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被称为“鬼才”--
李贺(790—816)，字为长吉，他是中唐时期一名独具特色的青年诗人。
他由于避父讳而不能考进士。这样便堵住了他建立功业，通向仕途的大道，因此，他一辈子身沉下僚，陷在极度抑郁与愤懑当中，悲愤忧郁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杜牧给李贺诗集写撰序，并且指出李贺的诗很多借助于荒坟野草、牛鬼蛇神等奇异的自然形象，来表达他怨恨悲愁的情绪与荒诞虚幻的意境。在此之中荒郊野鬼、香魂梦语、阴冷幽峭意更加突出。像“鬼灯如漆点松花”、“秋坟鬼唱鲍家诗”、“鬼雨洒空草”、“鬼哭复何益”之类，诗歌中大量出现鬼魂的形象用来寄托人的感情，除李贺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人们在评价李贺的诗词也往往将他的才华与诗中的“鬼”字联系在一起。
因此，宋朝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
其中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在李贺的诗中，经常可以看到对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如“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血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等等。
真是鬼气森森，阴风习习，魅影幢幢。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中说“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正是对这类以鬼怪为题材的诗篇的总评。
但李贺并不仅仅以描写鬼怪题材见长。称之为“鬼才”，更重要的原因似在于：李贺的诗从意境、构思到基本表现的手法，都务求瑰奇诡异，有时，甚至诡异到神出鬼没、匪夷所思的地步。
严羽《沧浪诗话》曾用“瑰诡”二字来形容“长吉体”的风格特点，这“瑰诡”二字正可作为“鬼才”的注脚。
李贺善于凭借其“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想象力，有机地融合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创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
即以《李凭箜篌引》一诗而言：在描写音乐的唐诗中，以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及李贺的这首《李凭箜篌引》最为著名。前人认为白诗足以“移人”，韩诗足以“惊天”，李诗足以“泣鬼”。这是因为白诗多用现实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形象来进行比况，如实地反映出音乐的美妙；韩诗和李诗则多用幻想世界中才能见到的形象来形容，夸张地反映出音乐的美妙。
但韩诗不诡异李诗则诡异之极。所以说一足以“移人”，一足以“惊天”，一足以“泣鬼”。的确，这首诗集中体现了李贺诗“瑰诡”的特点。音乐本是一种诉之于听觉的有声无形的东西。诗人却以穷尽幽冥的想象力，化无形为有形，塑造出五光十色、生动可感的音乐形象。
李贺诗“瑰诡”的特点，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构思的翻空出奇，不落俗套。《李凭箜篌引》一诗从构思上看，不仅突破了按顺序交代人物、时间、地点的一般结构方法（先写声，后写人，时间与地点的交代则穿插其中，以期先声夺人），而且始终没有对李凭的箜篌演奏技艺作直接的评判，也没有直接提示诗人的自我感受，有的则是对于乐声及其效果的摹绘。
然而，纵观全篇，又无处不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达了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他的《老夫采玉歌》一诗起结突兀，叙事跳跃，注重气氛和心理的烘托，形成一种回环掩抑、“曲折见意”的艺术结构，也给人留下了“瑰诡”的印象。
即使是以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作为表现对象，李贺也往往要加以不平凡的联想和夸张，使之蒙上一层神奇、诡异的色彩。
如用“三尺木皮断文理，百石强车上河水”（《北风寒》）来写严寒，用“毒蛇浓吁洞庭湿，江鱼不食衔沙立”（《罗浮山人与葛篇》）来写暑热，用“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马诗二十三首》其四）来写马的瘦骏，用“开门烂用水衡钱，卷起黄河向身泻”（《秦宫诗》）来写权门贵幸的挥霍，都体现了诗人那种务求瑰奇诡异的作风。
至于语言，也同样是句锻字炼，追新逐奇，象“羲和敲日玻璃声”、“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谓之“鬼才”，不亦宜乎？
参考文献：雅虎知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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