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05年第4期上，有蒋寅先生作《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一文。先生写人写书各半，甚至人多于书，给不熟悉《初唐诗》、《盛唐诗》，宇文先生的读者上了很妙的一课。我对宇文先生知之甚少，两本诗论也是刚刚翻看，本无发言之地，可结合翻看中的体会、再联系蒋寅先生一文，姑妄言之，免不了问上一句，宇文先生之前，我们如何写诗歌史？
宇文先生对所选个案诗文作字、词、句，结构、语言、风格判断等的分析，每每让我由不耐烦到迫使自己耐烦再到拍案而起，这是吸引我的一个方面。蒋先生把宇文对待文本的形式称为“文本细读”，并引了他论宋之问《陆浑山庄》一句“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说明宇文“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感觉之好”，当然他在后面又引了宇文“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约束”来强调文本细读对研究者的重要性。然而我还是要问，能否把对具体诗文的理性分析仅仅定为“感觉之好”？
我再引一例，《盛唐诗》里论王维诗歌时的一段。
渡河到清河作
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
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
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
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
宇文说，“诗人的所见决定于地形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在河景中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多端的形式。河景或隐或现，自然而然地在人的头脑中引发兴趣和期望；它掌握了视觉的不足和消失，这是欲望的必要刺激……诗人使得读者的眼睛重复诗人的眼睛的体验，从而直接分享其内在反映。客观的结尾成为避免直接陈述感情的手法……王维诗阻挠了一般读者对修饰技巧的兴趣，迫使他们寻找隐含于所呈现的结构中的更深刻意义。”
从宇文对文本细读后所得结论，到从个别到一般的演绎，无不充溢着理性之光，拒绝将感觉情感化，而坚持具体、细微、理性地分析，这决非“感觉好”能概括的。
或者，于宇文个人，用“感觉”论之；于诗歌研究态度，是“文本细读”。
《初唐诗》里首先引入了对立诗论，宫廷诗——及其对立面——摆脱宫廷风格；《盛唐诗》引入京城诗的概念，盛唐对初唐的吸收与批判，第二代诗人面对第一代诗人所做的选择……宇文先生的论证由诗人点扩散到诗人群面再到历史语境的纬度（或回溯），一步一个脚印地立论、推证、再放回之前的历史、引申到之后诗人的作为，这是吸引我的另一个方面，蒋先生定义这一特点为“进入历史的能力”。
我们再回到蒋先生一文，文中人论与诗论争相出现。于人论，说学者“最重要的是能对自己的工作保持不断的反省能力，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研究类型和自身能力两方面的局限，并对成功的模式具有高度的警觉和随时准备摆脱它的决心”。于诗论，譬如“进入历史的能力”。作者与作品、态度与诗歌研究，作者于作品、态度于诗歌研究，蒋先生提出了对诗歌研究前途的疑问——宇文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这无疑颇具振聋发聩之意味，可于我们这些观众，所求的，对个人诗歌特性的分析与整体研究态度是应该分开叙述的，无论以研究态度倾轧诗歌分析，还是反之，都不适当。
宇文先生曾言，“不管是检视某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读者群，我们会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我们为之所设立的大框架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用以赋予它们意义的后代文学”，他的这句话是对自己《初唐诗》所说的——这种反省能力理所当然地为蒋寅先生所钦佩，并自然地过渡到引宇文作《盛唐诗》里论证。但我以为，与这种反省能力更贴近的应该是作者提出的“历史感，进入历史语境的能力”。可这样的反省能力果真如我所妄言，和进入历史语境的能力接近，我们难免发问，宇文先生之前，中国研究诗歌不研究历史语境吗？或者，我们添上不那么难为情的一句，中国研究诗歌没有宇文先生那么贴近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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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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