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国的唱和诗
在阅读我国古典诗歌的时候，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唱和之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唱和诗，或者叫酬唱诗。以诗相唱和增进诗人之间的交往，表达诗人们对生活，对时事，对自然的感受和认识，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之一。
一
唱和，指歌唱时此唱彼和，是歌唱的一种形式。《诗•郑风•萚兮》有“倡予和汝。”唐陆德明释文：“倡，本又作唱。”后成为作诗的方式之一。
唱和诗是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产生的。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人们碰到节日，就聚在一起酬神作乐，手舞足蹈者有之，一唱众和者有之，彼此竞胜者有之。《吕氏春秋•古乐篇》说葛天氏的乐八章由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光景。到了有文字记载以后，这此唱彼和的歌就成了所谓唱和诗。《诗•郑风•东门之墥 》、《卫风•木瓜》都可看作是最早的唱和诗。前者是男女一赠一答，汇于一篇，后者虽不见赠诗，却是一首情深意挚的答诗。
到了汉代，便开始有了文人的唱和之作。收在《文选》中的题为苏武、李陵作的七首五言诗(即所谓“河梁之作”)，据有人考订，都是朋友之间的赠答之作。它们是与《古诗十九首》时代相仿的无名氏作品，其艺术风格亦与“十九首”近似。
相传汉武帝曾在长安城中筑柏梁台，“以香柏为梁也。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三辅黄图•台榭》)。和诗的方式是君臣联句，每人一句，共赋七言诗。和诗的特点是每句用韵，一句一意。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柏梁体”的诗。这种诗当然是一种娱乐性质的文字游戏，文学价值不大，它对于启发诗思，锻炼文辞，培养敏捷的形象思维能力，倒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历代帝王多仿而效之。唐太宗有《两仪殿赋柏梁体》一首(《全唐诗》卷一)是与诸大臣的联句。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诞辰，内殿联句为柏梁体”(《全唐诗话》卷一)，可见柏梁体在唐代比较盛行。《红楼梦》第五十回里，也写了大观园里姑娘们仿柏梁体作五言联句游戏的情景。
魏晉南北朝时期文人也时有唱和，钟荣评他们的唱和说：“白马与陈思答赠，伟长与公幹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诗品•卷下》)南朝时称为竟陵八友的齐诗人谢脁、沈约等人常游集于“弥亘华远，壮丽极目”的西郊，吟诗唱和。
唱和诗的大盛主要还是自唐以后。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期，诗家辈出，人才济济，诗坛各种流派相继产生，诗人之间交谊日深，同时，格律诗的形成也给唱和诗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格律诗体制短小，组织经济，韵律整齐，成为唐以后历代诗人作诗的主要形式，因此它也是诗人们相唱和的主要形式。如果说，唐以前文人以古体唱和，重在内容的相同和情感的相通，那么自唐以后则更注意格律上的一致了，即以律诗和律诗，以绝句和绝句，而且对声律亦有严格的讲究。例如乾元元年春天，贾至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的七律，接着，王维、岑参、杜甫等人都有七律奉和。晚唐诗人皮日休，在游历苏州灵岩山的馆娃宫遗址后，写了吊古伤今的怀古诗七律一首和七绝五首。他的好友陆龟蒙读了这一组诗以后，也奉和七律一首和七绝五首。
至宋以降，由于词曲相继上升到文学的主导地位，文人们除了以诗相唱和，更增加了以词曲相唱和。词人和散曲作家选取同一词牌、曲牌，此唱彼和，表达各自对同一事物所产生的情感和看法。虽然从数量上看，词曲的唱和比之诗来要少得多，但毕竟给唱和诗注进了新的血液，丰富了唱和诗的表现形式。所以唱和诗能够历千年在而不衰即使在新诗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也仍然时有所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郭沫若等都是唱和能手。他们的唱和诗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崇高的革命志向、坚定的革命信心和高尚的革命情谊。这是古代酬唱诗人所不可比拟的。
二
唱和诗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联句、酬和、赓和、追和、和答、分韵、和韵、次韵等(其中联句、分韵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无甚佳作)。就总的情形看，大致分为限韵和不限韵两类。唐以前没有和韵的要求，只要求和诗与原诗语意相应答，和诗比较自由。中唐以后对声律的讲求日趋严格，除了“依韵”、“用韵”，更讲究“次韵”(亦称“步韵”)，即依照所和诗中的原韵原字及用韵的先后次序写诗，使和诗越来越受到形式主义的束缚。宋洪迈说：“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若非今人为次韵所拘也。”认为象杜甫酬和高适、严武的“答其来意”的诗“皆如钟磬在簴，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容斋随笔》卷十六)；严羽也说：“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滄浪诗话•诗评》。可见古人对和诗的形式主义的弊病，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不过，和韵诗也不是一无是处，从古往今来的唱和诗看，和韵的成功之作亦为数不少。究其原因，一是唱和诗体制短小，易于制作，所受约束不是太大；二是同韵唱和，更富于情趣，有利提高唱和诗的审美价值。这恐怕也是唱和诗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吧。当然，象南宋词人方千里、杨泽安将周邦彦的词“字字奉为标准”，在平仄韵律上全和其词，不敢移易一字，倒是十分典型的形式主义了，应该加以反对。
关于和答诗，如何理解其“和”与“答”？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的序中，就自己和诗的内容说：“其间所见，同者自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以与原诗所表达的意思的异同来区分和答，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同，就是指对同一事物产生的一种共鸣，虽然诗人的认识有深浅，艺术表现方法有高低，但其基本观点还是一致的，这就是所谓“和”；答者，本意为应对，这里则含有答询、答疑、答辩、答谢之意，所以不能将“异”简单地理解为某种观点的分歧对立。事实上后人并没有遵从白的这一观点来和诗，许多答诗并非异，许多和诗也并非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在重庆流传并发表后，柳亚子、郭沫若、陈毅、邓拓等和词十二首，共同抒发了革命的豪情；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王新命等反动文人也和词七首，其内容则是极力吹捧蒋介石咒骂人民革命。两种词虽同是和，却反映了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尖锐对立。
古人唱和多为赠答。其内容是多方面的：除应制诗外，有思友怀人的，如“怜君卧病思新桔，试摘犹酸亦未黄”(韦应物)、“霜髭雪鬓共看镜，茱糁菊英同送秋”(黄山谷《次韵马荆州》)、“故人惠思我，百里寄遥音”(徐祯卿)；有相互劝勉的，如“愿君崇令德，隨时爱景光”(苏武)。“君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杜甫)；有言志向的，如“振衣还东山，寝寂棲旧林”(皇甫濂)，“何能供世人，无事相追逐”(高叔嗣 )；有倾诉际遇的，如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韩愈《湘中酬张十一功曹》；有怀古忆旧的，如王安石《和张仲通忆钟陵》，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还有一些游景玩趣的，谑语戏言的以及男女互表恋情的等等，就是说，能入诗的题材，一般都能用来唱和。
此外，还有大量的非酬答的和诗。这主要是前人或同代人的某些诗作，或因诗本身的佳丽，或因诗意的感触，或因作者人品的高洁，激发了诗人的诗情，而与之相和。如李贺《追和何谢铜鹊台妓》，杨万里《和仲良春晚即事》，苏轼《和陶诗》等皆是。
唱和诗强调的是“语意相应答”，形式方面的要求应该是其次的。元代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说：“赓和之诗，当观元诗之意如何。以其意和之，则更新奇。要造一两句雄健壮丽之语，方能压倒元白。”这个要求对于如何写好和诗是颇有启发作用的。
作为唱和诗，当然要求诗人保持自己的风格。或者说，通过唱和诗，更能体现和比较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苏轼的《和陶诗》一百二十首，其源盖出于对陶渊明的仰慕。刘熙载《艺概》说“陶诗淳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象这种能体现诗人风格，反映诗人个性的唱和之作，也正是我们研究古代诗人的重要资料之一。
三
历代著名诗人大都有唱和之作传世。他们或者以唱酬相往来，或者寄和答于别后，或者忆前人而追和，或者奉帝命而应制。喜庆盛会，帝幸宴游，相逢相别，感时遇事，都是他们唱和的机会，甚至还有专门结社竖坛，或登临，或泛舟，游乐吟咏，一唱众和的。《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曹雪芹借探春的花笺写道“古来之人，处名功利夺之声场，犹置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因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
白居易在《滁州刺史郑旷墓志》中，说旷“与王昌龄、王之涣、崔国辅连唱迭和，名动一时”。而白本人也是一位唱和名家。他与刘禹锡交谊甚厚，“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二人常有唱和。白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和刘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不失为名篇，尤其是刘禹锡和诗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是后人常诵的千古名句。而白居易和张仲景的《燕子楼》三首，也堪称“千古之佳谈”。《宋史•沈辽传》：“曾巩、苏轼、黄庭坚皆与唱酬相往来。”于此可见北宋诗人唱和之一斑。而南宋大诗人辛弃疾与陈亮、杨炎正等人的唱和之词，都很有名，如《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光韵》等，其他如辛寓与赵不迂、刘辰翁与邓剡、刘克庄与王迈等都常有唱和之作。王迈曾有《贺新郎》一首，刘王之间反复唱和了五次，深刻表达了他们的忧国之情和抗敌的愿望，真可谓唱得心连意合。明清以降，唱和之风不减。清李澄中《札田集序》说逸士张贞“红桥长干，闾门西陵之侧，间岁必一游，游则画舫兰桡，胜友云集，投缟赠紵，此唱彼和。”当然，这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士大夫阶级吟山咏水的闲情逸致。
自唐太宗以来，历代多数帝王都有着同臣僚唱和的作风。唐德宗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帝作“早衣对庭僚”诗，命群臣以“清”韵应制。由是百僚皆和。而唐文宗为了让自己的诗集中有中书令裴度的和诗，特派人将自己的诗“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送到病休的裴度家里。诗刚送到，度却死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帝王们这么爱好唱和，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唱和诗的繁荣。
诗人的唱和之作，一般见于各自的别集，但也有把唱和诗汇为专集的。东晉王羲之编并为之作序的《兰亭集》就是名士们修禊时的酬唱集，集中收二十六人所作诗四十二首。据《全唐诗话》记载：“睿宗时，道士司马承祯天台，适（李适）赠诗，词甚美，朝士属和三百余人，徐彦伯编为《白云记》。”晚唐皮陆唱和，编有《松林唱和集》。北宋初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为代表的西昆体诗人，将他们的唱和之作编为《西昆酬唱集》，曾对后世发生过一定影响。明正德时，恽巍辑黄鹤楼诗，“得人一百八十九人，得诗三百余”。“几是正德阁老李东阳及诸僚属唱和之作”（范植清《黄鹤楼兴废考略》，载《武汉春秋》1982年试刊第五期）。这样的专集虽然不多见，但却能使我们看到，作为我国诗歌传统之一的唱和诗，在怎样的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宝库。这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文学遗产之一。当然对那些达官贵人、反动政客为附庸风雅而作的浅薄唱和，却是应该予以鄙弃的。
四
对唱和诗除了给它在文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在新诗蓬勃发展的今天，是否有继承的必要呢？前面提到，就旧体诗词而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此唱彼和已经树立了楷模，一些会做旧体诗的文人也仍然偶尔为之，但就社会主义诗歌发展的趋势来看，会做旧体诗的人可能越来越少，唱和诗这一中国诗歌传统似乎不久将会中断。若然，倒会使后来者不胜惋惜。
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一诗歌传统引进新诗的领域呢？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的。理由是：（一）我国新诗的发展迄今半个多世纪了。它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而唱和诗有着它一定的生命力，可以为新诗所吸收；（二）新诗中本来就存在一些赠别寄怀之作，如郭沫若《星空》集里的《赠友》、《夜别》等，对方或他人当然可以“以其意和答之”；（三）新诗在形式上和表现方式上，更加多种多样，活泼自由，它完全可以打破旧的方式自由和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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