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汉语的先天性客观本质
我不止一次听到写诗的朋友盛赞汉语，说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语言。从他们的口气和神情里你不敢轻易揣度他们的真挚与虔诚。当接触的人一多，你也就发现，每个人都说自己民族的语言是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法国人说法语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斯拉夫人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希腊人说，希腊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印度人说，梵语是人世间唯一的宇宙语言，是圣音，至于阿拉伯人，他们毫不犹豫的说，阿拉伯语是安拉的语言，只有这种古莱氏方言才配用来作礼拜，其他的都不能进清真寺大殿。
母语，他天生就是有情绪的。所以也叫作母语吧。这种情绪可能是真挚的民族情感，也可能蒙昧的。我毫不怀疑一位写作者对母语的情感。正是因为爱，我们才可能在母语中获益更多。但丁在《论俗语》中，大加赞美俗语的好处，因为他的《神曲》抛弃了高雅的拉丁语，而使用了在当时被当作低俗语言的意大利语，这种语言相当于一种较大的方言。后来者评价，语言的统一对意大利民族的统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说法就是暗含了政治道德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屈原照样用湘方言来写作，跟孔孟，老庄都不一样。古代史诗都有方言性质。印度独立时，公布的官方语言中多达14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日耳曼人的，摩尔人的，等等，很多起始意义的源头性巨作，到后来看，都要冠以“古”的前缀，如斯拉夫人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就是用古俄语写的。而所谓的古俄语也就是9世纪之后的语言，他由教士基里尔根据希腊字母创立的。但是她－母语可以统摄一个民族的情感和文化。这就是语言文字的魅力。也因此，一个民族，因为历史的原因，语言成为非单一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从国家层面讲，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种语言，呈现的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写作者忠实的语言是他的母语也就毫不奇怪了。汉语写作者忠实于汉语的魅力，汉语之下，一个彝族人，他可能认为彝语才她妈旮旯给西牛逼，英语诗人忠实于英语的美丽，西班牙诗人忠实于西班牙语的节奏周期，这些都是情有可原的。
人类历史表明，语言的强大伴随着经济，政治，宗教因素。一个成熟的文明模式他的语言可能是稳定的，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涨落，盛衰，罗马帝国强大的时候，拉丁语的普及；阿拉伯语在公元7世纪到17世纪之间，是世界上最为广泛的语言；西班牙语遍及拉丁美洲；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强大的英语就不也是这样？计算机的发明和英语Windows界面全世界范围的进军，所有的语言都要跟他进行周旋，调和。但我们也看到，这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每种语言都可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解决，语言问题也就不成为语言问题了（在Web3.0时代，据说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是为打破所有信息的界域――语言的界限而创造出条件）。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汉语的拉丁化进程也多少受到这种观念的冲击。鲁迅说汉字不改，中国必亡。于是海上就说，鲁迅是个十足的汉奸，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不自信。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神性写作怎么对待汉语问题？这就是本章试图进行探讨的问题。力求从汉语的自身结构特性出发，通过比较，看是否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结果。汉语的拉丁化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但是并没有人指出这点。或者说站在本位的立场，不自觉的把汉语拉丁化看作了汉语对外来文明的吸收。这是有区别的。在对比的时候，我们回到中国与印欧语系接触的现场，这两个天地相碰撞之后各自的惊奇。而在这种看起来是巨大鸿沟的背后又存在着什么根本的原因？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鸿沟、本质上的差别？作者本人是一个语言激进主义者，主张汉语全面拉丁化的汉语写作者，可当我说出抛弃汉语，从今而后用拉丁字母拼写－写作的时候，我总觉得心痛，而痛在哪里又不知道。这种痛难道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汉语写作者吗？不是。绝不会是这样。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逻各斯中心主义与汉语之殇
汉语属于表意的词符文字，和他不同的是世界上拥有绝对庞大族群的表音文字体系。光就元音音素文字而言，他统摄的就有所有拉丁字母体系，希腊字母体系，斯拉夫字母体系。索绪尔的观点更激进，他认为世界上只有表音和表意两种文字系统 ，那么表音的就还包括除上面说的元音音素文字体系之外的辅音－音素文字体系，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印度音节文字等；表意文字体系的代表就是汉字。
表音的字母文字体系的人们自豪的是他们拥有如此简洁实用的字母表，《语言学词典》的编撰者布斯曼教授在撰写Alphabetschrift（字母文字）这一词条时无不惬意的写道：
字母文字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传播，是因为这个系统简单易学，使用也很经济。现代汉语这种词符文字的日常交际词汇需要量多达6千到8千汉字，而科技语篇的词汇需要量大约还要多10倍。相比之下，拼音文字只需要大约30个字母（英语为26个，德语为28个，法语为31个，俄语为33个）。
这个比较，说指责更恰当，即汉语的数量如此庞大，而且是单个的，笔画不同，就像一个杂乱的文字储存仓库，没有体系。我们用的时候，就像到在仓库里挑农具一样麻烦。相当于一个方块字对应了一种物，而世界上的物如此之多，因此，当要表达的时候，物的选择带来的麻烦就出来了。汉语简直复杂到无以复加，就因为汉语没有统一的“字母”。因此造成了识别和记忆的多重压力。这种看法在不愔熟汉语的人中间是有代表性的。就是有些学了一辈子汉语的外国中文教授也仍然有这种想法 。
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写自己抵达东方某岛国（含日本）旅行时，参观了那里的语言学校，观看三位语言学教授讨论如何改进本国的语言。他们改革语言的方式和这位教授谈论汉语时的担心几乎是一致的。一开始，举例的是音节字母文字，但到后面，则直接回到用物来代替语言交流这回事上来了。语言学教授们的计划十分疯狂，第一项计划是简化语言，将多音节词缩成单音词节，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实际上全是名词。另一项计划则是，无论什么词汇，一概废除。但他们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大家在谈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把表示那具体事情所需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来得更方便了吗！本来这一发明肯定早就实现了，百姓们会感到很舒服，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可是妇女们联合了俗人和文盲，要求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能拥有用嘴说话的自由，否则他们就要起来造反。这样的俗人常常就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然而，许多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方法只有一点不便，就是，要是一个人要办的事很大，种类又很多，那他就必须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身上，除非他有钱，能雇上一两个身强力壮的佣人随侍左右。作者说他就常常看到有两位大学问家，背上的负荷压得他们腰都快断了，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一样。假使他们在街上相遇，就会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个把钟头，再收起各自的东西，互相帮忙将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但是，如谈话时间要是很短，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朝腋下一夹也就够用了。如果是在家中，那他就不会感到为难。因为用这种方式交谈的人在房间里准备了谈话时所需的一切东西。
我在这里引用斯威夫特说的这个极端的例子，看得出，这种方法比结绳纪事还要来得原始。乔纳森讽刺的是那些无聊的语言学教授改革者，尽管他说的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奉劝人们不要再使用语言了。词典编撰者的担心于我们也是，你们使用那么复杂而又繁琐的语言累不累，还不如直接用物得了。乔纳森在总结这种发明的优势时说：“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流通的一种世界性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和器具，一般说来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所以它们的用途也就很容易明白，这样驻外大使们就是对别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仍然有条件同它们的君王或大臣打交道。” 不过，所谓的“这种优势”则正好反过来提醒我们，那些主张汉语是象形文字并有自豪感的鲁莽的民族主义分子。汉字的形象性的确存在 ，但也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汉字看起来像图画，即便没有学过汉字的人也能看得懂。还说学了汉语智商会提高。简直是无稽之谈。
布斯曼教授认为拼音文字简洁实用的字母表就是它们无与伦比的优点。但是试问，习得字母表是否就等于习得了一门语言？显然不是。对于同语系的语言，学习了一门之后，第二门语言的习得是要简单一些，这是事实。可这个事实又证明什么？只能证明他们的语言并没有几千年的历史。是外来语基础上改进的（索绪尔说这是一种瑕疵文字，他认为希腊语是没有瑕疵的文字，按照他的观点，汉字也是一种没有瑕疵的文字）。显然这种语言的历史沉积十分年轻。这样说可能有点过了，尽管拉丁字母下的各语言，属性一致，但是因为他们是表音文字，各个民族的语言体系差异之大也是惊人的。也就是说，在同一性之下，也在追求最大的差异性：文化上的，民族性格上的，文明的。因此，语言的雷同部分实在也是出于无奈。我们现在可以不再用德语吗？不再用法语吗？不再用瑞典语了吗？希腊语在当今我们的时代是极小众语言，但他代表的是整个欧洲文明的心脏。将希腊语改革成拉丁字母（不是不可能，希腊语自身经历了改良）能否接受？语言是文明的，和我们对历史的尊重是一致的。
任何文字的改革，推广都带有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自内看，我们有过秦始皇统一文字，这是众所周知的，其他各朝也不例外，元朝的统治者们，他们想用八思巴创建的蒙古字统治他们的征服之地――那些被他们视作自己的草原和牧场的国家和地区。清朝统治者将满文作为第一外语。推行文字的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一种文化上的张扬和优越感。伴随而来的就是文字的暴力。那些消亡了的文字首先消亡的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然后才是他们文明圈的坍塌和萎缩。这点，可以放大到世界范围开看，我们还可以从阿拉伯文明圈的盛衰，大英帝国的盛衰可看到语言的盛衰。而希伯来文字在历史档案馆封存了1600年之后，随着犹太人重新建国又得以开启，并且发展了古希伯来语。由此可以看到，一切都不是绝对的。文明和国家消失了，语言也还可以继续存在。
因此，词典编撰者的姿态，从本质上看是欧洲中心主义－人种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变相体现。这种姿态在过去时代欧洲精英们那里是一一贯之的。从古希腊漫流到近代古典政治哲学的终结。黑格尔说：拼音文字自在自为的最具智慧（黑格尔《哲学全书》）；卢梭说：这三种文字方式与人类据此组成民族的三种不同态度完全对应。描画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J.J.卢梭《语言起源论》）。德里达将这种文字概念归纳为西方的人种中心主义论，也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表音文字的形而上学。自柏拉图到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
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他们企图建构一种万能的，理性的具足严格句法的普遍文字原则。于是，努力固定音位，而不使有外道于逻各斯的歧义诞延：它超越了它（西方语言概念）的多义性，超越了言语和语言的尚存疑问的严格对立，而与语音或词汇的产物，于语言，声音，听觉，语调，气息，说话建立了一般关系。然而，这种一般关系面临着非拼音文字系统（包括数学符号系统等）已经对作为科学条件、认知条件的哲学的历史来源和解构可能性的拼音文字主宰的世界文化表示出不满。就此，德里达进一步指出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表音文字的形而上学自身的这种危险：“这些价值观也许属于今天已趋于解体的系统”，它们“只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代才具有意义。”
卢梭视那种对应了一般关系的语言体系为语言的根源性存在，而“原始文字“则为它的“言语替补”。但是，今天，人们发现，这种关系反过来了，被当作是言语替补的这种东西更为基本。表音体系反而成了伪装或矫饰。
“这些矫饰不是让我们欣赏或惋惜的历史偶然性。它们的运动是完全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不能出席任何法庭接受审判。语音的特权并不取决于本来可以避免的选择，它是对一种结构的因素的回应。‘听－说’系统，通过语音成分――表现为非外在的，非世俗的，非经验的或非偶然的能指――必定支配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甚至产生了世界概念，世界起源概念，而这一概念源于世界与非世界，内与外，理想与非理想性，普遍与非普遍性，先验与经验的区分等等。由于只取得不稳定的短暂的成功，这一运动看来要实现它的目标，试图使文字只起次要的工具作用：它是具有完整言语和充分呈现（自我呈现，向它的所指呈现，向它物呈现，向一般现有主题的条件呈现）的笔译者，是服务于语言的技巧，是不做解释地传达原话的代言人，口译者。”
引文中谈到了笔译者和口译者，这点我们在下一章再探讨。
欧洲人对汉字的发现，首先从莱布尼茨身上拉开一道口子。这和他的“中文事实和普遍文字计划”有关，当然，创建普遍文字的目的在于节俭使用人类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他对这门语言赋予了极大的畅想和诗意，“用符号代替事物，使想象力安定下来”。我们可能联想到后来的世界语运动，它可否视作这种普遍文字的一次尝试（以及搭乘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甜蜜的接吻）？但是世界语仍然是拼音文字，这又是否导致了它必然的宿命？在17世纪，乃至19世纪，欧洲只道有拼音文字，对符号的认识一片茫然，这一事实掩盖了书写活动的本质内容。而笛卡尔则构想出一部反语法的万能词典来。这部词典涉及了所有的语言，只要查找便能学习以及和其他建立起沟通的渠道。但是不久他就退缩了，可想而知，万能词典翻查过于繁琐，乃至说这种词典只适合阅读神迹小说和启示录。“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这有多大好处。也许是我错了。”他对这种语言表现出了犹豫，一会肯定，一会又否定，“我认为，创造这门语言是可能的，我们也可以建立一门为它提供依据的科学，它甚至可以使农夫比现在的哲学家更能准确的判断事物的真理，但不要指望这门语言被付诸使用；这需要大大改变事物的秩序以便整个世界变成人间天堂”等等。
然而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一道是关于文字和普遍语言，关于万能沟通手段，多用文字，通用思想符号的所有哲学计划的倡导者之一：“鼓励人们在新近发现的汉字中发现一种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哲学语言模式。” 德里达说，“无论如何，这是中文模式在莱布尼茨计划中所得起作用。”在莱布尼茨的理解中，汉字与发音的分离意味着通过发明技巧随意使它偏离历史，使它适合哲学研究。
尽管莱布尼茨是带着哲学研究的目的在寻找汉字可能带给他的每一丝灵感来实现、创建他的普遍文字蓝图――这种文字具有汉字所有优点，但是作为一个在完全的逻各斯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欧洲知识分子精英，站在形而上的高度来区别这两种文字及其可能的思维模式，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观测的起点。他们站在圈外看待汉字，与我们站在圈内多了天然的“对比”层因。也因此具有高度的灵敏和透明度。汉字具有的超语法性，共时性以及纯粹符号性对他而言不可能那么清晰的一下就认识到。但他对汉字的极大的热情使他的思考对我们来讲有很大价值。他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归纳如下：
（一）中文模式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他为传授普遍文字论而谈到逻各斯中心主义时意识到这点。中文模式不但是归化的表现，而且，在用它表示一种欠缺并解释必要的更正时会赞扬它的优点。
（二）他相信汉字具有非表音性质。并渴望从汉字中借用汉字的随意性从而借用其对历史的独立性，这种随意性与非表音性质有着本质联系。
（三）莱布尼茨将汉字与埃及的象形文字区别对待。认为汉字更具有哲学特点，而埃及的象形文字是通俗的，感性的，隐喻性文字，汉字则是哲学的，理性的。似乎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它是由数，秩序，和关系决定，于是只存在不与某种物体相似的孤零零的笔划。
然而，莱布尼茨对汉字的渲染最终留下的遗产却是欧洲人对汉字概念过分玄奥而产生的幻觉。这种幻觉更多的表现为“误解，而不是无知，他不受我们掌握的有限而实在的汉字知识的影响（德里达）”。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始的地方，布斯曼教授对Alphabetschrift这一词条中对汉字的解释仍然停留在感性的基础上，他的全部理解正是德里达说的那种“误解”和“非无知”。但是作为语言学教授的观点，显然是非无知的无知。因为骨子里还是欧洲中心主义在作怪。
他的这一词条也分析了他自己的母语――德语这一表音文字的音位结构及其特性，或者说问题。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比较表音和表意文字在形式上的不同。但是并没有深入的说出它们到底为什么不同。
他说：欧洲各语言拉丁字母的延用各不同，由此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正字系统，语音和字符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这种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语音/音位与符号/字位对应缺乏统一的规则而且往往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偶然的因素而显得特别突出。结果欧洲的语言出现以下现象：
（一）一个符号代表几个语音，如德语<s>在Dunst雾中发[s]，在Sache物中发[z]，在Spiel游戏中发[∫]；
（二）几个符号对应同一个语音，如德语中<i，ie，ieh >在Stil风格，Stiel柄和Stiehl偷窃中都发[i：]；
（三）单个符号对应语音组合，如德语中的<z>在Reiz刺激中发音为[ts]；
（四）符号组合对应单个语音，如德语的<sch>在Schein光中发[∫]。
拼音文字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可以扩大理解到由拉丁文衍化出来的诸种文字，如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芬兰语，等等。我们把他理解为语音的特性？还是历史的偶然或者一种结构性因素的欠缺？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分析汉语内部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它们之间是可以横向比较的。汉语中也存在“一符多音，一音多符”现象，这是共通的，是表意和表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裂缝，而非表意和表音文字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2.3
汉语拉丁化进程
正如本书绪论中说到的那样，现代汉语已经演化到一种伪象形文字，一种词素－音节文字。因此考察汉语的拉丁化进程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个过程也是支撑以上结论的主要证据。无论哪种写作，对汉语的认识始终是首要的，这种使命甚至是上天的，毋庸置疑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推行是汉字史上的飞跃，而拼音则有可能成为第二汉语，在英特网时代，这种书写方式拥有自己的领地。
汉语拉丁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内在的衍化，一个是外在的。外来的对汉字的认识反过来会反映到中国本土精英阶层对汉字的思考上来。进而成为一种推动力。翻译活动（古代主要是译经）是汉语拉丁化的一个主要方面。而内在的驱动力则是国人对汉字正音系统所作的一切努力。这两个方面是一片树叶的两个面。最终要由本土力量来实现。
现在我们来看汉字正音工程的进行，我们称之为汉语拉丁化进程。这个进程分前拉丁化进程和拉丁化进程两个阶段。
在前拉丁化进程中，主要是来自内在的力量。向固定汉字的读音系统，以便识字。这种正音工作自古以来就在进行，只是有效的方面一直没有。从读若法，直音法，到反切法。基本上都是失灵的。根本的是本土没有字母――这种简单而实用的抽象文字。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词典编撰者处心积虑对付的是另一个问题，即部首法。《说文》一出，自汉以降，成为汉字的圣经。所以，正音没有完成多多少少也有其个中原因。文字的曲折变化运动都应视作必然。
唐朝末年的僧人守温制订了30字母表，以汉字当字母来标音汉字。也是汉字正音系统出现的第一个“字母表”。这是前拉丁化进程的过渡阶段，之后便进入拼音注音了。这个之后说起来轻松，实然则经过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其间在宋代，发展到36个字母，尽管添加了字母数，但其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张表30个字母受了梵语的影响，都是辅音。大致看来，这是印度文化和佛教跟中国文化结晶的一个实例。这种结合是非常积极的。但是这张跛足的正音表难以推行的原因也在于它仍然在用汉字标注汉字。效果不是很好。再则没有元音。梵语属于印欧语系。它的语法规则和拉丁语系如出一辙。试想，假如是阿拉伯字母，估计也很难在汉字上注音成功。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过渡。
直到罗马字母跟汉字的结合，汉字的正音工程才算完成，这是汉字史上取得的一大进步，可以说是飞跃。这个工程用了3000年的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用汉字音译则要早得多，西晋竺法护在《光赞般若经》有华严四十二字母音译对照表；东晋法显《大般泥洹经•文字品》有基本梵字字母即五十一字门汉译对照表。也可见音译对照和注音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工作。
汉字的大规模注音运动始于鸦片战争，这是汉语拉丁化进程的正式运动。及后，不到一百年时间，汉字的正音工程顺利完成，整个过程，可以参看下表（图1.2.1）：
汉语拉丁化进程表
正音方案
阶段 时间 人物/著作 属性描述
前
拉
丁
化
进
程 读若法 汉代 100 许慎 例：珣读若宣，勼读若鸠。显然，这是一种同音字正音法。
直音法 例：毕音必；畔音叛。这也是同音字读法，遇到有多个同音的事实，这办法显得很笨拙。
反切法 始于汉末 用两个汉字来固定一个汉字的音，即把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字的韵母组合起来，得到一个新音，例如：家，今夏切；国，歌果切。但是那时候，汉字并没有拼字这出现，这种读法是无声的。
三十六字母表
唐末
僧人守温
受梵语的影响，守温制订了30个辅音字母，用汉字表示。梵语没有元音，它通过音标实现元音。所以这张汉语正音“字母”表也是跛足的字母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字母表。梵语为印欧语系的一支，因此，我们把这张表看作汉语拉丁化进程的第一步，尽管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用汉字作为汉语表音字母；如果说用汉字音译则要早得多，西晋竺法护在《光赞般若经》有华严四十二字母音译；东晋法显《大般泥洹经•文字品》有基本梵字字母即五十一字门汉译对照表。
宋代 ― 到宋代，守温的这张表发展到了36个字母。
拉
丁
化
进
程 注音字母 1840 语文现代化运动 要求文字改革，推广白话文
《一目了然初阶》
切音
新字厦腔 1892 卢戆章 卢主张制订一套切音字，即拼音字母，男女老少都可方便使用，通晓文字。他的这一运动，影响很大，清末许多人都纷纷仿照拟订拼音方案。
官话字母 1900 王照 官话字母曾试行，在全国影响很大。
注音字母 1918 中华民国 中国民国成立之后，1913年召集学者研究制订汉字方案。确定了几个问题：（一）以多数省份的汉字共同读音为标准，带入声，后改为北京语音为准；（二）字母采用汉字形式；（三）放弃双拼，采用三拼；字母数先后由60个减少到40个，最后以北京音为准，字母为37个。1940年将“注音字母”改为“注音符号”，目的是“使它永远不会成为文字”。
国语
罗马字 1928 中华民国 汉字形式的注音字母不便国际流通，改为罗马字母。
汉语
拼音方案 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这就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拉丁字母26个，声母21个，韵母35个，声调四声。汉语拼音方案是汉语拉丁化进程的结晶。
图1.3.1
从大方面看，这种表表明的上汉字的自在自为。事实上，汉字的正音成功，发生的要早一些，但却是发生在日本语和韩语身上的。这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略作考察。人们发现日语、韩语即不同于汉藏语系，也尽然于阿尔泰语系。日本文字的改革经历了大致这样一个过程：
（1）公元3～4世纪，汉字传入日本。（2）公元8世纪，万叶假名时期，日本人用日语解释汉字意思，发展出一种用日语的字义称读汉字的办法，即训读；等到汉字传播到一定程度时，日本人又开始借用汉字作为注音字符来使用。发展成一套全用汉字作音符的日语音节字母。《万叶集》是最早用汉字作字母写出的和歌，成书时间为759年。（3）公元11世纪，在梵语的影响下，完成了五十音图的假名字母。这是日语成熟的标志。也是汉字注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之后，日语本身还经过了完善。“第10世纪流行片假名混合体；15世纪流行平假名混合体。 ”（4）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开始限制使用汉字的数目，逐渐过渡现代日语的情形：假名为主，汉字为辅。
韩语的成熟和日语有相似之处，刚开始也是用汉字，以及用汉字注音自己的语言的混合体语言。最后脱胎换骨。日语借用了一些汉字的偏旁、汉字，还自创了一些日本汉字（倭字）；韩语汲取了汉字的“横、竖、撇、捺、弯”笔划，结构上也是叠式的方块字，但韩语是一种音素文字，只有24个字母，称作彦文字母表，成为一套简洁实用的文字系统。
汉字传入朝鲜早于日本约一个世纪，但日语注音成功比韩语的成熟早大约五百年。
由日语和韩语注音的成功，我们看到汉字，其实也是可以注音的。但却没有发生。汉语也曾一度借助过梵语，但最终没有成功。这跟中国强大深厚的文化根基有关吧。汉字自身的衍化还有其他一些支线，如西夏文，壮字，喃字等，我们不再予以讨论。他们共同构成汉字的发展变化谱系图。而汉语拼音方案无疑是汉语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质的变化。可以想见，它对汉字和整个中国文明的影响都是无可估量的。这是汉文化圈、帝国一个历史性的抉择。而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令更多汉字使用者忧心忡忡！因为，再往前一步，整个汉文明就要断裂，轰然坍塌……
§1.4
一种新汉语现实：词素－音节文字
本章是汉语拉丁化进程讨论的继续。上一章我们考察了汉语演化的史实，而本章希望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再则，前者主要是宏观的，古代汉语的一些情况，这里，我们依现代汉语微观进行。
显然，语言的民族情结是异常强大的。从日语和韩语的自身发展我们看到，尽管日语韩语不断吸收外来文明的营养，最终还是要拥有独立的文字体系。这才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尽管民族是狭隘的，但也正是这种狭隘构成世界的多元。因此，文字问题是一个悖论问题。自身的更新和守旧集于一体。具体站在哪一面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原因。我们希望看到一种正确对待汉语进化的态度。
前苏联语言学博士B•A•伊斯特林（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рин，1901-1967）说：
“从长远看，所有各种不同类型文字中，大概汉字（词素文字）有消失的可能，因为中国制订了渡到字母－表音文字的方案，从朝鲜文和日本文字中排除了汉字。但是表词文字（确切些说是表意文字）型的书写符号无疑会在各种表示科学用语的系统中有更广泛的使用。音节文字大概在那些语言中只有有限数量的不同音节的民族那里（如在日本）会保留下来；辅音－音素文字会在语言中具有根词干的辅音结构的民族那里（如在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那里）保留下来。”
“拉丁文字群和斯拉夫文字群具有最大的生命力。这点可由下列事实证明：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已过渡到拉丁文为基础，中国已经制订了过渡到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方案；――苏联中亚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已过渡到以斯拉夫－基里尔字母为基础；叙利亚文字正在排挤，更不用说各种不同的比较古老的文字了（如季菲纳克文，瓦依族文字等等）。
“本书第八、九章曾指出，希望字母－音素文字的拉丁文群和俄文群相互有某种接近，还希望这些文字中 使用的字母发音符号、补充字母和合体符号组的写法和用法做到统一。应该期待那些正字法中以历史传统原则为主的民族的文字接近现代文字的语言。 ”
B•A•伊斯特林博士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首次出版在1960年，5年之后，出版了第二版。我们引用的文字出自第二版。这本书因为采用了新兴的类型学和术语学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破除了神造文字说）而获得普遍好评。对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作了阐述。是一本几乎不会过时的文字学论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作者在书中变现出的民族情绪，以及对汉字的预言仍然显得鲁莽。作者对斯拉夫文字群的赞美是民族情绪的，这点在作者死后12年就发生了变化，只怕连作者也没有想到，一切会这么富有戏剧性。一开始，前苏联文字改革是向拉丁文转化的。十月革命后，掀起文字改革热潮。俄语自身从旧俄语向现代俄语改革；其他各民族纷纷起来，没有文字的创造文字，有文字的向拉丁文转化，列宁说：“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从1921年代1930年近10年时间内，有70个民族采用了拉丁字母。但从1937年开始，政府策略发生变化，从1939年到1940年仅一年时间，从“拉丁字母过渡到西里尔字母”的工作迅速完成。戏剧性的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仅剩下斯拉夫民族国家（“我们都是从基辅来的”俄罗斯，白俄，乌克兰）使用斯拉夫文字。其他民族纷纷又恢复到自己的文字：罗马尼亚文，阿拉伯语，拉丁字母等等。
从苏联文字改革史中，我们看到政治在其中的巨大推动作用。B•A•伊斯特林博士为“拉丁文字群和斯拉夫文字群具有最大的生命力”这一论点所举的例子也就不攻自破了。可见带有民族情绪来看问题势必走向武断。细察之下，我们发现，这种民族情绪其实是一种国家主义。“民族情绪”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身上表现出另一翻景观，89之后，他在《俄国重建》中说：“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共产政权一直宣扬种族间的社会主义情谊，却刻意忽视、纠缠和玷污各种族之间的关系，致使无人能看到各国之间回归到和平共存的愿景。 ” 索尔仁尼琴的理想是想“重建俄国”――并且只在斯拉夫民族的范围之内，因为他认为只有在纯粹民族的范围内才能实现民主。因此，被渲染的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主义情谊”的虚假则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我们没有看到“表词文字（确切些说是表意文字）型的书写符号无疑会在各种表示科学用语的系统中有更广泛的使用”。博士进一步发挥说，“关于创制概念－符号文字（即实质上也是表意文字）来同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的居民进行宇宙交际的问题，具有特别意义”。这点我们不得而知。这种表意文字是什么？是图画？还是表意的汉字？这种表意文字――显然包括要灭亡的汉字不适合地球，而倒是一种“星际语言”。这一结语让人匪夷所思，跌破眼镜。
B•A•伊斯特林博士的观点总起来，大致可以这样看，他是站在斯拉夫民族文字的基础上，来看待文字的全球拉丁化进程的。因此，他也强调斯拉夫文字和拉丁文字母之间的调和。这种调和在他看来是一种现代化进程，为必然现象。但是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在前一章我们分析了韩语和日语的成长。伊斯特林博士在自己的文章中用韩语和日语排弃混合体中的汉字来证明这是汉字萎缩和消亡的证据。这是非分的想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难道说，1989年之后斯拉夫文字的萎缩是其走向消亡的证明？！显然很难这样说。我们还可举出一个更加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文字的发展往往是令人意外的，那就是CJK统一编码的确定 。中、日、韩汉字统一编码结束了长期以来汉字编码标准各自为政的局面，解决了困扰汉字信息处理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她不仅可以用于中、日、韩汉字的代码表示，而且，还可以用于汉字的传输，交换，处理，存储，输入和显现，这个统一编码的国家标准，对于促进汉字信息处理的深入发展在英特网时代势必产生深远影响。它们又组成了一个汉字共同圈。
文字的演变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众所周知，斯拉夫文字是公元9世纪受希腊字母影响而创制的，吸收了少数拉丁字母的营养。总体上看，是一族十分年轻的文字体系。甚至日语韩语的历史都比她还古老。但这不能证明什么，跟文字本身的生命力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我们从希伯来语可看到，公元3世纪后她在储藏室休眠了1600年，直到19世纪才在巴勒斯坦（迦南地）被唤醒、复活。 整整16个世纪的时间断层仍然可以复活，遑论那些短暂的变化呢。复活之后的希伯来语吸收了很多现代语、外来词，活得很滋润。
除了政治之外，宗教因素也是如此强大，最关键的还是民族精神吧。至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文字是民族的；只有差别，没有优劣；当人类想建筑巴别塔通往天堂时，上帝使他们的语言发生混乱，而无法建造巴别塔。上帝都不想看到统一的为文字出现在他的意志范围之内啊。而汉字，我们使用了三千多年，难道这可以成为非难自己的理由？即便他消亡了5千年，也还可复活。天知道。
文字体系也从来不是机械的。他自身都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汉字的拉丁化进程可以作如是观（但简化汉字不一定是进化行为，很可能我们也会重新使用繁体字，这个很难说）。但拉丁化是进化行为。汉语拼音方案使汉字注音成功实现了，这是了不起的。拉丁化之后的汉字，我们试着重新这样定义，这种汉字是词素－音节文字。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觉得难学汉字的在字母环境下长大的人可以通过拼音来习得汉语。同时，拉丁化后的汉语对交流的有效性也大大拓展了。最关键的，技术问题的解决，使汉字在英特网上的的普及也来得更加容易。这使我们看到汉语无穷的前景。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先来看词素汉字部分，我们称其为第一汉字；音节部分，称其为第二汉字。汉语的变化体现在：
（一）对传统六书的“僭越”。通古以来，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是汉字造字法千古不易的王法。造成僭越的原因乃文字改革中的“简化”行为。简化出来的字便不再合乎王法。它们大体可以分作两大阵营。第一阵营仍然照六书造字，主要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四种。形声字占据现代汉字总数的800-900‰。但形声字的声旁，由于本身不是音素符号，再加上语音演变的影响，其有效表音功能基本失灵；形声字的形旁，由于词义的复杂性，和词义的演变，发展，表意功能也逐渐模糊，散宽，甚至丧失。反之，第二阵营便是不能归档入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四种造字法之内的汉字。它们的构造法有轮廓字，如齐、变；符号字，如办、邓；省略字，如声、际；草书楷化，如专、长，等等。第一阵营和第二阵营便是现代汉字的全部造字法 。现代汉语是词素－音节文字，相应的，相对于古代汉语，一个汉字回归到真正的“字”――语素；而古代汉语一个“字”则是词。近来，我们看到的“倒序”汉语词典是现代汉语下可以独立成立的一种新字典编撰体系。以往，我们查找字典会遇到一些朴素而简单后的麻烦，比如，我们查“坊”这个字，则只有“坊间”、“坊本”、“坊巷”等正序方向的词组；而在倒序情况下，“□坊”字则同时可以出现“磨坊”、“本因坊”、“作坊”等与坊相关的词组。这样，词典的功能变得强大起来。它从单向变成了循环的双向。可基本囊括一个字的词组。这是“词素”觉醒的必然结果。它应该是以后汉语词典、字典（单语）编撰的主要方法。
（二）象形和字思维问题。这个问题是从前一个问题延展出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汉字的象形性。通过（一）我们看到，这种象形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尤其对于简体汉字而言。在繁体字还尚有更贴切的意义。在这里，显然，我们说的象形，暗含了象形文字这层意思，也即汉字的象形性指涵了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这四种造字法。而通过象形来认知汉字的方法可以归结为“字思维”。这一命名是画家石虎先生提出来的。这种命名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尽管很多人都有这种潜在意识，但没有这样清晰的说出来。石虎先生对字思维的理解在他表达为这样一个理式：“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 。”（海上《字与诗的思维传承》）字思维显然更适合“画”，而不适合文字表达；或者说更有益于篆体之前的汉字形态。对于现代汉字组成的文句，往往是“得鱼而忘筌”的。譬如，我们看海上长诗《巢梦》中的两行诗句：
简体汉字：
时间的血 直奔我牂牁孤独的倒影
仿佛呢喃着为一个僧人洗尘
繁体汉字：
時間的血 直奔我牂牁孤獨的倒影
仿佛呢喃著為一個僧人洗塵
不管是简体，还是繁体，这两种汉字都不会将我们导向“字思维”，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就每个汉字的象形去考虑这两行诗传达给我们的意思。最终，在思维中接恰的是我们阅读中触发到的意义本身。
现在，我们假设，诗中“牂牁”这个词，不认识。（阅读上不认识的字会遇到，我们将其独立出来，考察这种情况，尽管他不是经常的现象，却有代表性。）
首先，我们遭遇的是怎样读它？因为不会，所以猜测它的读音。是不是读Yángkē？
其次，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懂得一些训诂知识，进而会解读他的意思：
①牂＝爿＋羊：爿,判木也，指事，从反片 ；羊，象形，甲骨文字形，像羊头一样的东西，联想，大羊为美？爿＋羊合起来什么意思？刻有羊符的木头？还是像羊头的木头？
②牁＝爿＋可：爿,即判木，指事，理解同上；可，会意，从口,从丂(供神之架),表示在神前歌唱。“可”似为“歌”字的古文。a.本义:唱；b.引申义:许可。难道“牁”跟供神有点联系？跟木架有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无法释读这两个字。如果我们储备了这两个字，我们就很清楚它的意思。它不读Yángkē，而读Zāngkē。牂牁的意思是船只停泊时用以系缆绳的木桩。这是字典上的解释。联系诗句的前后文没有丁点诗意。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木桩。或许联想灯塔。那还有点高大（的倒影、的孤独）。
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图腾，或者跟祭祀相关的东西，那么“牂牁”的义域马上就会起化学变化。“时间的血 直奔我牂牁孤独的倒影，仿佛呢喃着为一个僧人洗尘”。这时候我们理解到的倒影，是神秘化、祭祀化了的，它神性、孤独、伟岸，在多重处境下发生着意义。
问题的结症在于，我们并不能从象形性和字思维导出意义！而且这还是特例。所以，汉字的象形仅仅指的是汉字的原始时期。或者仅指汉字的属性，这种属性是跟表音、音节文字对应定义的。它与释读汉字的意义关系微乎其微，尤其是现代汉语。
（三）汉语拉丁化之后的第二汉字书写体系（第二汉语）。即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汉字。这是词素－音节文字的音节部分。刚才海上那句诗，以第二汉字书写就是：
Shījiān de xuě zhībēn wǒ zāngkē gūdú de dàoyǐng
Fǎngfú nínán zhe wèi yīgè sēngrén xǐchěn
第二汉字的出发点是“一字一音，一音对一字”。他的优缺点也由此产生。因为汉语和表音文字一样存在着“一符多音，一音多符”现象。
优点：①跟印欧语系局部实现了沟通，就拉丁化民族的学习者而言习得汉语趋向简单；②在计算机上使用更方便，输入、输出信息更简单；③键盘书写简单化。
缺点：①汉字的象形丧失殆尽；②意义不确定性增大，遇到同音词或者难字如Zāngkē这样的字词已几乎无法辩读；③假如完全使用第二汉语的话，汉字圈文明势必与古代文明断裂。但是随着计算机的使用，人们对汉字的“手感”越来越差，这种感觉降至冰点的话，就是不再手写汉字。第二汉字正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优缺点之间的对比不是绝对的。有可能缺点是优点，优点也是缺点，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需要而定。
但是，真正要探讨的问题是：第二汉字她不具有印欧语系（元音音素文字，辅音－音素文字）的词尾曲折变化，也就是说没有时态、数、性、格等变化；没有句法成分对应，使第二文字的释读表意变得异常困难。没有这样一套完备语法体系的第二汉字要流通，显然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而不得不成为一种简单的附属标记，这种标记必须以第一汉字作为基础，否则就没有意义。但是，说不定，人们有一天，会发现她或许有点什么别的意义。或许简化，或许结合某种特别的元素，重新来固定它的音和义之间的巨大鸿沟。
目前来看，她只能是皇后。不能成为皇帝。一些较坚定的汉语拉丁化改革者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些改革者当中有人用汉字的信息熵大于印欧语系的信息熵来说明汉字的不可取性，必须改革。汉字的平均信息熵是9.65比特；而元音音素文字的平均信息熵平均值是4.184比特（参看下表）。
语种 平均信息熵（单位： bit）
中文 9.65
英文 4.03
法文 3.98
西班牙语 4.01
德文 4.10
俄文 4.8
由此证明汉字的落后性。关于这一争论是否有意义，在这里不做深入探讨，但既然这是技术问题，我们就可以说它就不会是根本性的问题。
汉语拉丁化改革者对鲁迅“汉字不改，中国必亡”这句话的理解是歪曲而片面化的。鲁迅说改革汉字，但并没有说一定要改成拉丁文字母拼写的汉字。这种思想流毒甚广。
尽管，我们不能把第二文字作为不便流通的文字扶为正室，但是词素－音节文字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我们研究她也是必然的。将来，她也可能取代而代之。仍然是那句话，文字的发展是复杂而曲折的。假如有那么一天，那么在帝国奔进的途中，神性写作将成为汉语书写史的最后一程奔跑；或者说要么成为这个转变过程的新兴体系文字，要么成为终结者。实际上，本土的神性写作一定程度是拒绝拉丁化的。它需要汉字这样一种坚定的道性文字作为物质性载体。
最后，我们对比印欧语系概括汉语的一些基本特点，作为本章的结语：
（1）重叠式义积域。由此产生的各种语法特性和语义色彩十分丰富、复杂。它是通过以下不同而获得的：汉语没有印欧语系的语法形态；名词没有数和数的语法范畴；动词没有时态、语态变化；主动被动没有明显标志；没有比较级形式标志；等等
（2）汉语的词素（语素）、单词和词组之间界限的不确定性。汉语中的语素字即可看成成语素，又可当作单词，因此语素和单词之间是黏性的，富有弹性；离合词即可以看成单词，也可看成词组，因此，单词和词组之间又增加了一层弹性；在这里，语素是指含有一个单词的有意义的不能被划分为更小的语言单位。注意下面三种叫法：词素(传统语法)；语素(结构语法)；形素(形态素，转换语法)；词素的讨论是现代汉语写作独特的命题，它关系到诗歌中节奏周期的研究。
（3）歧义性复杂结构（汉语结构歧义）：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以及句子成分和语义之间的关系：
（a）汉语的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没有明确单射。因为汉语的成分为不确定性混沌：即所谓的名词－>主语、宾语；动词－>谓语；形容词－>定语；副词－>状语；汉语的词类域语法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体系。名词，可以作主、谓、宾、定、状、补任何一种成分。形容词，动词也是这样。
（b）汉语的句子成分和语义关系之间也没有明确单射。同样一个主语，即可以是施事者，又可以是受事者；例如，同样一个宾语，可以是受事者，吃面包；表示地点，吃食堂；表示工具，吃大碗；表示施事者，晒太阳。
关于（3），我们可以周伦佑的长诗《遁辞》中的一节作为例子：
l 分解练习
句子都是由字词组成的。请用例句里的字词重新造句。
例句三：“人发现鸡是一个打破了的蛋”。
3:1 人发现一个鸡是打破了的蛋
人发现是一个鸡打了破的蛋
人发现是鸡打一个破了的蛋
人发现一个打破了的是鸡蛋
打破蛋的鸡发现了是一个人
3:2 鸡发现是人打破了的一个蛋
鸡发现是蛋打破了的一个人
鸡发现是人破了打的一个蛋
鸡发现是蛋破了打的一个人
一个破蛋发现了是人打的鸡
3:3 蛋发现鸡是一个打破了的人
蛋发现人是一个打破了的鸡
蛋发现是鸡破了打的一个人
蛋发现了是人打的一个破鸡
打鸡的人发现了是一个破蛋
3:4 人鸡是一个蛋打破了发现的
人蛋是鸡打破了一个发现的
鸡人打破的发现了是一个蛋
蛋人打破的发现了是一个鸡
鸡蛋是一个人打破了发现的
3:5 破蛋发现打了的是一个人鸡
破鸡发现了打的是一个人蛋
鸡蛋破了发现打的是一个人
破人发现打鸡的是一个了蛋
一个人蛋是鸡打破了发现的
3:6 的鸡个蛋打破人
的蛋个了打破鸡
的是一个蛋
了是一个鸡
的人破蛋打一鸡
此外，还可参看例句一：人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例句二：人是玻璃瓶里的一只苍蝇；例句四：我们都是革命的螺丝钉。例句呈现的是汉语内在结构的迷宫性质。汉语的结构歧义使汉语诗性中的歧义性表达和拓展汉语内部的复杂义域成为可能；理所当然的成为神性写作所向往的建立复杂而不确定性混沌语言范式的全部理想载体：具有反语法性；共时性；纯粹符号性――亚万能语。这就是汉语，我们的母语！
自白话文运动以来，写作上渐趋于口语表达。基本上，我们将口语和白话文作了等同。这种认同的背景是什么？白话文运动实际上也是汉语拉丁化进程的一部分。它的重点不在于正音，而是归化整个汉语表达体系。汉语不是一种西方式的逻各斯语言。所以，引进语法，先是对汉语的伤害，又是逼迫汉语开放，接受这一体系为事实。白话文运动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东西。到今天，对于语法，仍然是矛盾着的，有人在反对，有人在建构。接纳了口语写作，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接受一种带语法模式的语言，那么也接受了这种逻各斯符号以及它的思维模式。
但对神性写作而言，我们试图回归，回归到没有这种语法渗透的纯粹汉语立场。那么，它至少跟整个白话文运动之前的汉语言史气场维系起来。神性写作离不开当下、现场，但它的精气主要还是采自整个汉语史，它要疏通的是自程朱理学，自诸子百家这条千古大脉，它才是我们文明的精气，因此，神性写作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只有在这一立场上，才可以谈论神性写作的语言学继承问题。白话文运动最终为汉语引进的语法体系无疑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毒瘤。它的伤害是深远的。我们不得不面对它日益完善的入侵。新汉语的成熟显然不是语法体系上的成熟，而是汉语表达方式上的更加开放与纯粹。回归到我们的不确定性混沌语言，即道性语言，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思维范式中来。这样才谈得上一种舒服的汉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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