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的马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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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诗歌啊,诗歌

   1998年的夏末秋初,由于我在中考中成绩优异,我被成县师范录取,开始了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段生活。我们这些在中考以前一直埋头苦读的学生,考上学校后压抑在心底的东西一下地迸发出来,大多数人都有把地球玩个窟窿的想法,我可能是其中的另类,我不想玩,我只想专心致志地搞文学,我的想法使我在班上茕茕独立。我整天地读读写写,真想一口把自己吃成大胖子,我渴望阅读经典的东西,我渴望成名,渴望深刻,我囫囵吞枣地读着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著作,真正到了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地步。同时,我开始学着写诗,和所有刚走上文学之路的少年一样,一副苦大仇深的架势。

   刚开学,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薄薄的一本书,这本书中是文学社编的,选载了文学社社员几年来在各类刊物发表的作品,其中,有个叫陈建云的师兄写的诗深深打动了我。他的诗中充满了深沉的忧伤,“四月,深闺的女子斜倚窗扉。/一堆碎瓷的光柔和地闪烁。”这个句子被我反复玩味了很久,我是多么想写出如此优美的句子啊!我每天挖空心思地把一些词语在纸上堆砌来堆砌去,总觉得不像那么回事儿。像歌迷崇拜歌星,我迅速成为他的粉丝,并希望得到他的指点,通过老乡我知道了那个常常站在楼道里读书的人叫陈建云。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和我们班另一个叫杨小东的同学瞅中了一个机会,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在二楼的教室里找到了他,在交谈中我们提到了初中时期就接触过的汪国真和舒婷的诗。他的发言让我们吃惊不已,他说汪国真的诗不是诗,只可以当作歌词,舒婷的只有部分可以。从那天开始我知道了一个普通的人完全可以和所谓的权威叫板。阴冷的教室里我看见陈建云在一本旧本子的背面写下的诗句,我和我的同学杨小东必恭必敬地拿出了自己突然觉得丑陋不堪的诗作.....

   我写诗更加勤奋。我把写的诗歌全部送给了我的班主任王建礼老师,他是文学社的顾问,他看了我的诗作后在课堂上表扬了我,甚至用到了“才华横溢”这样的词语。

   这时,班上的同学开始注意我,这个默默无闻的人。接着,我和班上的20几个同学加入了文学社,那时,“文学”在我们眼中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词语,她以她强大的诱惑力俘虏了无数少年的心.....

   不久,文学社的油印刊物《星苑》“重点推荐”一栏发了我的一组诗,当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刊物比简陋的《星苑》更好。这里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陈建云,一个是张荣,张荣是文学社的社长兼主编,而陈建云则是当时校园里的一面旗帜,他们在一个晚自习召集了98级在他们看来“有点功底的”人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张荣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他的发言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评论校园文学俨然一副千里江山尽收眼底的架势。陈建云则鼓励我们多投稿、多练笔,从他口中我们知道了陇南的一些诗人的名字,比如包苞、余辉、小米。

   我发了狂般地写诗、阅读,在宿舍或者教室里旁如无人地大声朗诵海子的诗,我拿着新作频繁地找陈建云指点,他慷慨地把他发过诗歌的刊物借给我看,读着他梦幻般的诗句,我一次次地得到了鼓舞。

   二:校园里的文学青年们

   一天晚上,我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陈建云突然来找我。他的出现在教室里引起了一阵喧哗。许多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人终于见到了这个被文选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人,我则幸运地和他进行了多次交流。他告诉我要带我去见一个陇南非常有名的诗人,路上,他说这个人叫毛树林,有“陇南第一诗人”之称。激动之余我的内心变得紧张不安,我怀揣着我写的两首小诗,心里七上八下地跟着他,而陈建云则滔滔不绝的谈着文学。我想象着这个素未谋面的诗人的形象:大胡子、长头发、衣衫有些不整,手里夹着一根香烟,傲慢或者冷漠。后来我想,我想象的原型来自海子、西川、肖开愚等当时非常有名的诗人,我常常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的照片。他们的招牌形象使我对很多诗人产生了误解。

   我们在县委办公楼四楼停了下来。陈建云敲门,我屏住呼吸,站成立正姿势,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陈建云称呼了一声“毛老师”,无疑,他就是毛树林了。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当他看完陈建云的诗作后,我颤抖着递上了我的诗作,他埋头读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在等待命运的审判。我清楚地记着,他看完后说,有灵气、思维开阔、继续写。临走之前,我把稿子留给他,那时他正在办《同谷》。

   过了不久,陈建云给我拿来一份《同谷诗报》,他说上面有我的诗作,我欣喜如狂。果然,在第三版我发现了我的一首小诗,可惜,《同谷诗报》只办了一期就停了,那是我第一次在校外的刊物发表东西。

   那个时候,校园里到处都是爱诗的、写诗的人,初了陈建云之外,还有王武、贺朝举、董超、韩冰等一大群校园诗人。张荣写小说,还有孙小华、张锦、张利亚、杨淑会等一大批长期在《星苑》露面的写散文的同学。

   张荣是一副邋遢像,清瘦的脸上有股倔强的神情,他是文学社有名的烟鬼,我们班有个很是欣赏张荣抽烟的姿势,结果,自己也学着抽了起来。

   陈建云有一股侠客气。他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他的笑声和他的诗一样卓而不群,不可一世。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能背诵他的诗歌,比如《纪念碑》,有时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他的诗,豪气冲天。杨小东则常常把他的试作写在黑板上,比如“穿过历史,我们继承了苏轼的豪放、杜甫的忧伤/以及李太白的酒量。”后来才知道,他继承了苏轼豪放以及杜甫的忧伤,独独没能继承李白的酒量。

   陈建云的诗在校园里流传的同时,他的种种事迹也在小师弟们之间流传,比如他常常在数学课上写诗,还有他追求过的那个女孩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们注意到衣着朴素、面容清瘦的陈建云常常在腋下夹着一本书,来去匆匆。

   王武是一副痞子像,他以一首情诗引起大家的关注。记得他在冬天穿一件厚厚的黄棉袄,常常蹲在大灶旁边的台阶上吃饭,一次,我在打饭的时候遇见他,我正要去灶上打饭,他喊了我一声,我走过去,他理直气壮地问我,卡上有钱吗?我说有,他霸气地说,去给我打份饭。

   我打来饭凑在他身旁,准备讨教一些诗歌方面的问题,他眨眨眼问我,谈恋爱了吗?我说没有。他问我,知道怎么追姑娘吗?我说不知道。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姑娘有种强烈的性冲动,你去追,准成功。

   说实话,我很喜欢他身上的那股“匪气”。我赞成诗人有匪气、傲气、豪气、甚至流氓气,但千万不能小家子气。

   三: 同谷大地上的诗人们

  那时,不光学校有一帮令学校领导头疼的校园诗人。在成县,杜甫曾经寓居过的这个曾经名叫同谷的地方,还生活着很多诗人。除了毛树林还有余辉、赵本余、成志杰、小小、南寄红等很多中青年诗人。我进校时,成县文学圈里大哥式的人物王怀钦去了云南。这个人被张荣等人传说得神乎其神,几年后,在武都青创会上见到他,果然,一副燕赵豪侠之士的气派。

   我们联系最多的还是毛树林。一来是他的热情好客,二来,他正编辑着《同谷》杂志。作为一份县级刊物,《同谷》曾在国内的文坛上打出过一片天地。毛树林在县委家属楼六楼的二居室成了我们常常聚集的地方,我们除了能获得一些关于诗歌的信息,有时还能讨到几杯酒喝。他的博学和幽默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能就诗歌和诗人这个话题滔滔不绝的讲一两个小时,他有时也谈到做人的问题,他说过,写诗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他再三地叮嘱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写诗就看不起别人,社会是多元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情。直到步入社会才知道他对生活和诗歌的理解,弥足珍贵。

   文学社每学期都要请一些作家和诗人搞一两次讲座,毛树林往往是我们的座上宾。有时,他还会带来我们难以请到的前辈,比如黄英、文素琴就是在通过他的帮助为我们搞过讲座。他默默地支持着文学社,虽然文学社没出过几个诗人、作家,但是他竭力营造的文学氛围曾经像阳光一样照亮过无数少年的心。

   油印刊物《星苑》第一个栏目是“作家寄语”,他为《星苑》撰写过《我崇拜大海》和《超低空飞行》两篇诗论。后来,我意识到这两篇文章涵盖了他最主要的诗歌主张。比如“我理解的诗歌就像大海,她的每一滴水都是具体而清晰的,无数滴水神妙的叠加就组成了大海。”这类美好而富于哲理的句子。

   2000年春季,在毛树林的提议下,文学社和成县文联联合举办了一个名为“春之歌”的诗歌朗诵会。这是校园里第一次举办诗歌朗诵会,在开始运作前,文学社对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没有充足的把握。通知贴出去以后,没想到报名参加朗诵会的同学大大超出了我们的计划。最后不得不进行一轮筛选,确定了13名同学登台朗诵。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王东祥、张剑君、毛树林、小小、南寄红等成县文艺界的十余人,还有一些学校领导。活动进行到中途的时候,阶梯教室里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人多,但是秩序很好。几年后,听说北京有个女诗人在诗歌朗诵会上裸奔,我想,能把诗歌朗诵会办成那个样子,大约也要花一些力气。

  四: 成县师范的文学传统

  成县师范有很好的文学传统。有人说,成县师范是陇南文学的摇篮。追溯成县师范的文学社,从80年代的《远山》,90年代的《青鸟》再到后来的《星苑》,创办文学社、出刊物、团结校园作者这种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有人把这种文学现象称为“成师精神”。

   从成师校园走出来的诗人、作家,有小米、余辉、成志杰、刘满园、李业兰、赵玉虎、尚建荣、陈建云、贺朝举、王武等一大批至今活跃在陇南文学界的人。

   所谓“成师精神”,我想首先体现在对文学的尊重上。大型晚会上,朗诵校长亲自创作的诗歌;在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每学期仍然拨款给文学社办刊物、搞讲座;有些老师,比如,张晨、高天佑、王建礼等人本身也在搞创作;包括有些理科老师也能为爱好文学的同学网开一面。

   有个叫东洪平的老师讲过一个关于小米的故事。他说,他给小米当班主任的时候,发现小米几天没来上课,他去找。找到东河桥的时候发现小米正躺在草丛里抽烟。他悄悄地走开了,没去打扰这个正在思考的诗人。按照东老师的原话说是“抽去吧,诗人嘛!”也许,正是这种宽松的环境造就了一个出色的诗人。

   2000年,我有首诗歌获得了中华青少年文学基金会文学夏令营营员选拔征文比赛一等奖。学校知道后资助给我600元路费。正是这笔可贵的资助圆了我北戴河看海之梦。

   文学95级骨干成员毕业的时候,由文学社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

   王武这个家伙在会上煽情地说,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眼泪差点就流出来了。而陈建云和贺朝举则有点玄地谈到了大师、生存之类的话题。

   无一例外地,我们在校园里作着大师梦。我固执地以为,只要功夫深,大师是可以企及的。后来意识到,大师这种玩艺儿,简直就是天生的。不过,那正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轻狂岁月。那时,可以一个月勒紧裤腰带,节省一点买诗集的银子。那时,也敢理直气壮地为心爱的女孩儿献上一首情诗。现在,除了王武、贺朝举、陈建云还在写作外,不知道其它的人都在做什么?但是,一旦生命中注入了文学的因素,我想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太糟糕。

   五:在诗歌的马车上

  我发表的不多的一些作品,为我在校园里的文学青年们中间赢得了一点小名气。二年级的时候,文学社调整我为《星苑》的主编。当时文学社有一百多人,作为文学社的一份子,这份差事是一顶很让小师弟们羡慕的桂冠。

   文学社每学期都要出两期社刊,每学期一开学我们就忙着联系作者、组稿,然后抽一两天的时间集中审稿。最辛苦的环节要算校稿了,为了尽快地让刊物问世,有时要连续熬几个通宵,有时,在空气污浊的打印部里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虽然是小小的一封油印刊物,在心底里,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一份大刊来办。我对编辑们的要求是:“把错误减小为零。”以前的社刊是不定页码的,为了使刊物更正规,我们把刊物定为四十页。

   有时,我们上完晚自习才赶到打印部,等到返回学校时已是第二天凌晨。高高的铁大门已经上锁,我们只好像个不良少年翻大门,过了这一关后,再从男生厕所的小窗户里翻上二楼的宿舍。有一回,我们两个人两点多钟从肮脏的窗户里往上爬,一个半夜撒尿的小同学以为来了歹人,吓得大呼小叫地跑回了宿舍。白天,我们则在宿舍里睡大觉,旷课成了家常便饭。时间一长,生物钟出了故障,白天我们昏昏欲睡,一到夜里就像夜猫子似的,连眼睛也变的贼亮贼亮的。几个人一商量,索性在夜里不睡觉了,就在阶梯教室里通宵地看书。我有首诗写到这样的生活:“有的同学白天睡觉/晚上读书/像个土匪/昼伏夜出/”。说实话,我心里有时也发虚,当同学们都在研究函数、方程式的时候,我却在读铁凝和路遥。尤其是考试的时候,那种狗屁不懂的感觉更让人对自己产生深深怀疑。

   不过,当每期社刊问世之后,我所有的不爽都一扫而光。把一份份乱七八糟的稿子编辑成一份刊物,这种过程就想玩了一次出色的魔术。它不再是孤单的、寂寞的文字的零件,它复活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当刊物还在同学们手中流传的时候,我们已经忙为编辑新的一期社刊组稿。不知不觉一学期结束了,一考试,简直掺不忍睹。我的成绩从前几名落到倒数第二,直到我们班拿倒数第一的那个家伙提前毕业,我就顺利地取代了他的位置。

   毕业后,几经挫折,在红尘中遭受过冷眼、也遭受过屈辱。这使我明白,在人世间活着,我还需要另一个世界和另一只眼睛。在另一个世界里避开人世的暗流,用另一只眼睛观察人世的纷扰。每当我在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我会想起曾经那段轻狂岁月。这份对于文学的信念和热爱一直默默支撑着我,使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无所有。这份信念使我身上多出了一层钙,一些生活中的和风雨打击,在我身上显得轻描淡写。

  文学作为一种修养也好,作为一种生命的高度也好,甚至作为一种无聊的游戏也好,她总是在繁杂而喧嚣的尘世中,给我一片宁静的天空。

   2005-----2006.09

标签: 励志诗歌朗诵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