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主张这是因为李贺没有写作七言近体诗的能力。白戈在《李贺其事其诗》中,指出李贺根本就不具备写作七言近体诗的能力。从他的存诗分析,李贺对七言近体诗可谓一窍不通,不知道平仄规则,更不清楚擅长对仗。在他的《南园十二首•其七》中有“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一联,这看起来好像对偶句,实际上极不工整。
而像这样的对仗在他的作品中已经算是最好的了。七言近体诗要求额联和颈联的对仗必须工整,而李贺恰恰在这一点上能力不足,所以无法成功地驾驭七言近体诗。李贺是一个不通平仄、不善对仗的诗坛怪才。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李贺之所以不写七言近体诗完全是因为反对“元和体”。
杨其群在《李贺为何不写七言律》一文中,指出李贺不写七言近体是因为诗人憎恶“元和体”。所谓“元和体”是中唐大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歌体式,在中唐流传甚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元和体在当时流传之盛。但是,元和体注重形式,并导致纤丽浮荡的诗风,由此引起韩愈、孟郊、李戡等人的反对。据杜牧《李戡墓志铭》载,李戡曾把元和体批得一无是处,认为它“纤艳不遇,非壮士雅人所为。流于人间,疏于屑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语,冬寒夏热,人人肌骨,不可除去”。
李贺作为唐朝宗室子弟,面对宪宗元和年间衰乱的社会局面,对腐败没落的现实颇为不满,在诗中经常讽喻宪宗,希望挽回衰颓的形势。“元和体”因注重形式,对表达讽喻之意有诸多限制,自然李贺对它没有什么好感。李贺在《赠陈商》一文中公开表示自己不重视对偶,反对“元和体”。
正因如此,李贺就不写七言近体了。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论据均不充分,不足以服人,因而,李贺到底为何不写七言诗至今还没有定论,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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