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与手鼓 -- 献给Daff（郁达夫）
（一）郁达夫的笔名
郁达夫（1896.12.7--1945.9.17）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也叫荫生。他常用的笔名有“达”和“达夫”。在日本求学时段，曾用过“春江钓徒”，意在思乡怀旧“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之出身地富春江畔，亦景仰东汉隐士严子陵曾在此垂钓，另有借用姜子牙报国志向的积极含义。资料可参阅日本汉学研究者稻叶昭二考证，指出郁达夫在1915年11月出版的“八高”《校友会杂志》第16期，以及1916年5月5日出版的第17期，用这个笔名共发表了二十四首汉诗。另根据1985年报道，郁达夫长子郁天民家居正厅西壁上，悬挂着一幅郁达夫手迹，是为己未年( 1919)夏历七月八日，写给未婚妻孙荃的 ，左下方印着“我是春江钓徒”的图章。
郁达夫也用过英文笔名T.D.Y。他的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发表于1921年7月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九月在同报刊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最后的安慰也被夺去）；还有1922年《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编辑余谈》皆署名T.D.Y，这或是沿用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证书的名字，即T.D.Yuewen。这T.D.Y 或是达夫-郁文的缩写，但若按名字拼音三部首应是Y.D.F或D.F.Y还是F.D.Y，至于T与F的差异，无解。
郁达夫另有一个英文署名是James Daff Yowen,其中还有一段趣事。话说1919年，郁达夫赴北京参加外交官及高等文官考试，很想拜见胡适请他推荐，信上就是署上这个英文名。信中还说 ：“万一你不愿见我，恐怕与我的dignity有损，所以我不能将我的中文姓名和学籍告诉你。你若说肯写回信来，约我几月几日在何处相见。请你写下记的address就对了”。信是用中文写的，却要求对方用英文回信,结果是胡适没有反应，郁达夫先一气之下写了《采石矶》，在文中他把胡适比作戴东原，并以黄仲则自况，借虚构人物之口来安慰自己：“仲则，我们的真价，百年后总有知者，还是保重身体要紧。戴东原不是史官，他能改变百年后的历史么？一时的胜利者未必是万世的胜利者，我们还是自重些”。
（二）Daff 的涵义
笔者细读这个D和Daff，表面上这个西方用得到的名字，音译与‘达夫’契合，而实际上这样的选择，衍生出两个关联的涵义，即：“水仙与手鼓”，笔者臆想或可作为郁达夫一生之命运归宿和文学意象的最佳注释。
Daff是英文Daffodil（水仙）的缩写，（这水仙不是我们常说的鳞茎顶端绿白色筒状鞘中抽出花茎的凌波仙子）,其拉丁学名为Narcissus，也即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索斯，在水中看到倩丽倒影，却不知道其实就是自己本人，爱慕不己，难以自拔，终于溺水而死，众神出于同情，把他化为水仙花。
相比郁达夫的诸多传奇故事，譬如他的自叙传小说与日记体题材，还有众多风流韵事为世人所知。他以小说“沉沦”出道，而声名大噪，被归类为颓唐作家，并因《毁家诗纪》的感情泛滥获称名城浪子，他的浪漫不羁，其中又包含多少Daffodil（水仙）的情愫？
同时，Daff也是维吾尔族的古老打击乐器“达甫”的音译，又称达卜和手鼓，源于维吾尔民间，遍布天山南北，是乐队合奏和歌舞中不可缺少的打击乐器。鼓框用桑木制作，呈扁圆形，单面蒙以羊皮、小马皮或驴皮，鼓框内侧缀有三十余枚小铁环。自本世纪50年代以后，达卜还多用蟒皮蒙包，使发音清脆响亮。这乐器一定要用手敲打，一手调整音调的高低，另一手敲出节奏。
郁达夫在四十岁之后的九年间（1936~1945）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投身于热火朝天的抗日爱国活动中，在文化阵线上扮演的积极角色，不失为手鼓的化身，如今依然余音回绕。
（三）水仙的意象与谶语
前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周敦颐爱莲说，林逋以梅为妻，这些都是显性的文人爱花遗风，而郁达夫之于水仙，则是隐性的。《镜花缘》里说，天上有一百位花仙子，分管人间百花，郁达夫显然爱的不是水仙，因为他自己就是水仙。
郁达夫欣赏英国浪漫派湖畔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或许熟读过他的“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咏水仙诗又译为“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遨游”，简译如下“我独自遨游，像山谷上空，悠悠飘过的一朵云彩；蓦然举目，我望见一丛金黄水仙，缤纷茂密；在湖水之滨，树荫之下，随风摇曳，舞姿潇洒。连绵密布，似繁星万点 在银河上下闪烁明灭。这一片水仙，沿着湖湾，排成延续无尽的行列；一眼便瞥见千朵万株，摇颤着花冠，轻盈飘舞。湖面的涟漪，也迎风起舞，水仙的欢悦，却胜似涟漪。有了这样愉快的伴侣，诗人怎能不心旷神怡。我凝望多时，却未曾想到，这美景给了我怎样的珍宝。从此，每当我倚榻而卧，或情怀抑郁，或心境茫然，水仙呵，便在心目中闪烁，那是我孤寂时分的乐园；我的心灵从而欢情洋溢，和水仙一道舞踊不息”。
郁达夫的临水自怜与自恋，主要体现在人生前二十八年的《自述体》文字：
（1）他于1918年5月-12月，在日本写了《自述诗十八首》，时22岁，序文有云：“春风秋雨，感逝水于流年；檀板金樽，忆繁华于昨梦。自来海外，屡见霜飞；检点平生，不无泪落。况托生箕口，飘零有王右椽之悲；作客江亭，流落感韦中郎之遇。辽东只鹤，栖近鹪鹩；光范三书，曲终流水。嗟乎，人非木石，谁独无情？ 我纵猖狂，天何太忍！盖闻日斜庚子，贾生陈伤鹏之辞；陬正攝提，屈子有怀沙之赋。题诗答问，青莲已创作新声；自述成章，小子唯追随后武已耳”。诗作之二：“前身纵不是如来,谪下红尘也可哀。风雪四山花落夜,窦家丛桂一枝开”。
（2）郁达夫以孤独的“水仙”形象群集涌现，开始于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他以日记自述式写了《日记九种》即：劳生日记，病闲日记 ，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闲情日记，五月日记 ，客杭日记，厌炎日记。书中大量披露了自己的孤寂与彷徨，与王映霞的情感纠葛，日常生活起居、读书写作、喜怒哀乐，颓唐苦闷都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3）1934年开始，郁达夫又作了连续性自传叙述，从出生写到去日本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为止的二十年之人生历程，即：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书塾与学堂；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大风圈外；海上；雪夜等九篇；大致分为童年、少年、书塾、洋学堂、嘉兴、杭州、老家自学以及留学日本等时期，围绕着自身的生命体验，侧重叙写青少年时代“内心的变革过程”，尤其选取各个时段自己记忆中印象最深，对自身精神人格成长起较大作用的关键性事件集中描述。
郁达夫这种临水自照的文学风格，也蕴含在他诸多以个人代入小说主角的意识形态表达上，譬如写于1921年的《沉沦》，由于有着长期在日本留学生活的经历，他敏感地觉察到自己不过是时代的弃儿，国家的前途命运，自己无力把握，在国外又饱受排挤，内心充满着悲悯情感、颓废迷茫，凸显出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启蒙特质等思想状态，是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一类人，也即所谓的“零余者”。但这人物形象已从个体，延申到一代人的集体发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阶段的先醒者形象,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孤军奋战,承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也正由于郁达夫文学作品的独特性,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郁达夫心思早慧，天性恣意，性情旷放、任性不羁；既不矫饰，也无心机，更不自抑自苦。他在文章中对自己的心灵上的困惑迷茫、性格中的孤独狂傲、生理上的压抑变态，毫不遮掩，甚至重加笔墨，大肆渲染，即使在文坛已声名大噪后，仍然不藏不掖，不弃禀性。即使是对欢场歌妓，也能真诚对待，在他的文章中总是给这些弱女子以最大的同情和尊重。但他与王映霞情感发生纠纷时，又拿出令众人大为惊讶的《毁家诗纪》，将家庭纷争摊开在世人面前；这种爱则欲其生，恨则欲其死的极端作为，俨然映现了水仙的悲剧个性与文学意象。郁达夫后来的小说，譬如《迟桂花》也体现同样的情景，从一些摘录的研究题目就不难看出：解读人间真情的呼唤；欲情净化中的欲望迷失；藕断丝连的尴尬：欲望转化的解读；从传统-突破-妥协到压抑-发泄- 寂灭。
郁达夫的爱情故事，也充满着‘水仙’的谶语寓意。
少年时与赵莲仙、倩儿等新潮少女的热恋，促使其写下数百篇华美诗歌；日本留学时与“隆儿”“梅儿”的爱情纠葛则成就了《沉沦》；与“海棠”“银弟”等底层女性缠绵悱恻之余作成《秋柳》《街灯》等作品。
他与王映霞的爱情故事，从“荸荠白”到“富春江上神仙侣”，再到“风雨茅庐”和《毁家诗纪》，也隐喻了希腊神话中Narcissus纳西索斯的悲剧情节，这霞映江面，不正是他看到的镜花水月之倩丽倒影吗？爱恨情仇尽显袒露在作品《屐痕处处》《闲书》》的字里行间...
郁达夫的原配孙荃，原名兰坡，字潜媞。自云典出诗经小雅‘终朝采兰，不盈一襜’又有诗曰‘好人媞媞’。郁达夫建议改为“孙荃”，典出自楚辞，喻指孙家的香草之意，但水仙与香草终不能白头偕老；不幸的婚姻生活留下文字痕迹有《茫茫夜》《茑萝行》等。最后陪伴流离孤岛生活的陈莲有，郁达夫将她改名为何丽有，意思是何丽之有？这池莲与水仙倒也凑和，但最后还是终结到希腊神话Narcissus纳西索斯的凄美结局，谱写了郁达夫精神世界极致之境：一朵临水哀伤的孤独水仙。
（四）手鼓的意象与谶语
当代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g）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写道：“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从郁达夫的日记和自传、郁达夫朋友的回忆文章，以及郁达夫的研究者，对其相对客观的评传中，分析归纳出郁达夫的五种人格特质，即：个人主义价值观--人格中心特质。自卑：认知之中心特质。感伤：情绪之中心特质。避世：行为倾向之中心特质。执着：态度之中心特质”。显然地，顾彬是要对郁达夫的文学风格与个人特质作出各种因果分析。
顾彬也说：“It must be admitted a pity that research on Yudafu had long been focused on his autobiography and romanticism, while there were few studies on the tendencies toward Populistic Thought in his works。大意是说：“长期以来，人们对郁达夫的研究，一直关注于他的自叙传记和浪漫主义方面，而对他作品中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研究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确实如此，笔者刚写完《郁达夫：醉酒多情与横刀立马》，就着手这篇《郁达夫：水仙与手鼓》，也在作同样的探讨和努力。
笔者也关注到，最近2018-06-06 有中国网友成立的《达夫观察》，在创刊号中阐述名称的由来与目的，“达夫者，大夫也，士大夫精神主要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其精神的所在。...士大夫精神是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的向往所在，士大夫坚持仁义的基本原则，士大夫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儒家学说，士大夫以教化民众为己任，士大夫重视中庸之道”。又云“达者为先、万夫莫开”。
郁达夫在一九三十年代初期，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一句话“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意思是：“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场合可能是在宋庆龄举办的一个家宴上，没料到就为了这句话，郁达夫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除名。这和初唐诗人杨炯的《从军行》诗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相互映照。
实际上，随着时局剧烈变化，郁达夫积极爱国的一面得到了凸显。1936年至1938年期间，郁达夫来闽任福建省参议。1937年8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郁达夫被公推为理事长，主编《救亡文艺》。1938年3、4月间，时任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的郁达夫，受命到前线劳军，举国振奋之时，也用诗歌和书信记录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他在《游于山戚公祠》诗云“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仍然溢两仪。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他满怀冀望有像戚继光一样的爱国猛将涌现，那日寇又怎敢侵略犯境？诗句是借用了盛唐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但事际上，这打“手鼓”的“鼓手”，并不为国民政府权贵所看重，甚至有所不容，而最后出走南洋，至于大家通闻的回避婚变之说，或许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有说林语堂1940年自美返国（重庆）前夕，曾写信请郁达夫翻译他的Moment in Peking （瞬息京华）一书，另建议他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共襄文坛盛事，而郁达夫在《嘉陵江上传书》回复，提到国民党情治部门诸公，或有对他性命不利云云而回绝；即使到了后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惨遭日本宪兵杀害，也有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常担心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或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加予杀害。
这让笔者想起三国时代的弥衡击鼓骂曹，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最后曹操借刀杀人除掉这狂狷之士。其实郁达夫所扮演的是“手鼓”而非“战鼓”的角色。手鼓即乐手身边随性敲打的乐器，一如文人手中的笔杆子。
1938年底，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直到1942年2月撤离到苏岛，前后共主编过11种报纸的副刊，最多时同时编8种报刊，俨然以这里的报纸作为文化抗日爱国的重要阵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以及“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 ，也即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鼓声频频，鼓舞着新马华人社会的抗战爱国热情。我们今天翻读2014年出版的《郁达夫新加坡文集》，书中汇集了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多里，撰写的数百篇杂文、评论、散文、诗词等，为抗日宣传所发表的文章超过一百万字。
我们现今翻读郁达夫的作品，发觉文字中提到乐器或歌曲的不多，曾在《钓台的春昼》读到“窗外面忽而传来了一阵吹角的声音。好梦虽被打破，但因这同吹觱篥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并且晓风残月，杨柳岸边，也正好候船待发，上严陵去”。其审美品味，接近一样有留日背景的苏曼殊，于1909年樱花时节，漫游京都，在淅沥春雨中，传来乐器曲子，凄清苍凉，写下了传世诗作：“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郁达夫或许离开浙江老家太久了，但他应该会想起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激亢而歌的诗句“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绝好江山谁看取? 涛声怒断浙江潮。”而他自己的《乱离杂诗》十一则写下:“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今天我们重读郁达夫1940年写于在新加坡“庚辰元日闻南宁捷报而作《岁晚感怀》：“烽火南宁郡，频传捷报来。中原欣北望，大地庆春回。羽檄连翩至，愁怀次第开。敢辞旨酒赐，痛饮尽余杯”。随着Daff手鼓，哒哒有声，慷慨激昂，响彻云霄。
遗憾的是，郁达夫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写的《烟-影》自己却有这样的描述“这时候他们屋外的狭巷里，正有一个更夫走过，在击柝声里，文朴听见铜锣镗镗的敲了两下......”。或许郁达夫自己也认为，这三两下手鼓声，在漫长的寒夜里，又能慰藉多少人？
写到这里，正至文字结尾，笔者特地找来宋朝朱熹的《赋水仙花》，献给Daff：“隆冬凋百卉，江梅历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风香。纷敷翠羽帔，温艳白玉相。黄冠表独立，淡然水仙装。弱植晚兰荪，高标摧冰霜。湘君谢遗褋，汉水羞捐珰。嗟彼世俗人，欲火焚衷肠。徒知慕佳冶，讵识怀贞刚？凄凉柏舟誓，恻怆终风章。卓哉有遗烈，千载不可忘”。
写于2018年6月28日
标签： 王昌龄的爱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