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东部:新边塞诗因谁而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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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市诗词学会等部门联合举办本人诗歌集《风念经》研讨会。会议由市政协副 、市诗词学会 王振刚主持,原政协副 佟天华、市作家协会 、一级作家张涛、空军某部大校副参谋长、诗人宁明、《丹东日报》社副主编张安阳、老诗人路地、作家评论家包泉万、作家协会秘书长丛黎明、诗人黄文科及部分作家参加了会议并发言。市电视台、鸭绿江晚报、电台作了报道。这次活动对本人的诗歌进行了评价指导,并指出了今后的创作方向,使本人与大家收获菲浅。

  今将黄文科的发言稿转发于此,顺致谢忱。此稿将于2008年1期《满族文学》发表。

   东部:新边塞诗因谁而开启

   ——孙守涛新边塞诗创作的艺术疏理

   黄文科

  边塞诗繁荣了盛唐,是唐代诗歌中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高适、岑参作为代表人物也因之获得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新边塞诗昌盛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新时期现代诗歌中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作为代表人物也因之成为文学史上永恒的荣耀。唐代也好,新时期也罢,边塞诗的主体在西部。特别是新边塞诗,在我的不算狭窄的阅读里,我所看到的新边塞诗所反映自然和人文的意象都源于西部,诗人移民到西部,因之新边塞诗歌有人也称之为西部诗歌。孙守涛的诗歌创作是一个例外,尽管好多诗歌取材于西部,艺术构成与西部发生了天然的血缘联系,尽管他的新边塞诗的地域性写作还不够自觉,但是,他有意无意成就了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他写了大量东部题材的边塞诗,并且已经结集出版《风念经》。由此,东部新边塞诗因其而开启。孙守涛的东部边塞诗的创作,不仅告诉我们,东部像西部一样为新边塞诗成长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而且有了广阔而崭新的拓展疆域。

  一、孙守涛东部新边塞诗的生成背景

  一个人的文学作品,总是或深或浅地隐藏自我的繁富的生命秘码。那么,孙守涛身在东部,现代诗歌创作有种种写作方式,为何偏偏钟情了新边塞诗的写作呢?

  (一)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与新边塞诗相契合的流放式的充边心理。

  守涛还在襁褓中,母亲早世,父亲因之精神失常。早年,他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边地,社会地位被异己化、边缘化,形成了痴心报国和被冷遇的心理落差,因而也就生成了他被几近流充边放的心理。他的这种经历与昌耀因为打成右派流放到青海、与杨牧为了摆脱饥饿当氓流逃难到新疆有些相似,知识分子怀抱理想,却异化为被排挤、被改造的社会异己分子。这种深刻的不公平不人道成为他心中的岩浆,在激烈的奔涌,在悲壮的凝聚,他的精神世界就是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一旦涌裂出喷口,这狂放不羁的生命形态转化为宏大豪放悲壮雄奇的精神景观,落下纸上便是新边塞诗。

  (二)艺术观念的沉淀和选择,形成了悲壮雄奇、宏阔神圣的诗歌取向。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浪漫主义和新时期的人本主义,再造了新边塞诗歌的“雄性意识”。杨牧们的诗歌以西部风暴的方式成为中国现代诗派中一帧壮美的风景时,孙守涛生命中的缪斯还沉睡于教学和机关公务中。很有意思的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歌观念,让他以很简单的方式拒绝了“朦胧诗”和第三代对他的影响。他在他的第一部诗集《鸭绿江在呼唤春风》后记中,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这种艺术选择:“诗歌禁忌媚俗,也禁忌晦涩,二者都无异于自残、自戕。”革命浪漫主义和当下文学中的人本主义,在他孤独受难的悲剧式的生命体验中汇合在一起。我征询过守涛,你的新边塞诗受谁影响,他否定杨牧、周涛、章德益对自己的影响。看来,孙守涛与当今诗坛的疏远,不仅是朦胧诗、第三代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还有新边塞诗歌。他告诉我,他的新边塞诗歌写作受过诗坛常青树李瑛的影响。李瑛的行吟诗歌虽然歌吟的对象也是西部,他的凝重生命诗歌的艺术实践,超越早期新边塞诗以雄性意识为特质易陷入诗意空洞化和艺术粗糙化的弊端。所以,他的新边塞诗从承继关系上,与昌耀、杨牧等人的新边塞诗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就其总体的艺术物质,仍属于新边塞诗。

  (三)丰富的游历体验,激发了新边塞诗的写作灵感。对于一些诗人而言,“行千里路”远比“读万卷书”重要,孙守涛就属于这样一位诗人。在游历中,边地的荒凉与荒凉中的民俗、荒凉深处的历史文化,让他兴奋不已,不断地点燃涌动的诗思,各种新边塞诗的各种要素的瞬间聚合,并在他的头脑中发生着激烈的化学反映。边塞游历,对他而言,获得新鲜的生命体验是第一目的。诗人从何获得灵感?没有新鲜的生命体验,从何获得诗的边塞品性?丰富的游历体验,刺激了他边塞诗的创作。

  二、孙守涛新边塞诗所形成的艺术特色

  他的边塞诗集《风念经》所收诗歌108首,与《水浒》的一百单八将相等,是复苏作为齐鲁之子的好汉意识。仅从这点就不难看出他诗歌中崇尚的是雄性意识。他的新边塞诗有别于早期的新边塞诗,他和李瑛一样不是真正的流放者和受难者,而是一个凝重的行吟者。所以他的取材,不再是昌耀之于青海,不再是杨牧、周涛、章德益之于新疆,而是之于边地和亚边地,是丹东诗歌的重要收获,同时也是中国诗歌一部有份量的集子。纵观他的新边塞诗歌的写作有如下特点:

  (一)承继了古今边塞诗歌豪放旷达、凝重雄奇的主体特质。古今边塞诗的构成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可以把王维的《渭城曲》视为边塞诗,也可把金昌绪的《春怒》视为边塞诗,但古今边塞诗的主体格调应为豪放旷达、凝重雄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孙守涛的诗歌承继了边塞诗这一阳刚雄健的艺术基因,什么大野、古战场、苍鹰、大沙漠、胡杨、骆驼刺、火焰山……这些意象足见边塞诗歌的艺术品质。在这里,我想引用《戈壁的呼吸》一诗,和读者一同感受这种审美取向:“茫茫戈壁 寂静得/仿佛要发生什么战事/我怀疑中了埋伏/不是回鹘人包抄了千里走单骑的擅入者/就是旱魔围剿出土的绿//一切生命都已经绝迹的戈壁/黄尘 沙砾 乱石 岁月/闭紧了每一个毛孔/脱水的大地只剩下我干燥的呼吸/这时一只蚂蚁走过/我会喊他三声兄弟/如果划过一声乌鸦/那是渴死的野鬼前世的咒语/散漫的石头是永恒的羊群/最大的那块是翻穿皮袄的牧羊老汉/放牧着永远的苍凉和孤寂//我不会临风长啸而去/只想变成一棵草/然后落草为寇”。承继边塞诗阳刚雄健的艺术基因,这是一个孤独者天然的选择,我们却又从中领略到属于孙守涛个人的悲壮而决绝的生命情怀,诗中这种血气和豪气扑面而来。所以这种阳刚的诗歌基因是转世或者新生。

  (二)开启了东部新边塞诗写作的先河。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都是在通过写作来寻找自我。如果你认真思索一下守涛诗歌创作历程,大体是按照一般性的诗歌写作——新边塞诗——东部新边塞诗的诗歌路线图一路走来。在我的印象中,孙守涛东部新边塞诗起始于萨尔浒古战场。边塞诗不可或缺的题材之一就是战争,萨尔浒之战是清朝取得政权的主要战争:“紧接着是雨/洗濯被血染红的呻吟/渐去渐远的追杀和马嘶/然后是萨尔浒的青山/匆匆将风雨中这一悲壮的故事收进心底//大伙房水库一片汪洋/淹没了这一页带血的历史/……面对水下的残弓断镞/有几人能留下/些许唏嘘”。没想到,孙守涛一出手,边塞诗就写得得心应手。说到东部新边塞诗,我觉得其代表作应为《青草覆盖着跑马场》这首诗。到鸭绿江畔元代的跑马场采风时,我和我女儿同诗人一同游历跑马场遗址。在采风的过程中,我预感我一定能写出东西来,自信水平不会太差。可是,第二天孙守涛把诗写出来了,我是又高兴又惭愧,顿生“眼前有景道不得,守涛题诗在上头”之慨。这首诗写得凝重大气,血性,即便是放到二十多年来的新边塞诗代表性作品中也不逊色。正因为如此,我对他进一步拓展东部新边塞诗寄予热切的希望。

  (三)构建生命与环境,文化与历史,沉思与抒情多重的宏大叙事结构。新边塞诗应该是大诗,一是宏阔的诗歌物象,二是雄性的诗歌品质,三是悲壮慷慨的生命情怀。有评论家把唐代的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歌称之为“盛唐之音,”我们也同样可以把新边塞诗称之为当代的“雄性之声”。何谓宏大叙事结构,即是史诗结构。这让我们很容易想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特点为用诗歌的方式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新边塞诗背后的哲学支撑是大哲学,在一首诗中,把历史、神话、传说、民俗、自然、战争等融会在一起,时空交错,视觉开阔,我觉得新边塞诗是微缩的宏大叙事结构。这里不妨引用《虎山》一诗,看一看守涛微缩的宏大叙事结构:“蜿蜒的长城/一段曲折的旧事/被虎山牵引飞向辽东边塞/返回明朝辽远而又古老的天空//刀光箭鸣和戍边人残月般的叹息/早已被山顶的荒草掩埋/空心敌楼上我找不到一枚沉睡的箭簇/马面城墙下也找不到一具女真人的尸骨//只有两棵明朝的老栎树/因为生死之约/对视着相互的苍老和寂寞/使眼底的时光更加龙钟//山下 女真、高句丽、汉人的后裔/在同一片大野用汗水栽种水稻和爱情/地比天高 插秧人的身影和笑声/高过了今日长城舒展的心情//一步跨 跨过了两国的疆土/也跨过了沉积的岁月和鸟鸣/一群野鸭与朝霞齐飞/正跨过界河飞向对岸邈远的天空//长城 穿越了多少日夜在飞舞/比明朝更坚忍更古老的虎山/双耳高耸,一声呼啸/穿透我的骨头”。这首诗不难看出“宏大的叙事结构”,其时空交错,意象沟连,构造出空间的宏大、时间的深广、意蕴丰厚的艺术大片。他在用诗歌的方式完成了关于虎山长城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部历史著作。他以大哲学为信仰,拒绝小哲学,与当下平民化的诗歌审慎地保持疏远的距离,在他的心目里,大诗是诗歌高难度写作,大诗也是诗歌最高境界,这种信念和自信,会成为新边塞诗歌创作永恒的动力。

  (四)以历史之思、文化之思营造新边塞诗的深邃和隽永。海德格尔说,思是诗歌原初方式,思是诗之核。早期的新边塞诗更多的是关于雄性诗意识的确立和抒写,只要你看一看他们代表性的作品就知道这一特点,以杨牧的代表作《大西北,是雄性的》、《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章德益《西部太阳》、《高原的诞生》,昌耀的《一百头雄牛》,周涛的《这是一块偏心的版图》,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分法,早期的新边塞诗是以自我为主的,孙守涛的新边塞诗是自我和超我的浑合,他在他新边塞诗创作中,强化了历史之思、文化之思,这些超我的注入,营建了新边塞诗思想的深邃和诗意的隽永,也提升了新边塞诗的丰富构成。

  (五)对诗歌现代性的引入成为新边塞诗重要的增长点。边塞诗不立足于现代,它的诗意的重心一般都是过去时。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思考这个问题,过去不是过去的过去,而是现在的过去。边塞诗往往是通过“过去”曲折地反映现在。也许在孙守涛的诗歌观念中,存在着过去是诗意的,当不是非诗意的;深度的过去是诗意的,肤浅的当下是非诗意的。如果从立意而言,象可以是过去的,那么意一定是现在的,是属于孙守涛的“现在”。新边塞诗有别于唐代的边塞诗,除了诗中的物象、诗的表现形式外,最重要的是意的区别。比方说,唐代没有环保的诗,而孙守涛的新边塞诗就有关于环保方面的诗,唐代没有旅游的诗,孙守涛的新边塞诗有了旅游的诗。说穿了,就是新边塞诗引入了诗歌的现代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引用《去乌鲁木齐,飞机上看大沙漠》:“过兰州 右舷窗/我在天的高度/第一次看到大片大片的沙漠/渐渐把飞机的影子包围/像干渴的黄色大兽吞噬/一个蠕动的甲虫//对于这种旷日持久围剿生命的战争/我在一万米的高空/只能始终和沙漠的肆虐平行/我庄严地眼含热泪/莫名地想起家乡那条永远流不完的江/那条绿水丰盈的江/能不能用飞机驮来/连同我的泪水/一起降下”。对于诗歌现代性的引入成为新边塞诗重要的增长点。

  三、关于孙守涛东部新边塞诗写作的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作为诗友,我们和守涛的接触是近距离的。平心而论,能不能真心走进其深藏的内心世界,确实跟接触距离的远近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对评论者来说,更多的时候是盲人摸象,只说对了一部分或说清楚一个轮廓。对于孙守涛新边塞诗创作,我也不揣浅通,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扩大东部新边塞诗的创作成果,丰富是东部新边塞诗创作的文本性。东部新边塞诗的写作是孙守涛诗歌写作一大贡献,但其数量偏寡,尚需用实绩实观“东部:新边塞诗因谁而开启”的历史使命。可以集中一段时间,聚焦东部,沉入东部,筛选和构建属于东部的诗歌物象,凸现东部新边塞诗的文本性。

  (二)吸取古今边塞诗的艺术养份,探索东部边塞诗的主体性。边塞诗虽分古今,但其主要的艺术构成是相同的。创建东部新边塞诗,先要弯下腰来,深入研究古今边塞诗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区别哪些可以继承,哪些必须舍弃。从中获得艺术启迪、创作灵感和发展动力。

  (三)注重从地区文化汲取艺术力量,呈现东部新边塞诗的地域性。新诗八十年,昌耀可能是一座青藏高原。作为边塞诗,昌耀将穿越历史,获得艺术的永恒。昌耀的成功,除了个人多舛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天赋,不能不提到佛教为他的诗歌提供的力量和品质,东部作为曾经的荒蛮之地,没有像佛教那样博大精深的文化,但满清的历史文化、近现代黄海——鸭绿江的战争文化都是可以汲取的力量,我觉得满清的跑马占地的历史可不可以成诗,黄海甲午海战古战场可不可以成诗,我觉得一定要凸现东部边塞诗的地域性。

  (四)从当下纷纭复杂的现代诗歌汲取力量,融会东部新边塞诗的现代性。边塞诗与当下的叙事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体系,孙守涛对当下叙事诗的疏远,是他诗歌创作的自爱和自重,但诗人总是从不可能到可能,东部边塞诗人只要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的心态,就不可避免从当下的诗歌汲取力量。这种积极有效的引进,可能会成新边塞诗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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