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反元蒙特点说质疑
（1983年）
谌必民
《易经》说：“大哉乾元。”不期到了公元十三世纪，果真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大元帝国。此帝国又开出绚丽的艺术之花，以杂剧成就烁今震古。这当然应归功于蒙古人，但主要的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可是近几十年来，凡评论元杂剧的人都说它的特点是反元蒙的。这可以陆侃如与冯沅君二先生为例，他俩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中说：“那时（元代）的统治者就是外来侵略者，而且元代的统治是空前的野蛮残酷”。“元杂剧的作家作品具有三种特点：首先，在作家的思想意识上，对侵略者的仇恨与对统治者的批判是互相渗透着，交织着，表现在作品中也是如此。其次，在异族统治下，悲愤和反抗成为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民共同的情感与意志，这种可贵的情感与意志经常由天才的人民作家通过多样化的题材，体现在作品中。最后，作者们为了避免敌人的血爪，对敌人的攻击往往采取较隐蔽的方式，因而从表面上往往不易看出。”然而对此说我却持怀疑态度：首先，元代统治者是外来者的提法是否妥当？元朝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元蒙异族统治者对中国的武力征服？其次，天才的人民作家是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用多样化的题材攻击了元蒙侵略者？元杂剧的作者用隐蔽的方式批判元蒙异族统治者以避免其血爪能否言之成理？现分述如下。
一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生活在我们国家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合成为中华民族。虽然历史上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国家，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匈奴、鲜卑、氏、羌等族建立的夏、汉、秦、前秦、后秦；五代十国时的沙佗人建立的后汉、后唐；宋时党项羌人建立的大夏（宋朝人称为西夏）等。但这些国号本身就说明那些少数民族是要承夏、秦、汉、唐的传统，扬夏、秦、汉、唐的雄风，以达统一祖国的目的。有趣的是，元末广东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光卿建立的国也号“大金”，他们竟以大宋王朝的死对头女真族人建立的政权作为自己的国号了。可见以前中国各族人民彼此是无“侵略者”这个概念的。几千年来，中国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汉代以后，天下三分，一统江山归晋朝；唐朝衰亡，群雄割据，还至大元成一统。所以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都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中国人即指中国各族人民，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组织形式。虽然许多民族有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如汉、满、蒙、回、藏等族及古代的匈奴、鲜卑、羌等族，但都在中国的土地上，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汉族的中原是铁板一块，构成了祖国的版图。若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称为外国，那中国就只有中原一小块地方了。如果说宋代以后的统治者蒙古人是侵略者的话，那汉、唐时代的统一战争又怎么看待？能说当时打击那些企图闹独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行为是侵略吗？他们的反抗是表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因而也要大书特书？能说那里的人民如今是亡国奴或当时是亡国奴？历史上少数民族长期接受了汉族的统治难道说他们没有气节？
蒙古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十三世纪的蒙古族对于祖国的统一是作出了贡献的，我们不妨追述一下历史吧。
唐代以后，我国出现了大分裂的局面，军阀战争连年不断，统治者对人民横征暴敛，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后，东伐大辽、西征大夏，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但一直没有完成。相反，由于宋代统治者的腐朽、军费开支的庞大、人民负担的沉重、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这积弱积贫的结果，终于导致了大宋王朝的靖康之难。被金国人追得若丧家之犬的赵匡胤子孙建立南宋政权后，只能偏安江南，沉于宴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社会上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战争却是此伏彼起，方兴未艾。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从事生产，休养生息。在当时看来，汉人已是无能为力，大金、西夏也是力尽筋疲，祖国统一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蒙古人身上。
蒙古族崛起于北方。据史载，无论它的先民留下活动踪迹最早的地方，还是他们走出幽静的森林之后，都在唐朝所管辖的土地上，《旧唐书》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唐王朝所属的室韦之一。当唐朝走向衰落，唐后大混乱的年代里，它迅速兴盛起来。这是一支新兴的力量，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部族。在祖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它以纵横捭阖之势，灭金吞夏、统一北方，取义《易经》，建号大元。而腐朽的南宋王朝则是奄奄一息，惶惶不可终日。“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借自《三国演义》六十回）经过几年奋战，终于完成了祖国的统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元朝的问世，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形势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逻辑运动。当时的中国是需要那么一个蒙古族的时候而出现了那么一个蒙古族。“平分土地，共享富贵。”成吉思汗的口号惊天动地；“赈济饥民”，“问民疾苦”，忽必烈的德行若冬日春风。元朝的统一众望所归，汉人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宋末太学士叶李曾得罪贾似道，贾败后他依旧隐居不出，后投元，所献计策大都为元所采纳；少时为僧的刘秉忠精忠报元，成为元朝的开国大臣；宪宗蒙哥逝世，忽必烈许宋人议和去争王位，尤得郝经之谏。所以忽必烈登位昭文说：“不招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元史》）阿里不哥被推为大汗后，蒙古诸王多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忽必烈主要是依靠汉人才击败了阿里不哥。忽必烈平内乱也好，打南宋也好，都是靠汉人冲锋陷阵。查《元史•宰相年表》，以元世祖中统元年至中统三年（公元1260年至此1262年）为例，当时任左、右丞相，左、右丞，平章、参知政事的宰相共16人，其中汉人7人，蒙古人5人，回回、畏兀、契丹、女真各一人。这些事例雄辩地说明了元朝的统一是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汉人的支持的。而南宋那边，统治阶级却拼命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表》）在南宋笈笈可危时，皇亲贵族也只知一味地囤积居奇，民众饿着肚子守城，他们也不愿拿出一点粮食收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南宋若不是受到人民的唾弃怎么会灭亡呢？所以元朝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假使当时夏、金、宋政权的人民都有着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精神的话，那数量极少的蒙古人为何能统一中国并使之强盛？如果假设的那种意识和精神是可贵的是应该同情的甚至应该赞扬的话，那岂不是要求当时的中国不要统一而应彼此仇视和无休止地混战？
元朝的出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实践活动的结果，但能否说天才的人民杂剧作家就思想觉悟不同——比普通老百姓要高一个层次——对元朝的统一充满了悲愤和反抗的情感？事实上，以蒙古族为首的女真，回回、回鹘等少数民族作家自不用说是侵略者，不可能写反元蒙的杂剧，就是汉族杂剧作家也大多热衷于功名，并且有许多做了官，如郑光祖、尚仲贤、杨梓等，能说他们也反元蒙吗？即便有些元杂剧作家对蒙古人恨之入骨，但他们又怎能以自己本能的自发的反元蒙侵略者统治的“意”去逆造成中国统一的各民族人民的志呢？故而说在为中国统一作出了伟大贡献的蒙古人统治下出现的元杂剧特点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元蒙侵略者的仇恨和批判这个论点就不推自垮了。
二
陆侃如与冯沅君二先生说元杂剧的特点是反元蒙的另一个理由是“元代的统治是空前的野蛮残酷”。其实这种说法也是大大的冤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就说过：“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天下，非猛不可。”（刘基《诚意伯文集》）因而制订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法律，以“刑杀为威”而称著。《明史•刑法志》载：“始，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现将《元史•刑法志》与《大明律》对比一下，如对奴骂家长、盗贼窝主、良人与奴为婚的处罚，明代分别为：斩；共谋者行者皆斩；良人杖九十（女为八十），离异。而元代则分别为：杖一零七，居役二年；减强盗从贼一等；允许（其子的身份与父同）。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开明朝代，在对奴骂家长的处罚也是“流”，比元代要重，可见元代的统治是够宽厚的了。既然推翻元朝的朱元璋都认为元朝是因宽而失去了天下，我们怎能说“元代统治是空前的野蛮残酷”呢？我们现在就看看元杂剧作者用多样化题材和隐蔽方式反元蒙是否有道理吧。
元杂剧中有许多公案戏，如《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张鼎智勘魔合罗》等，描写了贪官如何害人，坏人如何作恶，好人如何受苦，似乎当时是一个强盗横行，冤案遍布，没有公理，只有强权的社会。但我们能不能看到在那些杂剧中冤案得以昭雪，恶人受到惩罚，好人大团圆的善恶报应分明的结局？这莫非仅仅说明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翼或者是作者害怕统治者的迫害而不得已加上的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质是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空前野蛮残酷”的元蒙侵略者统治下的深重苦难及对这种统治的愤怒批判？那么照此推论，绝少写悲剧作品的其他朝代便是春风浩荡光辉灿烂了。在秦代只有歌功颂德的应制文字和对秦始皇肉麻的吹捧，而在春秋战国时代则出现了许多批判统治者与时政的文章，能说后者是专制黑暗而前者是民主光明吗？因此，我认为元杂剧作者敢于披露黑暗面就正好说明元朝政府对那些问题的重视，反映问题是为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否则社会便不能前进和发展。元朝许有壬历官七朝近五十年，劾治了不少贪污不法的官僚豪绅；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苏天爵于冤狱多所平反，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的包拯和《张鼎智勘魔合罗》中的张鼎岂不就是许有壬苏天爵一类的清官吗？这分明是为统治阶级唱赞歌了，哪有反“空前野蛮残酷”的元蒙侵略者统治的味道？而那些被除掉的贪官就不仅是人民的蠹虫，而且是统治阶级的败类和全社会的公敌了。其他公案戏也莫不是说统治阶级是为民的，那些“包公”是作为体察民情的元朝统治阶级的全权代表，是统治阶级派来为民除害的钦差大臣，是皇帝的使者，是人民的救星，他们要扫除弊端，布泽于民众，捉拿奸宄，让人民仰沫皇嗯，如公案戏《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中的包公就讲：“我一点心怀社稷忧”、“叩金銮奉帝王差，陈州与民除害。”“扶立当今圣明主、欲播清风千万古。”等。同时又怎能说元杂剧中的公案戏焉得不是为元朝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撤了一些贪官的举止张本的？
元杂剧中有许多神仙道化剧，如范康的《陈季卿悟道竹叶舟》写仙人吕洞宾点化落第秀才陈季卿“省悟人生如梦”使之列入仙班赴蟠桃宴的故事；吴昌龄的《花间四友东坡梦》写苏东坡劝佛印还俗反被佛印以桃、柳、竹、梅点化苏东坡皈依佛门的故事等，那不是如《诗经•硕鼠》那样的消极反抗么？不是中国人民对元蒙侵略者残酷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猛烈抨击和他们深沉的呐喊及元杂剧作家对元蒙异族统治者的英勇挞伐么？然而如果此说成立，那后来的明朝也有大量神仙道化剧，如宁献王朱权写《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和周献王朱有敦写《东华山度脱十长老》等又怎么说呢？秦皇汉武都好神仙，难道他们也是憎恨现实希求超凡脱世么？因此，我认为元杂剧中之所以有大量的神仙道化剧还得从元代社会来寻求答案。我们知道，元代社会寺庙如林、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很兴盛，元朝皇帝尤其信佛，让佛教徒公开参与朝政，并在开国初年封了藏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所以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剧是元朝宗教盛行的产物，元杂剧作家写这种杂剧是投元蒙统治者之所好。作为元朝工部主事的李时中与人合写《邯郸道省悟黄梁梦》杂剧岂能说他也是对现实不满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元杂剧中有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杂剧写坏人冒梁山头领宋江之名抢去王林之女，李逵闻讯与宋江大闹，后辩明真相向宋江请罪的故事；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杂剧写权贵白衙内诬陷孙荣下狱，梁山头领李逵用计救出孙荣并杀死白衙内的故事等。这种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杂剧不是中国人民反抗元蒙侵略者统治的绝好说明吗？然而农民起义在各个封建王朝都有，为何定要将元代的农民起义来界说中国人民对元蒙侵略者的仇恨？这只是一种民族偏见。水浒故事不是发生在宋朝并在宋朝就已广为流传吗？元朝后的明朝宁献王朱权也写有《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又如何解说？元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如方国珍等于起义后却向元朝乞求官职又怎样解释？请问元朝府学生员“小汉卿”高文秀及江州路昌县尹李文蔚爱写梁山故事杂剧也是要表达中国人民对元蒙异族统治者的攻击与批判？如何不说这类作品是告诫官逼民反的道理呢？
如果说元杂剧的作家们为了避免“空前野蛮残酷”的元蒙异族统治者的血爪就用较隐蔽的方式攻击批判敌人，故而使反元蒙意识从表面上不易看出的话，这就犯了一个主观性的错误——把元朝统治者看得过于野蛮而蒙昧了。确实有些元杂剧含意深奥甚至隐晦，但那种反侵略者统治的意识和对侵略者“空前野蛮残酷”统治的攻击批判不管掩饰得如何巧妙，也终究逃不脱被人看穿的命运，人家也有头脑，也会思维，甚至疑神疑鬼，用那种莫明其妙的异常灵敏的嗅觉神经质地找出那些他们认为刺眼刺耳的词句和思想意识以捕杀之。“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他人者，流。”（《元史》卷104、105）即使蒙古人看不懂典雅的汉文曲词，但为他们效劳的众多的汉人高官却不乏大知识分子，如姚枢、许衡等，还如那些在元朝当官的杂剧作家李寿卿、柯丹丘等，难道他们也缺少文学修养，看不出那种反元蒙意识？设若因为方式隐蔽，使元杂剧的那种反元蒙意识不能为统治者感觉出来，那骂聋子有何意义呢？再说，阳春白雪和者皆寡，相对来说，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是没有统治阶级高的，倘使元杂剧中的那种反元蒙意识连统治阶级都被蒙骗过去，那中国人民又何以能看懂它的词义能揣摩它的弦外之音，对它隐含的深意心领神会呢？那天才的人民作家通过元杂剧攻击批判敌人以使人民得到精神养料从而激发人民反元蒙侵略者统治情绪的目的的武器也就完全失效。因此，说元杂剧作者为躲避“空前野蛮残酷”的元蒙异族统治者的血爪因而采取较隐蔽的方式来反元蒙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
事实上，蒙古人对歌舞非常爱好，并对元杂剧的形成发展以至兴隆有很大的贡献。南宋孟珙《蒙鞑备录》说：“国王出师亦从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洁，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大将出师也是如此，《大越史记全书•陈纪》和耶律楚材的《赠蒲察元帅》也写了这种情况。蒙古人统一中国后，少数民族音乐尤其是蒙古族的乐曲歌舞也随之涌入中原，促成了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明徐渭《南词叙录》就认为北曲是少数民族音乐，元曲（包括元杂剧和元散曲，有时也专指元杂剧）取代宋词便是北曲的影响。元蒙统治者还把演戏这种过去被人视为下贱的行业提到了极高的地位。据《元史•百官志》载，元代曾一度把管理乐人的教坊司置于正三品的高位，元仁宗延佑二年还准备擢用伶人曹咬住为礼部尚书。上行下效，风行草偃，既然上面的统治者酷爱歌舞戏曲，于是元杂剧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由于蒙古人文化较汉人落后，元杂剧作家们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把曲词的用语弄得俚俗，就用了许多俗语，如“足律律”（拟声词，风声），“歪刺骨”（贱骨头），还用了许多蒙古人词汇，如“把都儿”（勇士），“哈喇”（杀）等。所以，元杂剧的作者是写给蒙古人看的，因而说元杂剧作者用较隐蔽的方式反元蒙如何能使人信服呢？
三
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人民接受哪个的统治也就是接受了哪个的意识，既然元蒙统治者能统一中国掌管乾坤，那么元蒙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就当然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或者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的人，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2——54页）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虽然有《伐檀》、《硕鼠》等咒骂统治阶级的名篇，但就整个《诗经》来讲，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诗篇，否则，作为坚决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孔子却酷爱《诗经》就不好解释了。并且《诗经》原来也只称“诗”，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它作为经典才称为《诗经》。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写有《捕蛇者说》等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作品，能说柳宗元反抗唐代统治阶级吗？能说唐代文学的特点是反唐代统治的吗？元代虽然有反对统治阶级的杂剧，但就整个元杂剧来说，它主要是元蒙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或者说是为元蒙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艺术。
首先，元杂剧表达了元代人民对祖国大一统的欢呼和元代知识分子、杂剧作家对功名的渴望。
元代人民从大混乱的年代走向了大一统的盛世，他们自然对企盼已久的太平盛世的到来感到无限欢欣。我们都知道薛仁贵征东征西的故事，薛仁贵为唐代的统一立下了大功而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那么元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不正是元朝人民对祖国统一兴奋异常的真实写照吗？他衣锦还乡踌躇满志，怎不让人十分景仰？剧本着力刻画了他的淳朴性格，再现了劳动人民的诚实憨厚，这实在是广大人民的一个缩影，作者张国宾也只是一介艺人而已，他写这本杂剧怎能说不是表达了元代人民在祖国统一后的喜悦心情？尉迟恭曾助李世民夺取帝位，是唐太宗的重要部将；韩信曾帮汉高祖统一天下，好算是汉王朝的开国元勋，那么元杂剧《尉迟恭三夺槊》和《萧何月下追韩信》不就是表达了元代人民大一统的欢乐？元杂剧《说鱄诸伍员吹箫》写春秋时的伍子胥全家被害，伍逃出樊城投奔吴国，后借兵攻楚擒杀费无忌的故事，《须贾谇范睢》杂剧写战国时魏国人范睢在魏不能安身而逃亡秦国任秦丞相的故事等，岂不是再现了当时有才能的汉人在南宋不能安身而投奔蒙古人的情况么？不是反映了蒙古人招贤纳士和战乱中的汉人寻求明主的心情么？所谓贤士择主而仕良禽择木而栖。而《汉高祖濯足气英布》杂剧则写汉高祖用离间计诱降英布又挫其锐气，再拜英布为破楚大元帅，最后以探子报英布败项羽的故事，这分明是反映了蒙古人善用人才终得平定天下。这几本用历史事件来反映元朝的统一是天下归心及元朝统一后人民欢乐欣幸的杂剧也就可以看作是一部元朝开国的史诗。
同时，由于祖国的统一和强盛，也就唤醒了元代知识分子，杂剧作家与生俱来的功名观念，因而出现了许多大谈仕途经济的杂剧，如关汉卿的《状元堂陈母教子》杂剧讲陈母冯氏教子读经三子皆中状元的故事；郑光祖的《醉思乡王粲登楼》杂剧讲王粲奉母命进京求官，经许多周折后得蔡邕之助向皇帝上万言策而得官的故事，张寿卿的《谢金莲诗酒红梨花》杂剧讲太守刘甫恐赵汝舟恋妓女误了科举，用计驱之使中状元，又促成俩人婚姻的故事等等，都是元代知识分子杂剧作家企图有所作为的形象解说。而取材于苏轼被贬黄州故事的《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杂剧，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后忘封曾为他割股充饥的介子推，找到踪迹后想迫其受封，竟将介烧死于绵山故事的《晋公子火烧介子推》杂剧等，虽然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与杂剧作家的牢骚和不满，但那实际上是抱负不能施展的苦闷和怀才不遇的哀叹。而这种苦闷和哀叹却又从反面表达了汉族知识分子杂剧作家对元朝廷的耿耿忠心和他们想帮元蒙统治者治理这个锦绣江山的强烈愿望。
其次，元杂剧反映了元代经济的繁荣与元代政治的开明。
元代中国极为强盛，“元之强大，视前代所以为极盛。”（《元史》）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元蒙统治者不仅统一了中国，还打通了欧亚商路，使中外交往空前频繁起来，“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欧，西方的天文学、医学、算术也陆续传来中国。”（同上）这是文化的大交流，是和平的大合唱。因而元朝的经济也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当时的商业城市星罗棋布，而大都（现北京）则是世界上最富庶最繁盛的都市，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慕名来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曾赞叹不已：“彼处营业之妓女，娟好者达两万人，每日商旅及外侨往来者，难以计数，故均应接不暇。”（《马可波罗行记》）元代有很多讲妓女恋爱的杂剧，如《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玉箫女两世姻缘》等，甚至还有一些讲天上客人下凡的杂剧，如《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的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柳枝离开南海佛地转世为杭州妓女，《张天师断风花雪月》中的月宫桂子下凡与陈世美结为婚姻，《瘸李岳诗酒玩江亭》中的金童玉女双双下凡过世俗生活等，都只能说明元代中国的富庶美好，是元代人间丰衣足食，物阜民丰所致，这和前面说的神仙道化剧联系起来，又可说元代社会是天上的人间，在元代，天上人间可自由来往。而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讲杨州奴被坏人引诱、嫖妓败家，贫困时醒悟已晚，多亏其父临终嘱托的东堂老子李实的照顾帮助，才得收回田地房产恢复家业的故事，就是为元世祖忽必烈鼓励人民垦荒，“劝农桑、抑游惰”（《元史•世祖本纪》）的农业政策作宣传了。这种政策自然能促进农业生产，因而元代“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元农书《农桑辑要》）因此，元杂剧也反映了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知道，没有汉代那样的盛世，就没有《两京赋》、《两都赋》那种歌颂威仪的大赋，没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杜甫《忆昔》诗）的局面，就没有众口皆碑的唐代诗歌。汉赋唐诗是汉代平定天下后物质生产极为丰富的硕果，元杂剧也是如此，它是祖国又一次大统一后物质文明的产物，它反映了元代经济的高度繁荣。
正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说，元代的统治是一个“宽”字，在政治上，元代中国不象以前的朝代那样给人们许多禁锢，社会顺应民心发展。元朝制订政策时，考虑的也是顺从民意，元世祖父忽必烈曾宣称：“顺民心之所欲者与之，所不欲者罢之。”（《元史•世祖本纪》）这就为人民解除了精神枷锁，为元杂剧的创作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使得长期以来积压在人民心头对封建道德观念的不满情绪喷发出来，如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杂剧写李千金同裴少俊相爱而私自结合，最后夫荣妻贵的故事；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杂剧写秀才张羽同龙女相约为婚未能如愿，后得宝物煮沸大海制服龙王，与龙女终成眷属的故事；无名氏《孟德耀举案齐眉》杂剧写孟光敢于反抗父命嫁给穷儒，婚后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杂剧写平民打死了皇亲，不但未被诛三族、处极刑反而无罪释放的故事等，这些都是元代人民对过去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观念的反抗与批判、挑战和胜利，实际上是反映了元代人民和知识分子、杂剧作家没有多少思想桎梏，可任其天性自然流露，因而元杂剧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阔。就其演唱方式来看：有皇帝大臣主唱的君臣杂剧如《敬德不服老》，有文人才子主唱的软木泥杂剧如《西厢记》,有英雄武将主唱的脱膊杂剧如《虎头牌》,有江湖好汉主唱的绿林杂剧如《燕青博鱼》,有端庄小姐主唱的闺怨杂剧如《倩女离魂》，有丫环主唱的贴旦杂剧如《梅春》，有社会青少年或妓女主唱的花旦杂剧如《曲江池》等等。而反映的社会生活则是形形色色，斑驳陆离，有歌颂梁山英雄的《双献功》，也有诬蔑农民起义的《哭成孝》；有斥骂统治阶级的《窦娥冤》，也有对统治者一片赤忱的《霍光鬼谏》；有尔虞我诈，同窗反目的《马陵道》，也有非亲非故却情同手足的《西蜀梦》等等，五花八门，花样百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皇帝平民，无论文才武将，无论绿林豪杰，无论才子佳人，无论厮仆烟花，都一齐走上了戏剧舞台，唱出了响彻人寰的政治开明的壮歌。
总之，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在唐后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英勇地站了出来，代表各族人民的心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功炳千秋。所以，作为元蒙统治下出现的反映广大社会生活的元杂剧，就不能说其特点是反元蒙的，它是祖国统一及社会昌明的产物，并以卓绝的成就光照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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