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两种遗作的回归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王南屏向他提出要把《王文公文集》和《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但有个条件，他在上海家中收藏的大批明清字画要允许200件出境。谢稚柳认为这个要求不高，可以按这个条件进行。
谢稚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馆长沈之瑜和保管部主任马承源，沈子瑜、马承源都认为此事可行，就告知谢稚柳先鉴定这两件东西的真伪。
谢稚柳虽然还未对这两件藏品进行鉴定，就认为可行，他心中是有数的。王南屏的父亲王有林，是上海有名的收藏家，他和谢稚柳不但都是常州人，而且又是亲戚，早年爱好书画，并有较高的鉴赏力，除经营染织行业外，喜欢搜集鉴赏历代书画。他珍藏有宋拓《张从申玄静碑册》、宋拓《清华寺碑》、元《杨维桢行书诗轴》、明《蓝瑛人物山水轴》、《徐渭画册》等400余件，“文化大革命”后抄文物落实政策发还时，已将其中73件珍贵文物出让给上海博物馆。在谢稚柳心中，王南屏上海家中的收藏珍品可以说不多了。
对《王文公文集》，谢稚柳更清楚。这部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是当今仅存的一部书，并一分为二，一部分藏日本东京宫内省图书馆，另一部分即为王南屏所藏的残集76卷。王南屏所藏的残集76卷，在未流出到香港之前，徐森玉即拍摄有玻璃版底片藏在故宫博物院。1962年，又在徐森玉的动员和督促下，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玻璃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找出来，与日本所藏合成一部完整的《王文公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影印出版。40年代，王南屏所藏即从内地流出去到香港，60年代初期，《王文公文集》残卷出现在香港书肆，徐森玉、谢稚柳就商量把它买回来，他们委托旅居香港的王南屏、徐伯郊进行这件事，最后为王南屏购得。本来说内地筹款再从王南屏手中购回，但十年动乱开始，此事即不了了之。在这之后，日本人曾千方百计要用重金向王南屏购买，均遭拒绝。王南屏说这是中国的国宝，又有约在先，不管等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它送回内地。
《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原系周家所藏，携至台湾，本想出让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但台北故宫无人肯定为真迹，亦无王安石手书墨迹可作参证，所以拒绝收购。原藏主在失望之下托人请张大千审鉴。张大千一见颇欣赏，愿出五万美元购进，但藏主不愿让售。后携至美国请王季迁转售，未售出。至此藏主又携至香港，为王南屏购进。王南屏病危时留下遗言，此卷将送还内地，不应流落外人之手。谢稚柳鉴定后，认为是真迹无疑。
对于这段历史情节，作为徐森玉的秘书汪庆正，当时他和徐森玉、谢稚柳在一个办公室，他回忆这两件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概是1962年左右，徐森老就曾想办法去弄回来，谢公（稚柳）也知道，就在办公室里不止一次谈这件事情。正好那天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来上海，他就把我拉出办公室说：“小汪，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情，听说你们在寻王安石手书经卷和《王文公文集》？”我说：“是啊。”赵万里说：“《王文公文集》这件东西，你无论如何跟徐森老说说，要拿到北京去，不能留在上海，这是全国最重要的东西。”我说：“你太心急了。”赵万里就说：“我请你吃饭。”其实这件东西是想通过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去寻找，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施。赵万里觉得指望我是不行了，他就回到办公室亲自跟徐森玉讲，说：“今天我请客。”徐森玉说：“哪里去吃？”当时上海请客最好的地方是红房子，赵说：“在红房子。不过有一件事情，《王文公文集》要拿到北京去，徐森老，你一直是北京图书馆的保护神，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给北京图书馆。”以前，徐森玉与赵万里的关系非常好，赵是学生辈的人物，比徐森老差一辈。听了这话，徐森老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叫：“你放屁，你只知道把什么都弄到北京去，你做梦，绝对不行。”谢公（稚柳）就在边上打圆场说：“八字还没一撇，你们闹什么，森老，你坐下来。”徐森玉坐了下来。赵万里跑到徐森玉身边，也坐下来，用手摸摸徐森老的光头，就说：“平平气，平平气，以后再谈。”徐森玉说：“没什么好谈的。”赵万里同徐森玉的关系非同一般，从来没有人敢在徐森老的头上摸。然后四个人就一同到红房子吃饭。这也表现老一辈人对文物的热爱，都有着志在必得的决心，但彼此间的人情味很浓。正如徐森玉下面有谢稚柳和潘伯鹰两员干将一样，郑振铎下面有赵万里和陈梦家、张葱玉，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1984年，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联合向文化部文物局写了《关于接受香港王南屏捐献宋代珍贵文物并允许落实政策的200件明清书画运港的请示报告》。文化部接到报告后又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并获得了批准。
为了不使国宝级的文物再流出境外，谢稚柳和上海博物馆书画组钟银兰、单国霖对准备运往香港的200件明清书画，又重新鉴审了一遍，才装箱运送。
1985年2月，《王文公文集》和《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由黄宣佩到深圳去接收，运到上海，要为这两件国宝和回归举行捐献仪式。在举行仪式之前，又将王安石手书经卷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再作鉴定。专家们鉴定的结果：“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今经鉴定，确系真迹。
徐邦达 启功 冀淑英 丁瑜 史树清 吴希贤 刘九庵 傅熹年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举行捐献仪式时，王南屏已经去世，他的夫人房淑嫣在会上致词说：“我很感谢各位来参加这个捐献典礼。王南屏先生在世的时候，挚爱中华文物，他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这两件东西保存了多年，即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典卖变钱。我们有六个子女，都到国外就学深造，需要很强的经济实力，可是始终珍藏着这两件东西。他的夙愿是使中国文物回归内地。王南屏先生不幸于两月前逝世，现在我能够为他做的就是这件大事，完成他未了之事。谢谢各位。”以200件明清书画换回宋代两件文物，在博物馆引起不同反响。郑为对此事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批字画不能出境，这样的交换“不值得”，并为此向有关方面写了报告。直到1999年笔者去拜访郑为，谈及此事时，他仍然是这样认为，不改初衷。汪庆正说得风趣：这等于用200位大学生换回两个钱学森，有什么不值得。何况出去的东西还会再回归，如果这两件东西东渡，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楞严经》唐般刺蜜谛译，十卷。王安石摘录其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以闻思修，以“三十二应”随机变化，现身说法，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一节。卷前录有此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经名一行，以此定名为《楞严经旨要》。
王安石在卷末自题“余归钟山道原假严经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85）四月十一日临安王安石稽首敬书。”
王安石是宋朝宰相，在他执政期间，推行新法，可谓雷厉风行，熙宁七年因新法受挫而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于是就归隐江宁钟山率弟子谭、蔡肇等人编纂《字说》。元丰七年，王安石自钟山向皇上奏，要求以他居住的园屋为僧寺，并请求皇上赐匾额，皇上有旨，赐名“报宁”。他书写的《楞严经》就是拟刻在寺内的。一代革新名相，寄居钟山后曾有诗云：“霜筠雪柏钟山寺，投走归来寄此生”。此时王安石已是暮年，深悟佛理，抄经打坐，似乎不再计较世间的荣辱是非了。王安石所居在钟山半山，自此他即以“半山”为号。苏轼、黄庭坚、米芾曾赴钟山造谒王安石，他们之间吟诗谈艺，情深谊重。李公麟、叶致远、俞清光、秀光等辈，对王安石的学问、事业皆极推崇时相追随；李公麟为作《王荆公骑驴图》。黄庭坚曾说：“荆公之门盖晚多佳士。”
《王文公文集》的珍贵还不限于是宋刻孤本，而在文集的背面，皆为宋人书简及宋代公牍，为宋代实物文献，可补史册之未详。这又是日本所藏的残卷所没有的。宋人印书常用公文废纸，明人张萱《疑耀》称：“长睿得鸡林小纸一卷书章草（急就），余尝疑之，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版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编》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牒残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王文公文集》的用纸，均有“向氏珍藏”印记，也就是用废纸印的。书背于印书前，逐页钤有“向氏珍藏”楷书朱文长方印。
书简的作者共62人，书简三百余通。诸人中见于《宋史》的有洪适、黄祖舜、叶义问、张运等，见于其他记载的20余人。其中有名官、将士、文人、学者。书简中有友情回答、官场交际。文字则骈四俪六，书法则正书端楷。简纸幅式大，行距也宽，为后来所罕见。
《王文公文集》为龙舒刻本，即宋代安徽舒城的官刻本。谢稚柳建议将文集的背后影印，由顾廷龙作序，遂成巨册《宋人遗简》，一举而二得，湮掩于书背八百年之久的宋人遗简，从此重见天日。
题前图照为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局部）。
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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