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唐纪十九》上记载武则天听骆宾王讨伐自己的檄文时的反应（原文请见后面的附录）：
李敬业（即徐敬业）传布檄文到各州县，内容大致说：“僭窃帝位的武氏，本性并不温顺，出身非常贫寒低贱。她从前居于太宗后宫的下列，曾找机会侍奉太宗，得到宠幸，等到太宗晚年，又与太子淫乱。她隐瞒了同先帝的私情，暗地里谋求在后宫的宠幸，终于登上皇后的宝座，使我们的君主陷于形同禽兽的乱伦境地。”又说：“武氏杀害姐姐，屠戮哥哥，杀死皇帝，毒死母亲，为人和神所共同憎恨，为天地所不能容忍。”又说：“包藏着祸心，图谋窃取帝位。君王的爱子，被幽禁于别殿；武氏的宗族亲近，都给予重任。”又说：“先帝坟墓上的黄土还未干燥，成年的孤儿现在哪里！”又说：“试看今日国家之内，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太后看到檄文以后问：“这是谁写的？”有人回答说：“ 骆宾王。”太后说：“这是宰相的过失。此人有这样的才华，却让他飘泊失意，不得重用！”
武则天的话“这是宰相的过失。此人有这样的才华，却让他飘泊失意，不得重用！”就充分表现出武则天对骆宾王这一文学宗匠流落民间不被朝廷重用的遗憾以及她的爱才心理。
而《旧唐书》说到骆宾王死后的著作时，讲到“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郄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这更说明，武则天不因为骆宾王把自己骂得那么狗血喷头而报复他以至因人废材，相反她世努力让人把他的著述整理成卷出版。武则天对骆宾王“诗文务使不沉埋”的大胸怀更是让人击节而赞！
我们不妨做一点简短的历史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叫比较史学) 。 北京大学魏荒弩教授1999年4月11日所写《读<反思郭沫若>》一文写到郭沫若，说他：“既参加了与国民党面对面的斗争，又‘以笔代枪’写出了一篇篇有影响的史剧和史论，……应该说，这是郭沫若终其一生业绩最为辉煌的一页。至于他的晚年，则是在忧谗畏讥中度过，以失去自我而告终。最终，也没有找回自己的独立意志。”(《美文》2000年第七期)
魏荒弩说道“他的晚年”正好是文革时期。而文革使得郭沫若“在忧谗畏讥中度过，以失去自我而告终。最终，也没有找回自己的独立意志。”的遭遇是个大题目，我们只叙述一件事吧。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革由此拉开序幕。随后，四*人帮（那时还没有这一说法，1966年5.16文革正式发动很久后才有“四人帮”的说法。但是我们不用这个称呼，还能用别的吗？）通过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将“大批判”的烈火从北京烧向全国。在这一形势之下，郭沫若内心惴惴不安，发表了“焚书声明”。他说 “……在一般的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思想，没有用毛主*思想来武装自己……。” 这是举国轰动的一个大事件。
把武则天和文革中的润之先生对待文人的态度做一对比，文革的文艺政策该如何做结论，应该是稍一思索就可以得到的了。
有感于此，我有一首《浣溪沙》如下：
顺圣（1）高骞御宇材，
汗青未贬此裙钗：
爱才昭显大胸怀!
宗匠（2）即嗟已流落，
诗文务使不沉埋。
润之相比等尘埃。
注释：
1.顺圣：武则天在《资治通鉴》上的记载中被叫成“则天顺圣皇后”
2.宗匠常用来比喻在文学或者学问上有重大成就，众所推崇之人。《隋书•包恺传》说“于时《汉书》学者,以萧[该]包[恺]二人为宗匠。”
附录：
移檄州县，略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践元后于，陷吾君于聚。”又曰：“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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