诗歌中，如：“挂在镰刀上的秋天正在逼近/这个没有粮食收获的季节里/唯有我的头颅垂下了/不见踪影的高贵/你在等待一个秋天的降临/我说，给我一个温柔的屠夫/在菊黄蟹肥的时候/割断我的脐带，或者血脉——/就在这个患上不孕症的秋天//秋天，请你为我准备好快马/我将选择离开……”（刘化童：《我需要无形的屠夫》）
这种焦虑感，还抒情地见于蒋鼎元的诗歌中，冷峻地见于蒲俊杰的诗歌中。在蒲俊杰的诗歌中，焦虑感也有直接的呈现：“我写诗，背面是中国银行/还款协议书/国家助学贷款——六个字有压迫感/我必须如实填写，……我在复印件上写下这首诗/全家人的重量便压在它单薄的身体上”（蒲俊杰：《我写诗》）。但更多的时候，蒲俊杰的风格是冷峻的，读他的《错误十四行》，我不自觉地想起了于坚的《父亲》和尹丽川的《妈妈》。此外，他的诗《致图书馆一女清洁工》，能够关注常人的生存状态，让我想到鱼小玄的诗“姑妈，你的步子可以慢下来了”（鱼小玄：《春初》），两者虽然语言风格迥异，但旨趣一致，都透着一股民生本位的立场。
很显然，《在南方（第一辑）》所呈现的80后的焦虑状态，与“认同崩溃”的中年人的焦虑完全不同。他们虽然同样面对严峻的生活，但并非错综复杂，并非心灰意冷，他们的焦虑并非源于坠入了人生的迷茫而心生抱怨，恰恰是源于对迷茫的抗拒，对无聊的消解，对假想的抛弃。
三
在重建词物关系、推动叙述策略转型的探索上，他们正致力于超越情绪、观念和意象的束缚。他们的诗歌，大多数是口语试验的，是直接抒写的，是转变语境的。同时，他们尝试打通汉语传统气场的努力随处可见。如顾不白、杨戈、茱萸、叶丹、鱼小玄等人的诗歌，都经常呈现出古意盎然的“情境”。古人论诗，讲言志、讲缘情、讲立象、讲创境、讲入神，等等这些，在他们的诗歌实验中都有所借鉴。
说到“情境”，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中，也呈现出泛滥之趋势。能入境者甚多，入境之后又能“夺境”者甚少，于是乎沉溺于情境、流连于小感觉的诗作越来越多。“情境”入诗，发乎情、止乎境、归于言志者，方为上乘。都知道，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诗歌中，社会学功能的日益衰退与形式实验有很大关系，其实，言志功能的衰退，何尝不与沉溺于情境有关？故而情境泛滥之诗，或优雅或高蹈，终归小趣。
基于汉语传统气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诗歌，我的总体阅读落在了“气”、“机”、“史”三种印象上。如顾不白的诗《野猪林》，能用古意盎然的笔触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复式叙述，以“气”见长。叶丹的诗歌则常有消逝已久的事物影像，以“史”见长。鱼小玄的《怪谈一种》与顾不白的《野猪林》是气息相通的，但鱼小玄随心营造的不是“气”的感觉，而是“机”的感觉，鱼小玄的诗歌往往是以“机”见长的。
值得注意的，《在南方（第一辑）》还有不少被他们称作“新绝句”的作品。肖水写了大量的“新绝句”，用他的话说，这种写作实验是“试图去承接两个相异的传统，一个是中国的唐绝句，一个是西方的诗歌语言、材料以至气质。”但我觉得，他们的新绝句除了也是四句诗，从其他角度看，很难与风靡唐宋的“律绝”或“古绝”相应，但如果说顾不白等人致力于打通的是纵向的汉语传统气场，肖水等人的“新绝句”实验或许瞄准的是打通中西语境的横向气场，但把这种理想寄托在四句短诗上是相当困难的。它实质上是一种有待进一步实验的“新短诗”。
我看“新绝句”，要写出意味必须处理好“情境”与“言志”的关系，因为只有四句，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沉溺于“情境”，成了一幅单纯的图画，或几句象征语。古代绝句也存在这类问题，如杜甫的“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我不觉得这种单纯的描写究竟有什么好，但他的另一首绝句《八阵图》就不一样了，情境归于言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再如人人皆知的李白绝句《静夜思》，之所以好，也因为情境与言志相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新绝句”这类写作实验，要求缘于情境之后迅速归于言志。如蒋鼎元的《绝句：晚光》：“一束淡晚的光从烟囱里伸了出来。/我想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天空中那些温暖的石头了。/只是，我们所钟爱的花朵却都还没有盛开，夏天还没来。/很快，她们就将枯萎。”正因为只有四句，复式叙述难以展开，因而有时候，这种“新绝句”的标题可以直接起到言志的作用，成为“诗眼”。如肖水的《新绝句：致中国》：“一串佛珠，/一只彩色的老虎。//所有词，都是粗暴的，/所有痛苦的，都如静物。”这些，都反映出他们尝试打通汉语传统气场的努力。
《在南方（第一辑）》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坚定地与词语站在一起的青年诗人，也就看到了汉语诗歌的积极远景。这些代表着“新立场”精神的80后青年诗人们，正遵循他们创办沙龙的宗旨，“倡导青年诗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积极催发、保存、推进青年诗人和年轻一代正面参与社会进程的努力”，他们是重建词物关系的一代诗人，是促使汉语诗歌从观念祭坛向诗学本位回归的积极力量。读完这个诗选本，深感后生可畏，欣为之序。
2009-3-27 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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