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的故事
胡同口，一个老头儿光着膀子，搬了个小马扎坐在路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冲一位蹬车过来的老哥们儿打招呼：哎，孙子，干嘛呢。
那老哥们儿蹬辆三轮板车，光脑袋上汗淋淋的，一脸乐子：呆这干嘛呀，还不赶紧回家去！
刚出来。老在家里头，闷。
你还蒙着啊。听说嫂子又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没见他爹吧。
快蹬吧，使劲蹬，再晚点儿上街，你想撞死都赶不上了……
一个又闷又潮的上午。我们从亚运村驱车急驰，赶往通州。一路上因为堵车，心烦意乱之下，少不了互相讲段子解闷。其间，王林便给我讲了上面这个场景，并说这是从萧刚那里转述过来的。到了九棵树，我们在一片居民楼间慢慢穿行，七拐八绕，在一幢四五层的板楼前停了车。按照事先联系好的门牌号码，我们从车上拿出摄像机三角架灯光电缆等等一大堆东西，走到门洞口，准备进去找人。正在这时，从楼角那里过来一位老头儿，板车，白汗衫，拖鞋，光头，胖。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堆东西碍了他的事，老头儿立着一双眼睛，对我们横扫过来。我们赶紧手忙脚乱给这位板爷挪地方。
在外面收拾好东西，我们进楼找到房间，伸手敲门。门开了，一看，门里门外都暗自愣了一下。原来，刚才那蹬板车的老头儿，正是我们的采访对象——当年曾参加武工队后来又只身运“黄饼”的田兆忠。
1964年10月16日下午，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捕捉到了中国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日本也从声学监测仪器和大气放射性烟云测量中确认，中国已经在自己的西部爆炸了一枚原子弹。消息一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一百多个国家的首脑都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子弹爆炸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产生的影响。这一事件是如此非同寻常，从一开始便成为常人无法接近的国家秘密，直至今天，仍有许多内幕被深深掩盖，仍有许多疑惑为当时乃至今天的世界所无法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不顾一切搞原子弹？是谁参与制造了原子弹？原子弹计划的实施付出了何等代价？在蘑菇云的背后，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从2000年4月开始，因为创作出版了《天啸》（作家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的缘故，我应邀加入了一个摄制组，参与拍摄一部名为《国家往事》的大型纪录片，试图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的秘密历程。本来，我们在心理上就有所准备，但直到后来，我们才彻彻底底知道，真实而全面，要做到这其中任何一点是何等的艰难与遥远。记得美国一位知名记者叫彼得•阿内特，因为凭借良知而做出了有关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报道，竟被自己所效力的广播公司解雇。“说出真相，那要以我们的生命为代价。”是的，应该说出真相。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知晓真相？我们能否接近并进而揭示真相？
在接下来的那许多日子里，我们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采访和拍摄，一个个亲手参与原子弹制造的角色从各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浮现出来。他们大都神情平和，移动缓慢，苍老的面容，苍老的声音，苍老的举止——而在这样的表象之下，却包容着另外一番波澜壮阔的气象。在中关村一个小区内，当我们听杨承宗讲述他从法国约里奥‐居里实验室返回的故事时，我发现，前些日子我们刚采访过现在又带我们来这里的邓佐卿，手里摇了把扇子，从始至终站在门口，在90岁老人的面前，70岁的他脸泛红光，又成了当年的年轻学生。在三里河三区68门的一个房间里，既不愿讲自己，也不愿意被拍摄的冶金学家张沛霖把我们晾在了一旁，我们只好放下机器，跟老头儿陪笑脸，说笑话，猛套近乎。房间里冷冷清清，墙上挂了一幅化学家吴征铠写给他的字，是李贺的马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张沛霖孤身一人坐在轮椅中，艰难地呼吸着。他老伴于20年前去世，一个儿子早夭，女儿一家住在美国。平时张沛霖喜欢上网，喜欢看英超足球，尤其是谢霏尔德星期三足球队的比赛， 50多年前，他就在那里留学。因为腿脚不好，心脏也有问题，他女儿从美国带回来一个特制的拿取东西的夹子，大约四五十公分长，十分灵便。东一言西一语，最终我们说服了他，并且在拍摄之前请他换了件衣服，说是怕他女儿从电视上看到了心疼，把那件圆领老头衫换成了一件西装衬衫。这之后，他才说一阵，喘一阵，给我们讲述当年用牛刀杀牛而不是宰鸡的往事。在宣武门越秀大酒店南配楼，段存华宽大的办公室里十分气派，这位早已转行经商的女老板快人快语，干净利落。她唤人给我们递上自己属下品牌的冰淇淋，先让我们参观了陈列柜里的数款产品，然后才慢慢走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些日月。在她办公桌上，放置了一个小相框，一群年轻姑娘聚拢在一处山岗上，黑白，短发，脸庞扬起，圣洁明亮，眼睛里闪烁着神圣而又幸福的光芒。我从一走进去就被这幅黑白照片所吸引，那种信仰的力量，充实的力量，向上的力量，激情燃烧的力量，令人内心颤栗。
8月24日，京津塘高速路上。大雾迷漫，能见度不会超过10米，道路已经封闭。我们被困在途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饥渴难耐，闷热难当，更令人心焦的是不能按时赶到目的地。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曾信步往前面去看过，近年来这条道上最严重的交通事故就在十几分钟前发生，几十辆大小车辆因大雾而追尾相撞，或倾覆或扭曲，死伤惨重。一直堵塞四个多小时之后，车辆才渐渐移动，等我们赶到天津时，已是下午时分了。在黄昌庆狭小拥挤的家里，因为没有一块足够的空间用来拍摄，我们只好把拍摄用的灯架在双人床上，再请他紧靠床坐下。屋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老式电扇嗡嗡转动，也不顶什么事，灯光一会儿就将这位80多岁的老人烤得热气腾腾。当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下，负责简法生产六氟化铀的黄昌庆，今天的生活处境如此潦倒，令人不忍久留……
举目望去，木樨地22号老部长楼里天天做俯卧撑的周秩，因喉管切除而竭力想说话的着急上火近乎愤怒的谢家祺，苏耀光家里的冷清与那只“傻子”黑猫，原公浦说他只希望看病有人管时不停搓手的窘迫，彭桓武手中那只用了几十年的印有红字的特大号白茶缸，钱三强家里当年为孩子量身高而画在墙上的一条线，等等等等，这些都无不纪录在数码影带与我们的脑海心灵。不仅仅是这些，从那些斑驳陈旧的影像资料中，我也记住了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镜头：匆匆动作的男女人群。无处不在的口号标语。广阔空寂的核试验场上一个当当敲锣的人影。蘑菇云下一匹灼伤了眼睛和皮肤的四处乱跑的效应马……从心灵出发，但愿到达心灵，这是满怀悲悯的贝多芬为后来者时刻奏响的最深沉的感召。因为忘记，所以回忆，这是我自己曾经想在作品扉页印上的一个题记。
《国家往事》共拍摄了12集，费时五年，几经周折，屡施斫伐，才得以播出。环顾周遭，藩篱处处，由于影视作品有着诸如篇幅、时段、栏目、口味、收视率等等各种限制，由于众所周知的严苛的审查制度，作品在制作伊始，亦即产生了种种无力控制的遗憾。众多的故事无法充分展开，众多的真相依然深受蒙蔽。为此，我开始创作这部《原子弹调查》，所遵循的原则即是胡塞尔的“直面于事情本身”，但又尽力使自己身临不同的角度与立场。此外，从一开始，我就特别留心讲述者那些零碎的所谓体系外的叙事和话语，尤其是那些个体生命在大潮裹挟之下的走向与归宿，以及在所谓宏大历史背后的人性表露。那些事情断断续续，犹如散落荒野的残砖断瓦，看上去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有着自身的厚度和定位。对这类细节的注意，有时会具有一种也许是暂时的逃逸的意义，但我却意识到，这可能恰恰会使得叙述与叙述者本身更为丰满，更富有生气，更逼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当然，存身于以各种名义命名的围困之中，遭遇种种面目的荒诞不经，我知道自己很难走出多远。我只能尽力呈现，以自身的卑微寻找可能的缝隙，完成最终不至于太过偏离的穿越……事实上，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渐渐发现，我既是一名倾听者，也是一个讲述者，还是一位参与者。在这里讲述的，不但是上一代人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不但是昨天的故事，也是今天乃至明天的故事──面对不同的当事者，有时因为内心有所触动，我总是一边倾听，一边想起有人曾经说过的：记忆是衡量素材的尺度，同时也是深化主题的酵母。确实，记忆还是一种经验的内敛，是一种对生活的警觉、怀疑和批判，继而实现某种意义的选择。为此，我首先让记忆成为一种语言，最终使得记忆成为一种命运的映射。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个关于认知的问题其实早就存在着了，那就是：我们需要理解或领悟什么？除了那些现实本身，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还应该包括些什么？
也正因此，我在写作中有意保留了集体记忆的那种原生态和当事人回望口述的枝蔓感，根据数百名当事者的口述素材以及无以计数的文献史料，努力从众多陈年旧事当中发掘各种血肉丰满的历史本相，从无数细枝末节中体味那些意味深长的生命轨迹。并且，我试图将自己的各种感受与思考尽可能地隐没于事件背后，以营造某种更广阔更深远的空间。
《原子弹调查》从一个很小的人物很小的事情开始，最后结尾时，我仍然企图用一个小事情来结束这一世界性的历史大事件。我把电话打到五年前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最早寻找铀矿的地质队员家里。电话通了，我说找曾老曾卓荣。接电话的人是他老伴，问清楚我是谁之后，声音平静地告诉我说：他已经走了。
对此，我并不感到有多少惊讶，也没有任何的悲伤。在我们所采访过的众多原子弹制造者中间，已经有人接二连三离开，也叫做走了。“郢人逝矣，谁与尽言？”他们老迈迟缓的龙钟体态，他们世事洞明的昏花老眼，他们欲言又止的复杂神情，都在向着另一个集合点踽踽而行，相伴而去……
我家住所的西边紧邻黄寺，几年间一直是佛门清静，不事喧哗，但那天不知何故，突然有钟声响起，一通两通，悠悠然穿越心田。一种更辽阔博大的人道情怀，在这样的钟声里被广为传布。楼上谁家在使劲关窗闭户，夫妻俩的吵架声反倒传得更远。外面有小孩儿奔跑叫喊。远处市声喧嚣。风吹过，树叶在响。说起来，无论是何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许都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历史断片。而所有的那些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那些小小的烦恼与快乐，往往比荣光更经常，比永恒更久远。
（《原子弹调查》自序 全书共八卷，4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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