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王安石是伪君子，其实是仁宗皇帝以及苏轼和其父亲、弟弟“三苏“的共同认知。林语堂评价王安石：前期像王莽，后期像希特勒，因为他先让天下大乱，而后又残暴疯狂。
一、王安石在自知不得重用之时，曾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以沽名钓誉
王安石从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四十六岁得势，期间的二十五年一直谢绝升职，宁愿在偏远的省份当一名小吏。
王安石虽然语言学极糟糕，但毕竟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所以在当时颇为出名。在他位居太守时，也算治绩斐然，却屡次谢绝朝廷的晋升，而他越是谢绝高位，声誉就越高。导致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
但是，凡事做得太过就会显得假，而且后来也证明王安石并非真的无心于仕途，在他接任三司判官司不久，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他上万言书论政，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结果被宋仁宗束之高阁。王安石发现自己的政治基础还不够，就继续拒绝升迁。
仁宗皇帝也确实不喜欢王安石，曾亲口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原因是一次御宴时，原本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之前，把鱼饵做成小球状摆在金盘子里。王安石没钓鱼，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仁宗说“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
后来仁宗驾崩，因仁宗无子，由英宗即位，王安石因为曾经奏请免立英宗为帝而一直心中不安，所以虽然英宗也曾恩召，但王安石仍然辞谢不就。
二、一朝得势，借机铲除异己直到英宗之子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因宠得势。在神宗还为太子之时，王安石与太子司文书事韩维是好友，韩维经常向太子为王安石美言，所以太子对王安石极为器重，即帝位后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同年又晋升为翰林，王安石一改老习惯，欣然上任。
当时的神宗是个二十岁的少年皇帝，踌躇满志，雄心万丈，极愿国富兵强。王安石于是进行了“越级进言”，把神宗皇帝的远大理想点燃，煽呼得神宗皇帝决定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
王安石变法前前对神宗皇帝打过一剂预防针，大意是：陛下你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竟然没有贤德才智的大臣辅佐您实行善政，都是受小人阻挠，像尧舜那样贤明的皇帝，都是识别出了四大奸臣就及时杀掉，才能成就了大业，否则让小人嫉贤害能，贤良之臣都会弃官而去的。
结果神宗皇帝听了非常感动，此后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皇帝就想起“四大奸臣”的影子，也觉得欲成大事，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于是在王安石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两年之中，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任的谏官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大刀阔斧地在政府各部门清除异己，整个官场乌烟瘴气。有些深得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石想尽办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您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成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旧臣。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在您手中，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
三､王安石自诩“财政奇才”，无非是加征税赋以充国库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金、不断侵略中国北方边境，几经交战后只能签订忍垢蒙羞的条款以言和，中国皇帝每年赐予番邦大量金银绸缎，导致国库财力外流，政府经费捉襟见肘。
王安石切中了皇帝的心病，号称能解皇帝之忧，主张用武力恢复国威，所以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有胜有败，想继续作战就需要筹款。王安石又自命为财务奇才，号称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给国库筹集款项，但条件是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他对皇帝进言，说国库空虚完全是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对此司马光曾反驳说：你所谓的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什么政策，都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来交给政府罢了。
在那个时代，并无工业化的方法提高生产，王安石关心的只是充裕国库，就只能靠提高税收“劫民济国”。
四、王安石的新法，以“人民的名义”，行专权之实质
王安石看富商和地主以自由企业的方式获利，于是就想把利润抢过来，由政府自己经商，自己获利。对此，苏轼的弟弟苏辙曾上书：若朝廷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各地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而国库也未必有利可图，因为政府经营必然会先成立庞大机构以高薪聘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伦美奂的官衙。结果注定不是遵从商业规律的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远近而订立合同。他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价买入，所以失败无疑。
果然，新法实施后，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
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青功法”，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本心是好的，在春天的时候，贷款给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但是这种贷款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变成了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他为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所以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主办贷款的官员若不能将款如数贷出就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行被革职或降职，被王安石称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必须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
苏东坡评价当时：百姓因拖欠而入狱，受鞭笞之苦。
也正如司马光预见的那样：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免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伐其树木方可以绵纳此项损税。
王安石提出要老百姓付税以代替兵役。结果就连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子女未成年者，尼姑、和尚、道士等方外人士，都得交一种叫 “助役金“的税。以前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的免役法中，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用免役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
五、王安石以自己的一家之言，控制舆论和学术像所有集权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为巩固权势，他专门成立了“特务制度”，并且控制了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报纸、电视媒体），以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
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窜改古籍写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方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注解。并使之成为科举考试的评价标准。但这本书其实是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在两年中仓促编成出版，却将当时天下考生的前途全系于此，能金榜题名的，都是他王安石的应声虫，但凡有反对意见，必然落第。
王安石变法，使国家的垄断，变成了私人垄断，弄得生意人失业，农人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具镇监狱常常人满为患。凡有查封、没收的财产和抵押品都充公。朝廷这样失政，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状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但在王安石当政数年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当皇帝看到难民图上半裸的男女吃草啃树，把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时，神宗惊得掉下泪来，下令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王安石是个激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变法的初心我们无从可知，但从结果上来说，也的确是祸国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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