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张九龄并未经历安史之乱，之前十余年开元末期就去世了。其次，张九龄被罢相下台，李林甫是起到一些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张九龄本身性格和能力不符合李隆基对宰相的要求。
张九龄对安禄山的怀疑，只是出于对武将群体的压制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当时在张守珪部下为将，征讨奚和契丹反叛过程中，“恃勇轻进”，结果战败。张守珪按军令要杀安禄山，但又考虑到勇将难得，就把皮球踢到李隆基那里，把安禄山送到长安处置。
张九龄时任宰相，对安禄山这种高级将领的处置有建议权，就想杀掉。李隆基那时一直很欣赏安禄山，就赦免了他，让他当个小兵在军中效力。
而张九龄坚持，与李隆基争辩：“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李隆基说你不要错怪好人，赦免了安禄山。
如果张九龄只说前半句，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严肃法纪正是宰相该做的事情，赦免是皇帝才能有的特权。但加上后半句，就是以貌取人了。尤其是从张九龄对边境武将的普遍态度，就知道张九龄实际上是在压制整个武将群体。
张守珪是为大唐守边数十年的有功之臣，李隆基准备任张守珪为宰相，但张九龄反对，理由一是宰相位置不能用来赏功，而是用来做事儿的；理由二是现在封宰相，以后再立新功就无官可封了；
牛仙客也是为大唐在西北镇守多年的边将，李隆基准备任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仍然反对，理由一是守边是武将的本职工作，不能用官爵来奖赏；理由二是牛仙客文化程度低，不是科班出身。
这些理由和宋朝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思维方式非常一致，都是文官阶层压制武将的具体表现。中国古代武人治国向文官政治转变，其起源就在盛唐李隆基时期，张九龄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而之后李林甫从制度上彻底断绝了武将出将入相的可能，才使得安禄山这样的边将反叛。宋王朝文人政治达到顶峰，也造成了宋王朝积弱积贫，对外软弱无能。
所以，虽然张九龄正确判断了安禄山的谋反意图，但只是出于文官阶层压制武将的潜意识作祟，而非真正的有识人之明。这个一辈子没打过仗的文学名士，有种发自内心的对武将的敌意。
安史之乱后，李隆基专门派人到张九龄家乡韶州曲江（韶关）拜祭，后来又给张九龄追赠司空官位，但张九龄和安史之乱一点关系都没有。
张九龄不是个好的宰相人选，从性格到能力都不适合张九龄以直谏闻名天下，但《新唐书》在李泌列传中记载了一个事情，使得张九龄的“直”打了一个折扣。
张九龄与严挺之、萧诚二人关系很好，严挺之是个有名的倔种，当年得罪了李林甫，张九龄让严挺之想办法缓和与李林甫的关系，严挺之竟然三年非公事不踏入李林甫家门，还对张九龄说萧诚“佞”，花言巧语不是好人，劝张九龄远离萧诚。
一次私下里，张九龄和李泌说了一句话，“严太苦劲，然萧软美可喜”。结果被李泌说了一句“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
也就是说，张九龄对李隆基的直，是他给自己确定的人设，而非真正发自内心的直。
从功绩角度，《旧唐书》上记载，“九龄在相位时，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又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议置屯田，费功无利，竟不能就，罢之。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
张九龄一生，除了年轻时开凿梅岭驿道算是一件大功之外，并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当然，保护太子李瑛免遭武惠妃、李林甫毒手也是一件功绩，虽然最后李瑛还是死了。
李隆基任用的宰相，姚崇、宋璟与房玄龄、杜如晦齐名，张说文武双全，宇文融括户检田，包括杨国忠也能为李隆基维持财政，李林甫更不用说了，都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张九龄，除了风度翩翩、文采风流之外，就剩下直谏这一条能说得出口。
所以，忍耐了四年的李隆基，找了个小小的借口就把张九龄罢相、外放出京，虽然史书上记载是李林甫背后说的坏话，但只是加快了这个过程，没有李林甫，早晚李隆基也不会继续任用张九龄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张九龄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当地方官或者一直当秘书都行，就是不适合当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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