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又是一个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戏剧人物。
作为女性，武则天最具传奇性，也最受争议，故人称“旷世怪杰”。她一生行事甚多，角色复杂。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作出不同的评价，而最恰当的评价或许就是不作评价。
武则天，原名武明空，生于唐武德七年（624年），即甲申年，属猴。
则天一名，来自其儿中宗所上尊号“则天大圣帝”，后人因称她为“武则天”。
小说《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此“大圣”莫非来自此“大圣”？毛泽东诗云：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齐天大圣敢想敢为、知难而进的行事方式，与则天大圣帝的行为举止不无类似之处。
武则天，既是大唐皇帝，又是武周皇帝；既是开国皇帝，又是亡国皇帝，但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承受先帝顾命，纵权称制，暂据神器，最终复子明辟的老李家的儿媳妇而已。
武则天是大唐开国功臣武士彟的女儿。她父亲与开国皇帝李渊曾有交往。李渊晋阳起兵反隋后，他从至长安。唐朝建立后论功行赏，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的勋号，掌管武器军备设施。后转任工部尚书，封应国公。贞观年间出任利州、荆州都督。李渊死讯传来，他悲恸万分，呕血而死。唐太宗嗟悼：“可谓忠孝之士！”乃追赠礼部尚书。
三年后，唐太宗一道圣旨降至应国公故宅：
“惟尔武士彟第二女，幼习礼训，夙表幽闲，胄出鼎族，誉闻华阃，宜遵旧章，授以内职，是用命尔为才人。”
“才人”，系女官，属辅佐皇后治理宫内事务的官员。宫人众多，事务繁杂，皇后一人无力独理，故设内官协助之。
内官凡八级，即妃、嫔、婕妤、美人、才人、宝林、御女、采女。才人列第五级，位正五品，职掌宴会、寝宫等事务。明空的才干最初大概是从宫职中磨练出来的。
武则天日后曾回忆这段往事说：
“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鹤林玉露》乙编卷六）
太宗死后，则天入感业寺为尼。高宗即位，复召入宫。
太宗共有十四个儿子，其中长子承乾、四子泰、九子治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晚年，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夺皇位继承权。贞观十七年承乾谋杀泰未遂，太宗废承乾，黜泰，改立晋王治为太子。太宗去世，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是年22岁。
高宗即位，乃则天人生一大转机。是年她已25岁了。
按例，先帝死后妃嫔有子女的，出宫依靠子女；没有子女的，进寺观或尼或道，或进先帝别庙安享余年。
武则天选择入寺为尼。这一选择固非所愿，但对她来说，也是别无选择，只得耐心等待转机到来。
则天入宫为才人时，与太子李治业已发生一段因缘。据《唐会要》记载，“时，上（李治）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太宗）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
于是，高宗即位后即纳武则天入宫为昭仪。不久，高宗欲废王皇后，改立武氏为后。元老重臣表示反对，李义府、许敬宗等迎合帝意，表示赞成。宿将李勣奏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被废为庶人。十一月初一，正式册立31岁的武昭仪为皇后。
当日，百官朝拜新皇后于肃义门，此乃大唐开国以来首创之典礼，日后被引为惯例。
永徽七年，废太子忠，改立武后子弘为太子。
高宗即位之初，承贞观之治余绪，唐王朝尚能保持繁荣安定之局面。然而，自显庆年间（656—661年）始，高宗因体弱多病，政柄渐操武后之手。
武则天显庆五年开始参与朝政，到上元元年（674年）称“天后”，与称“天皇”的高宗一道，以“二圣”名义临朝。期间，大唐社会各方面呈现一派升平景象。
然而，盛极必衰。咸亨元年（670年）以后，唐王朝渐现颓势。是年久旱无雨，四十余州发生饥荒。皇帝皇后联袂率队赴东都洛阳逐食，并明令黎民任由逐食。同时，外患频仍，与内忧交相而至。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出征吐蕃的唐军又连遭败绩。
永淳元年（682年），监察御史李善感上谏，说自封禅泰山以来“菽粟不稔，百姓饿死，道路相望”，国朝已“四夷交侵，日有征发”。内外形势确已相当严峻了！
当此危急之时，最缺乏的是扶危济困、可将可相之才。屋漏偏逢连夜雨。偏偏在这个关头，皇权与相权同时出了问题。
高宗多病，武后虽以“二圣”名义临朝多年，但从未有过单独临朝听政的记录。就是说，高宗因故不朝武后也不能单独临朝。这也是高宗时常宣诏太子监国理政的缘由。武则天毕竟不是合法的国家元首。
但不幸太子李弘也多病。咸亨元年以来，更是“风虚更炽”，不堪重劳，朝政与宫务常交给宫臣处置，皇权能否持续运作似乎也成了问题。
太子监国理政，按例由东宫一府二坊的重要宫僚辅佐，这些宫僚往往由宰相重臣兼任。其时，宰相的名额不限，除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外，还任用其他大臣为宰相。这些宰相备受皇帝太子信任，多为守正不阿的忠臣。其中不乏反对武后过分干政者。
这便是武后尽量引进资浅文学之士以分相权的真实原因。这帮人士论官位职责本无与闻朝政的资历，但武后以修撰著书为名引入内廷，而后又要他们参决朝廷奏议与百官表疏，意在分宰相之权。
分相权无异于争太子权，而争太子权，说到底就是争夺皇位继承权。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病故，李贤继为太子。李弘手下的宫僚稍作调整后一并转入新太子麾下。
半年后，高宗欲下诏命武后摄理国政，乃与宰臣商议。中书令兼太子宾客郝处俊竭力反对。其理由冠冕堂皇：
“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道，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
另一宰相李义琰附议道：
“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
高宗称是，其事遂止。（《唐会要·识量上》）
新太子贤监国理政，以处事明审见称，较故太子弘更有个性，更非武后所能支配。至于那些宰相宫僚多为高宗所倚重，武后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日后太子顺利继位，她何以自处？
调露二年（680年），太子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太子莫近声色。李贤喜好声色朝野共知。上元元年（674年）在含元殿，贤奉父皇诏与三弟各主一朋乐师以角胜为乐，当时还引起宰相郝处俊谏止。这种事儿通常视若行为失检或不良，而武后偏要归之为“逆谋”罪，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要“大义灭亲”。
社稷迟早是他的，何须谋逆？李贤内心充斥焦虑。据说被废前他已预感到如此下场，乃作乐章《黄台歌》：“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意在借此感悟父母，收回成命。
这一次与上次李弘之死是两码事。弘乃因病而亡，母子间还不致于水火不容，故宫僚宰相多被留用。这次李贤被控谋逆，必有人牵连在内，以示一人无以谋逆。
所幸此案牵连的人不算多，问斩的是李贤的一些党羽，四名宫僚被流放软禁，韦承庆也被贬为县令。个中缘由，很可能是高宗武后基于国势日蹇，亟须保持一个富有经验、相对稳定的宰相班底，以辅佐新太子共谋治国大计。
新太子哲，原名显，性好玩乐尤甚于贤。李哲何曾想到二圣会三易太子而轮到他？
弘道元年（683年）十月，二圣驾幸嵩山奉天宫，高宗病情加重，眼不能视。经御医诊治，目复明而病愈。临终前，高宗说：“天地神祗若延宕一两个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憾！”
56岁的李治带着最后的遗憾驾崩。他在遗诏中说：皇太子哲“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万万没有想到李唐王朝竟在武后手中变为武周王朝！
高宗死后不久，又一个甲申年到来了。
对60岁的武太后来说，这个本命年意味着人生的更始。果不其然，甲申年伊始，武则天便出招了。二月初六，她于洛阳宫乾元殿召集百官。中书令裴炎敕羽林军入殿庭，宣太后令，废嗣皇帝李哲为庐陵王。
“我何罪？”李哲问。
则天答：“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
韦玄贞系李哲的岳父、韦后的父亲。此前，李哲欲拜韦玄贞为侍中，也就是宰相，还要授韦后乳母之子为五品官。掌握出旨权的裴炎以为不可。李哲大怒，扔下一句气话：“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
虽说是君无戏言，但明人一听，便知乃负气话，当不得真的。
裴炎的第一反应是惧怕，急忙禀告太后。于是，一场大戏在乾元殿上拉开惟幕。废帝庐陵王暂幽于别殿，韦后也一并被废。
先帝遗诏墨迹未干，所立新帝便废为庶人了！
次日，即立李旦为帝。旦为武则天第四子，是年22岁。其嫡子成器被立为皇太子。不过，李旦即被太后移居于别殿，不得干预朝政，政事仍决于武太后。
二月初九，太后命丘神绩赴巴州（今四川巴中），检校废太子李贤宅第。同月二十七日，闭贤于石室，逼令其自尽。
武则天二度进宫以来所生四子，除长子弘死于675年之外，次子、三子、四子在684年一年间皆落得如此下场，令后人不由得生出无以名状的感叹！生在帝王家有什么好？
然而，废帝的噩梦并未结束。庐陵王被赶出京城迁于房州，又改迁于均州，幽禁于故伯父李泰之宅。他是继李忠、李贤之后第三个被武则天废为庶人的皇太子。
与两位兄长不同，李哲总算当过37天的皇帝，身份更为敏感。为此他在幽禁地时常惧不自安，每当闻讯京城有使者来，就诚惶诚恐，只想一死了之。他的舅公长孙无忌不是先遭放逐而后亡故的吗？他的前妻不也是在幽禁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吗？
所幸的是，他有废后侍奉在旁，时加宽慰，诸如“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无一死，何遽如是也”，虽说是老生常谈，却使李哲感受一丝暖意。正是仗着妻子的抚慰与扶持才使他深切地体验患难夫妻之可贵可敬，遂情不自禁地对韦氏发誓道：“一朝见天日，势不相禁忌！”连她此时此地所生的女儿，即后来的安乐公主也倍受宠异。
韦氏陪难，固属理所当然，但祸延娘家，则始料未及。韦父玄贞本是一个淡泊达观、寄情山水之人，此时也被殃及，与家属一起流放于钦州，后死于此地。韦母为当地人所杀害。诸子随父赴贬所，三子、四子先后病故。
六旬老媪本该随夫逝去而淡出政坛，谁知在甲申年重启风帆，流放废帝，挟持新帝，除废太子，把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上述三位，不是别人，都是她的亲生儿子呀？
684年五月，见大势已定，武则天这才令高宗灵驾西还长安，归葬于乾陵。
甲申年，民间俗称猴年，也是属猴人的本命年。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正是在这个猴年，武则天正式临朝称制，行使皇帝权力了。
太后称朝听政，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号令天下，本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体制形式，但先帝遗诏并未授此权予武则天，因而武太后行使君权并不是一种符合法理的正当形式，而是母后于传统体制之外专权摄政的一种变态形式。
武太后专权废帝、临朝称制是否合法？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是四朝元老刘仁轨。武则天在洛阳废立皇帝时，作为西京副留守，刘仁轨留在长安辅佐皇太孙重昭。
武则天废皇太孙为庶人，命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另附一信告知：“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
武太后此举让远在长安的刘仁轨闻到了弥漫洛阳上空非同寻常的政治气氛，乃以衰老为托辞，上疏请罢居守西京之任。是年刘已逾八旬，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刘仁轨并顺着太后所举之例，引证汉初吕后祸败之事，以规谏武则天莫蹈前人覆辙。
仁轨所上表疏让则天大吃一惊，急忙回复慰留，还加用皇帝之玺以示慎重：
“今日以皇帝谅闇不言，眇身且代亲政。劳远劝诫，复表辞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据！又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玺书以“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结尾。
皇太后的回复谦卑，敬意盎然，对仁轨的“怪望”，非但未表不悦，反而“愧慰交集”。更令仁轨意外的是，则天明白表示自己仅是在皇帝居丧期间“且代亲政”而已。
武则天这番表态让刘仁轨无话可说，只得收回辞呈。
据此可以推测，武则天可能以同样的理由给诸位宰相释疑，以打消宰臣们心中的疑虑：居丧期满即还政于李旦。是年旦22岁。
然而，半年过去了，却全无还政的迹象，反而四方争言符端，以彰显太后称制乃天命所归。
正是在一派天人相应的氛围之中，李敬业在扬州举兵反武，号为“匡复”，意即“挽救、复兴将亡之国”。
李敬业为唐初名将李勣之长孙。李勣，本姓徐，后赐姓李，又因避太宗讳，改“世勣”为单名“勣”，因战功封英国公。敬业袭爵英国公，曾任眉州刺史，684年被贬为柳州司马，赴任时途经扬州，与唐之奇、杜求仁、骆宾王、魏思温等一帮各因事被贬黜的中下级官吏，以及奉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等一起议论：太后废立、软禁皇帝，迄无还政于李旦之意，又谋害废太子贤，起用武氏子弟，以为已引起天下共愤，遂乘时而起兵，“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
骆宾王所拟《讨武氏檄》直指“伪临朝武氏者”，煽动唐朝旧臣以君臣之义清算武则天罪行：
“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
高宗刚刚安葬，太子已失帝位。檄文还揭露她“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其锋芒所向，即指武氏临朝称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敬业起兵前，扬州不设都督，由长史管理州务。684年九月，他们先是使人诬告长史陈敬之谋反，薛璋奉使扬州将陈捕杀，后又诈称扬州司马上任，诈言“奉密诏募兵进讨”叛逆，继而开府库，释放囚犯及工役、丁匠，得数百人，皆授以兵甲，挟持官吏，不从者杀之，进而占据扬州，扩充兵员，以“匡复”为名，开置三府：“匡复府”、“英公府”与“扬州大都督府”。徐敬业自任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分署幕僚，旬日之间得众十余万。
扬州兵变消息传来，宰相裴炎并未感到意外，薛璋又是他的外甥，所以并不着忙商议对策，大有以静制动，逼迫武氏问计于己的架势。
裴炎是高宗临终前托付的唯一的顾命大臣，有责任对太后侵夺君权的行为有所匡正，却苦无适当的把柄。扬州兵变爆发，裴炎误以为时机已到，故当武太后问计于他时，答道：“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
作为顾命宰相，这番话不仅无以显示裴炎为国担当的器识，反而有怠慢军机、乘危逼宫之嫌。可谓不智之至！
先朝顾命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皆因阻拦武后争权而遭诬陷，身受横祸，论声望、权位都不及他俩的裴炎岂能扼制武则天强烈的权力欲？
果不其然，御史崔察上奏：“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
武则天趁机命御史鱼承晔收裴炎下狱审理。
对于被劾“疑有异图”，裴炎显然不服。左右劝他逊辞免祸，裴宁死不屈，叹道：“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
当此之时，属下有证其必反的，也有证裴不反的，皆说：“裴炎社稷重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
武则天却断言：“裴炎有反端，顾卿不知耳。”
“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
“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武则天一锤定音，裴炎死定了。
满朝文武大臣证裴不反者甚众，武太后皆不纳，宰相侍臣甚而被捕下狱，而诬审裴反的，则各以本官拜相，甚至破例拜一个五品官为相，创大唐开国以来最低职事官拜相的记录。裴炎迅即押赴街头问斩。
统兵在外防备突厥的大将军程务挺力证裴炎弗反，加之素与徐敬业幕僚友善，被诬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也被斩于军中。程氏为抗突厥名将，突厥闻其死，宴饮欢庆，又为他立祠，出师必祷之。
徐敬业叛乱平定之后，武则天召集满朝文武大臣质问道：“朕于天下无负，群臣皆知之乎？！”群臣唯唯。
太后显然动了真怒：“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天下安乐，朕长养之。及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也。”以臣负君义相责。
随即她警告群臣说：像裴炎、徐敬业、程务挺这些人，尽管有顾命大臣，有开国功臣后裔，或攻战必胜的将领，但只要一旦不利于朕，敢于违抗朕，朕就能毫不留情地除掉之。你们中间有谁自认超过他们威望与才能的，还可以与我较量！“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
群臣顿首，不敢仰视，异口同声：“唯太后所使！”
在武则天看来，一伙中下级官员振臂一呼，便能召集十余万众造她的反，内廷居然也以此相威胁，由顾命宰相带头逼宫，如此这般的情势委实太可怕了！
她心里明镜似的：除非她依照惯例还政于李旦，否则“先帝以天下托顾于朕”的说词，群臣是不会信服的。
唯有改朝换代，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才能清除反侧，一举解决一切！而要称帝，先要彻底根除反对派势力，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
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用好两柄利器，一柄为“刑”，一柄叫“赏”。
用好刑柄，就是采取严刑峻法，对付一切公开或暗藏的异己分子。具体措施有：
设置铜匦，收受告密书，重奖告密者。各地告密的人，不论贵贱，都可亲赴京城，沿途按五品官待遇接待，抵达后武则天亲自召见。告密属实，封官赐禄；告密失实，亦不反坐。唐宗室贵族大臣多被告发，不少告密者则飞黄腾达，跻身于新贵之列。
重用酷吏，广为侦察，罗织罪状，严刑逼供。武则天刻意搜罗了武三思、武承嗣、周兴、来俊臣等一批酷吏，专门以迫害政敌为能事，相继诛杀唐宗室数百人，文武大臣数百家，地方将吏数千人。一时间，朝野内外，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
当“任威刑以禁异议”之目的达到后，武则天又杀掉周兴、来俊臣等人作为替罪羊，“以雪苍生之愤”，还把罪责全推给臣僚，责怪“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
用好赏柄，就是“无问贤愚，悉加擢用”，就是“不惜爵位”，滥施勋赏，破格提拔。武则天为了笼络四方豪杰，大量提拔士人与低级官吏，还经常要大臣荐举人才。以致于朝野宴聚时，穿绯色官服、持象笏的四、五品官员多于穿青色官服、用木笏的八、九品官员。
至于拾遗、补阙这样的官员更是多到车载斗量的地步了。不过，升得快，跌得也快，致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
宰相一职也用于赏赐。武氏专权统治二十余年，竟任用七十五个宰相。任期短的仅一个月，最短的只有九天。平均任期为三个半月，每年更换3.6人。任期如此短促，更换如此频繁，世所罕见。这些宰相自然无政绩可言了！
为了培植忠于她的亲信爪牙，武则天还创立了殿试制度。唐朝贡士称主考官为座主，座主视他们为门生，以后在仕途中两者休戚与共。如今女皇亲自主持殿试，就是出任总座主，天下贡士举子自然都成了天子门生，座主与门生之间又凭添了一层更加密切的关系：君臣关系。
武则天还把君臣关系转化为母子关系。她要举子罢学《老子》改习她所作的《臣轨》。此书以母亲训儿子的口吻“敷忠告之规”，指示他们做官要法后王，即法她自己。其中《同体篇》说得更直率：“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说白了，就是爹亲娘亲不如她皇帝亲。
贡士举子能否登科，未来仕途是否平坦，皆取决于她一人；现任官员能否加官晋爵，也取决于她一人。
上述列举的种种措施，目的只有一个，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为挥舞刑赏两柄造势张目，以营造恩赏刑罚皆由己出的氛围，进而为称帝鸣锣开道。
690年九月初九，66岁的武则天皇袍加身，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安排重阳节登基，无非寓意登高。小孩子也知道：“遥知兄弟登高处”；66岁登基则寓意大顺，期盼万事顺遂。
从临朝称制到称帝，武则天做了大量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以求证武周王朝的正统性与武氏政权的合法性。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白居易的两句诗是对武则天此时的作派与腔势最恰当的描述。
天意与符瑞乃是武则天手中掌握的两件意识形态工具。
得天命者得天下。修德有成则得天命，失德即失天命。新得天命者须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以示革命更化。符瑞是天意对得天下者政绩的表态。天下治则现祥瑞以示嘉赏，天下乱则降灾异以示警戒。
唐太宗对祥瑞之事并不看重，认为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祥瑞不足为恃。他曾嘲笑惰炀帝好祥瑞，并推辞群臣贺祥瑞。
大唐《仪制令》规定：“诸祥瑞者：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把祥瑞限定在麟、凤、龟、龙之类。
高宗即位后表示，祥瑞须经检定，不得妄想牵率而妄加称贺。不过，后来奏称的祥瑞逐渐增多，嘉禾、瑞木、庆云、石龟也列为祥瑞。
武后专权后，祥瑞频频出现。第一次是庆云（古人视五色彩云为祥瑞之气）出现，后来又出现太阳抱戴庆云之状。群臣争相上表庆贺。陈子昂曾作《庆云章》，借此歌颂
“昆仑元气，实生庆云”，“非我天子，庆云谁昌？非我圣母，庆云谁光？庆云光矣，周道昌矣”。
684年九月，武则天下制改元“光宅”，旗帜改从金色，东都改为“神都”。《武懿宗墓志铭》说“先后（武后）于彼新邑，造我旧周；光宅四表，权制六合”，即指此而言。改朝换代的预兆已隐隐欲现。
688年四月，武承嗣使人献上从洛水得到的一块瑞石，上凿“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篆字。于是，朝臣上表庆贺，说此石是武太后“以至明当宗社之寄，以至圣合乾坤之德；荷三叶（指唐高祖、太宗、高宗）之休光，承五行之历纪”，请求举行大礼，以“副神宗之乃眷，答上元之蕃祉”。
武则天顺水推舟，命名此石为“宝图”，并表示要以“圣母”的身分亲自拜洛受图，承受天命，还要举行祀天大典，以答谢上天眷祉。而后，又改称宝图为“天授圣图”，改洛水为“永昌洛水”。
同年十二月，受图仪式如期举行。其时，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外国君长各依方位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盛况为开国以来所未有。群臣纷纷上表庆贺。
陈子昂代人所拟《庆拜洛表》称颂武则天“恭承天命，因顺子来”，明言她因子而得天命，从而为武太后称帝作了铺垫。
毁乾元殿，改作明堂是武周革命开辟的又一出大戏。明堂为大教之宫，是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一切教民之法咸备于明堂。武则天曾力促其成却迟迟未能兴建，至688年终于落成。
明堂三层，高294尺，号称万象神宫。后又造五级天堂，高度倍于明堂，内奉佛像高数十丈。另铸铜为天枢，直径12尺，高105尺。枢上刻铭文记功德，黜唐而颂周。明堂、天堂、天枢鼎峙于洛阳城，数十里外，都能望见。
689年正月初一，武则天在万象神宫举行祭天祭祖大典。礼毕御正南门--则天门，宣布大赦天下，改元“永昌”。初三御明堂接受朝贺。初四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教训百官。初五又御明堂，大飨群臣。至此，明堂宗祀布政大典始告结柬。儒家秉承孔子“政治与教育同功，君长和师傅同职”之旨，持君师同体政教一贯之理。武则天明堂垂训，是君师合一的标志，表明她已集君师于一体，距皇位仅一步之遥了。
这次大典由武则天以天子的身分主持，大唐嗣皇帝父子只是陪衬，因此她在祭祀大唐祖宗时兼祀自己的父亲。这就告诉臣民，武氏先王虽为外戚，同得天命。翌月，她还尊其父为周忠孝太皇、母为忠孝太后。
同年十一月初一，武则天又大飨万象神宫，宣布大赦天下，改元“载初”，以十一月为正月，也就是改正朔。按照儒家学说，夏以一月为正月，商以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十一月为正月，夏、商、周各承天命，正统相承。武则天以十一月为正月，旨在表示自己乃承受天意，“造我旧周”。
上述两出大戏尚未落幕，押台戏却紧锣密鼓地开演了，戏名就叫《劝进》，劝武则天即皇帝位。
九月初三，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余诣阙上表，请将国号改为“周”，赐皇帝姓“武”。傅官居从七品上阶，上表所言涉嫌“谋反”、“谋大逆”数罪。但武则天对此举，是既不允许，也不予惩罚，反而超擢傅氏为正五品上阶，一口气升了十阶。
同日，又有百官、宗室、外戚及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等六万余人，上表支持傅游艺等人所请，连皇帝也上表自请赐姓武。
初五那天，群臣上言：有凤凰自明堂飞入上阳宫复又飞去，另有赤雀数万只飞集朝堂。
九月初八，洛阳耆老、远方夷貊、佛道教士等一万二千余人云集诣阙，发动了第二波劝进潮。他们声称武氏“受天之符，为人圣母”，请求她把握“天人交际”、“万代一时”的机会。武则天“谦而未许”。
次日，文武百官会同各色人等五万余人发动第三波劝进潮。他们“守阙固请”，摆出一副誓不罢休的姿势，声言：
“圣人则天以王，顺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以主，人以陛下为母。天之丕律，元命也；人之大猷，定姓也。陛下不应天、不顺人，独高谦让之道，无所宪法，臣等何所仰则？”
是时，适有凤凰从南方飞经皇城南门而来，群鸟数千蔽天而至，又有赤雀数百从东方飞来，回翔于紫闼，另有黄雀从之。又有庆云（五色彩云）休光（盛美的光华）半天，倾城毕见，群臣咸睹，嚣声雷动，交相庆祝上天之应。
于是，武氏曰：“俞哉，此亦天授也！”乃“建大周之统历，革旧唐之遗号；在宥天下，咸与惟新”。至此，一场精心策划、自编自导的劝进戏始告结束。
长安四年（704年）冬末，武则天病重，移居长生院寝疾。虽宰相不得进见，惟允二张入宫侍侧。
二张系张易之、张昌宗兄弟。697年，太平公主向母皇推荐昌宗入侍宫中，昌宗又推荐乃兄易之。时二张年方二十，少美姿容，又善音律，深得女皇宠幸。两年后特置控鹤府，以易之为控鹤监，宗昌等人充供奉。700年六月，又将控鹤监改为奉宸府，以易之为奉宸令，昌宗为秘书监。“宸”，北极星所居，借指皇帝之居所。“奉宸”，含众星环侍宸极之意。步入暮年，武则天一改以往节俭扑素的生活方式，创设此机构，意在供皇帝临幸享乐。自14岁入宫，武氏身居深宫逾六十年，早已萌生厌恶之感。太平公主投其所好，荐昌宗入侍宫中，正中女皇下怀。张氏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出入宫掖。昌宗累迁散骑常侍，易之累官至司卫少卿，赏赐不可胜记。朝中亲贵尊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时人有歌谣道：“张公吃酒李公醉”。李公泛指李唐宗室。二张挟宠营私，专横跋扈，贪赃枉法，朝臣为之侧目。时人谄媚张氏兄弟无所不至。有人夸昌宗美貌说：“六郎面似莲花”，内史杨再思不以为然：“人皆以六郎面似莲花，我再思独以莲花似六郎耳！”
武氏喜好宴聚。每次集宴，都要与赴宴者嘲讽公卿以为笑乐。若内廷曲宴，则引易之、昌宗及诸武子侄侍坐，饮博嘲谑，赏赐无算。一次，武三思奏谓张昌宗是周灵王太子转生之身。女皇大悦，命昌宗穿羽衣，吹笙，乘木鹤，并奏乐于庭，摹仿升仙太子白鹤乘空仙逝之状。侍宴文人竞相赋诗，以献媚于女皇。
女皇病重，二张入侍，引起了朝臣的忧虑。他们恐皇位落入张氏兄弟之手。宰相崔玄暐趁武病情稍微谏道：“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恃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
武则天登基时，将李旦降为“皇嗣”，赐姓武，又降太子为皇孙。暮年爱子心切，召废庐陵王李显进京，立为太子，封旦为相王，改从母姓。太子兄弟与武氏子弟表面上是一家，实际上却分属两系。
为了化解一家两系的矛盾，避免未来的冲突，武则天于圣历二年（699年）七月，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宁等，在明堂立誓文昭告天下，并铭之于铁券，藏于史馆。
对崔宰相的建议，女皇仅“深领卿厚意”，并没有采纳。对朝臣来说，无异于皇位传承不明的警讯，对张氏兄弟严加防范。
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狄仁杰生前一再向武则天推荐张氏，称“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年逾八十拜相后，即着手部署政变事宜。桓彦范亦为狄仁杰所器重，称其“才识如是，必能自至远大”。张柬之谋划政变时，与桓彦范、敬晖定策，调他俩为左羽林将军，共图起事。
二张也预感到朝臣的敌意，恐祸及己，遂引用党援，阴为之备。于是，一场皇位争夺战拉开了帷幕。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崔韦韩及敬晖、桓彦范、袁恕已，五人合谋发动政变，策动羽林军扼守玄武门，并把太子从东宫接到玄武门，然后破门而入，蜂拥进宫，擒斩张易之、张昌宗，进驻长生殿。武则天于病榻惊醒，问道：“谁人作乱？”
军士奏称：“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泄漏，故不敢事先奏闻。”
武皇对太子说：“小子既诛，可还东宫。”
桓彦范一旁奏道：“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高宗）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己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
武则天见大势已去，只得传位于太子。女皇在位凡十五年。若从临朝称制算起，则为二十一年，统称武则天时代。
这场宫廷政变因以张柬之等五人为主谋，故称“五人之谋”。又因发动地在玄武门，故又称“玄武门之变”。不过，此门位于东都洛阳，非长安之玄武门。
正月二十五日，李显复皇帝位，是为中宗。次日，迁逊帝于上阳宫。二月初四，复国号“唐”。
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死于上阳宫。临终前留言：“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翌年五月二十八日，武则天随夫皇合葬于乾陵。中国帝后向无立碑之例。高宗死后，武则天破例立碑，但上刻《述圣纪》而不称碑。武则天死后，在此碑对面也树立一碑，其上却无一字，人称无字碑。
为何无字？
盖因武氏一生功过，不易述，也不易议，更难以定夺，连她的子孙之间都有不同的认知，遑论臣民？则天死后，从“帝”到“后”，从“大圣”到“顺圣”，仅尊号即七、八改。何况，则天下葬的翌月，玄武门之变五主谋悉数被贬，足见时局之动荡、政情之复杂，值此之际，谁敢对她评头论足呢？立无字碑，实属无奈之举。但此举却给后人的评说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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