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杜牧
[壹/有關生卒年之序語]
在論小杜前，我們還是來關心一下對他生卒年的判定，這個問題既有意思也很重要。歷代研究者將杜牧的年壽基本判定為50歲，我以為對生年的認定問題不大，但對卒年則需要深究，因為這關乎到杜牧究竟是活了五十歲還是超過這個年歲的問題。杜牧的生卒年，新舊兩唐書及《唐才子傳》均無載。杜牧自己寫有一篇《自撰墓誌銘》，給自己劃句號說“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云云，但並未標明確切年份。再考杜牧給他弟弟杜顗撰寫的《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禦史杜君墓誌銘》，知其弟“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同時，杜牧在此銘裏也記自己“某今年五十”。此墓誌銘已標明其弟下葬之年為大中六年二月，所以杜牧的這篇銘文當為大中六年所寫。大中六年為公元853年，上推50年，其生年則為唐-貞元十九年（803年），但其出生的具體月日，歷代研究者皆未考出。事實上，杜牧在此銘裏已經寫出，只是動用了玄奧的“陰陽五行”說，學者尚未究出而已。銘文中的這一段文字實際非常重要，先引於下，再論----
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複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為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救於其傍，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複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
這段文字杜牧寫得很明白，講自己在吳興時做了個夢，夢中有人告訴他說“你頂多官至從五品上階的禮部考功郎中就到頭兒了”云云。後又在恍惚中聽見有人大聲對他說“你將改名字叫[畢]了”云云，[畢]字是結束的意思，所以杜牧以為不祥。再後來又夢見自己在一張紙上寫了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旁邊又有人給他解釋說“並非空谷，實是日子到頭了”。於是，杜牧就請來占星家楊晞，把自己的生辰說出來，讓楊晞幫他釋疑。楊晞說沒什麼大事兒，五行生木，木可克土，所以能“救於其傍，無虞也”。不過，杜牧之所以覺得自己所夢不祥，主要在於自己的官運實際並未終止在禮部考功郎中上，而是又升任為正五品上階的中書舍人。這在別人看來是可喜可賀之事，但杜牧卻以為是極其意外，所以大有死到臨頭之感。
杜牧對星相乃至道家的五行學說顯然有研究，他講自己“予生於角”，便是二十八星宿對應干支日期的星相常識。明代星相家張介賓撰寫的《類經圖翼》一書，對一年十二個月所對應的星位做了明確的解說：“……三月入奎婁/四月入胃昴畢/五月入觜參/六月入並鬼/七月入柳星張/秋分八月中/日纏翼末/以交於軫/循次而北/九月入角亢……”所以杜牧所說的“予生於角”便是生於九月。這個“角”位所以又不祥，是因為“萬物之收藏也/皆從角軫始”，既然老天爺把萬物都收了，人當然也不會漏掉。好在杜牧雖心有餘悸，也還知足地說“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而“年五十/斯壽矣”只不過是連他自己也吃不准的一種預測，絕非其真實壽命。
當代學者羅時進先生援引晚唐人顧陶所寫的一篇《唐詩類選後序》，證出杜牧大致應卒於咸通元年（公元860年），享年58歲，這比以往認定的50歲，多出8歲。其主要依據是，顧陶文中有“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歿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絕筆之文/若有所得/別為卷軸附於二十卷之外”，此文大致寫於咸通二至三年，文中所述杜牧/許渾/張祜/趙嘏/顧非熊等人“身歿才二三年”，逆推之大致為咸通元年（860年），其享年算出是58歲。
然《樊川外集》收有杜牧所作的《走筆送杜十三歸京》一詩，此詩應為偽作。因杜牧排行即為“十三”，李商隱在杜牧擔任司勳員外郎的大中三年，曾寫有《贈司勳杜十三員外》一詩可證，故《走筆送杜十三歸京》一詩應為別人贈杜牧的詩。宋代之後所補續的《樊川別集》/《樊川外集》等，多竄入他人之詩，此詩當為一例。詩中有“應笑內兄年六十/郡城閑坐養霜毛”句，明確道出兩條信息：一是稱杜牧為“內兄”，二是稱其年歲為“六十”。內兄之稱，實為妻兄，也就是說，此詩作者是杜牧妹妹的丈夫。然杜牧有無妹妹或堂妹，乃至若有此妹其名字又叫什麼，已不可考。而稱杜牧年歲為“六十”，古人雖慣有在詩中為圖簡潔方便而多取整數之例，但通常最多存有一至兩年的出入。由此看來，杜牧享年至少也應在58-60歲間，而非一直沿說的50歲。
另：“裴/杜”兩家在唐代均為豪門大家，通婚頻繁，正所謂門當戶對。杜牧之妻便是裴氏，而杜牧有一姐姐也嫁到了裴家，姐夫叫裴儔，大中四年曾任江西觀察使。杜牧也寫有《送姊夫中丞儔自大理卿鎮江西詩》可證。由此，杜牧既然有姐姐嫁到裴家，很可能也有妹妹嫁到裴家。杜牧為自己妻子的哥哥裴希顏寫墓誌銘（見杜牧《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結尾處說“某娶裴氏/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云云，可知杜牧的妻弟叫裴覺，搞不好杜牧若有妹妹，恐就嫁給了裴覺，所謂親上加親，勾拉腕扯的情形是極有可能的。如果此事屬實，那《走筆送杜十三歸京》一詩估計便為裴覺所作，因為只有杜牧的妹夫才可在詩中稱杜牧為“內兄”。
[貳/生平新傳]
新舊兩唐書以及《唐才子傳》均有杜牧的小傳，然我以為不大符合我講杜牧的內容與順序，所以就萌生出重寫一篇的想法，當然還是用文言。於此基礎上我再把句子進行分解，來一回“自箋自注”，讀者看了或許會更有條理，也容易邊摸著杜牧的生平脈絡、邊對應著他的詩文看。如此以來，對他作品的正確理解以及他人生各時期的思想-生活-寫作等狀況也就清晰些，總之是為了讓大家讀罷我這篇講演後，在心底一下子就能勾勒出一個豐滿的杜牧，私下回頭再去細讀他，就有了方向，總不至於抱著一冊《樊川詩文集》瞎讀一通，抓不住主流。好了，以下便是我以文言文重新撰寫的[杜牧傳]並注，大家泡上茶，慢慢看----
[1]杜牧/字牧之/唐-貞元十九年生/陝西-長安縣人/宰相佑之孫也。
史也稱其為“杜舍人/杜樊川/杜紫微”。[舍人]是他臨終前所任的官職；[樊川]是他臨終前所居的別墅；[紫微]亦是中書舍人官職的代稱。唐-開元元年時，曾改[中書省]為[紫微省]，取吉祥的紫微星相為義，並在省衙門裏種植紫微花，所以[中書令]也叫[紫微令]，[中書舍人]也叫[紫微舍人]。
有關他的籍貫，學界一直以為是“京兆萬年縣”（今西安市），非也。杜牧在《自撰墓誌銘》一文中特別強調說，從他祖上一直到他這輩人，共九代，“皆葬少陵”。[少陵]屬唐之長安縣，即今陝西省-長安縣，雖離西安市極近，但畢竟不是西安。秦始皇所修的[阿房宮]及漢代所建的[長樂宮]/[未央宮]等舊址，便都在長安縣內。至於史料乃至學界所公認的杜牧家宅[安仁里]，則確在今西安市內，也是唐代的長安城範疇，但坐落在[安仁里]的這套宅子，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一文裏說的很清楚----“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已”。開元末年大致是公元740年左右，距杜牧童年時僅有七十年上下，至少也應為他的曾祖父杜希望所造。這套宅邸，杜牧的爺爺杜佑也一直住在此，直到病故。《兩京城坊考》一書亦曾記載說，杜佑“甲第在安仁里”（甲第：即為豪門貴族宅邸之稱/《史記》孝武紀曰“賜列侯甲第”）。所以，[長安/安仁里]只能作為杜牧的故里，不可作為籍貫。
他爺爺杜佑可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在66歲那年寫成了一本書叫《通典》，共200卷，逾200萬字，至今仍為學界研究唐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我寫這本《大唐詩人講演錄》也常翻此書）。杜牧降生的那年，68歲的杜佑剛好被拜為正一品大員的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杜牧有如此權傾朝野的爺爺，可謂優越無比。我在講詩人“韋應物”時，曾提過在當年的長安城流行過一句諺語，叫“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說的就是長安“韋姓”與“杜姓”兩大豪門氏族。杜氏一族主要有“杜陵/京兆/襄陽/洹水/濮陽”五支，共出有宰相11人，諸如杜如晦/杜淹/杜元穎/杜黃裳/杜正倫/杜佑等；而文學上的佼佼者當數杜審言/杜甫/杜佑/杜牧四人了，且這四人皆出自“襄陽”宗族杜預一門（杜預：晉朝時任荊州刺史-征南大將軍），杜甫為杜預的第十三代世孫，杜牧則為第十六代。而杜牧的郡望之地則應為湖北/襄陽。
[2]牧十歲/祖父佑薨/越四-五載/父從郁卒/自是始孤貧/抵賣房產/此後八年中十徙其居/奴僕亦多散去。
杜牧在十四、五歲前，生活應很優越。他爺爺杜佑在長安十六里處的南郊蓋有[樊川別墅]，《舊唐書/杜佑傳》載：“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宴集其間”云云。杜牧七、八歲時，常跟著爺爺來別墅玩。杜牧十歲時，78歲的老杜佑病故於長安-安仁里家中（也稱薨/唐代喪禮制度極嚴/若逢喪/三品以上大員曰薨/五品以上曰卒/六品以下及至布衣百姓則曰死）。隨著杜佑的謝世，杜牧的家境雖未一落千丈，恐也不會如先前那樣富裕了。畢竟杜佑有三個兒子，長子曰杜師損，次子曰杜式方，三子曰杜從郁。杜佑雖貴為一品，但長於著述，想必較為廉潔，所以可分給子孫的財產不會很多。杜牧是杜從郁的長子，他下面有個弟弟叫杜顗。杜從郁那時官至從六品的駕部員外郎，元和年間員外郎的月薪大致40貫錢（據《唐會要》載），雖不算太低，但若養活連兒女帶老婆、小妾及奴婢等二三十人，日子就略緊些。
不過，在杜牧12歲那年，他二大爺杜式方的兒子杜悰（也就是杜牧的堂兄）交了好運，娶了當朝皇上唐憲宗的長女岐陽公主為妻，做了附馬爺，且立刻被授予從四品上階的殿中少監，加封銀青光祿大夫銜；但杜悰的爸爸杜式方那時只不過是正六品下階的京兆府-昭應縣令而已，看來還是杜佑的“餘熱”在起作用。在唐代，皇室子女的婚配對象通常皆選擇三品以上大員的子女，有唐三百年歷史，能與皇室通婚的家族基本出自“房/韋/杜/裴/長孫/薛/柳/楊/皇甫/元/竇/崔/令狐/蕭/”等顯赫氏族。除卻皇室，即使是三品以上大員的家族之間，也通婚頻繁，很講“門當戶對”。杜牧後來所娶的媳婦，就是在唐代出任宰相最多的“裴”氏一門。當然，杜悰的走運，我看也未必就能給杜牧一家帶來什麼好處，兄弟之間各過各的，恐也不會有太多幫助，尤其是“豪門”子弟之間，其親密程度大都不如窮苦家庭裏的兄弟姐妹們來得熱情（這一點/我深有體會/因我本人也出身於[天津八大家]中）。
杜牧之父杜從郁的確切卒年，不可考，但基本可圈定在杜牧十四歲前；卒時官至從五品上階的秘書丞，也不算低了。此後，杜牧家境便開始漸衰。杜牧後來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一文裏说，“去元和末/酬嘗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可呵止……長兄以驢遊丐於親舊/某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凡三周歲”云云（所言“長兄”乃其堂兄杜慥/參見杜牧《為堂兄慥求澧州啟》）。聽聽，自從將房子抵押給別人後，八年中他們家搬了十來個地方，老奴僕也死了，壯勞力也跑了，攔都攔不住……堂兄呢，也騎著頭破驢外出找親友寄人籬下去了，剩下他和弟弟杜顗，窮得挖野菜吃，晚上讀書連燈都點不起，只能靠記憶背誦，如此竟持續了三年。至於杜牧所說的“八年中十徙居所”，所搬的這十來個地方究竟是哪里，不可考。
[3]牧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及前代史/交詩人許渾/廿三作阿房宮賦/廿六洛陽進士及第/同年又賢良方正科及第/授弘文館校書郎。
杜牧在《注孫子序》一文中說：“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位始不用兵也”云云，他給《孫子》一書作注是在47歲。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他“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將有取焉”；清人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也記曰“校[孫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優/證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及唐以前的十三代史諸書，也是科考舉子們的必讀之書，當然也還有爾雅-孝經-三禮-論語-孟子等，統稱為十三經及諸史，若沒讀過，根本沒法上考場答卷。今天，這些書隨便抻出一本，連學者們都要窮其一生也未必能通，可想當年一個二十歲的青年，能讀明白實屬不易。
杜牧21歲時，37歲的詩人許渾自岳陽北游長安-隴西-榆林等地，途經長安時與杜牧相識。次年許渾到達河北-薊門時，杜牧寫有《春日寄許渾先輩》詩曰----“薊北雁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終須接鴛鴦/宵漢共高飛”。那時，許渾與杜牧皆尚未登進士第，所以詩中杜牧以“宵漢共高飛”權當共勉之語。這裏需捎帶提示的是，《樊川詩補遺》/《樊川別集》/《樊川外集》/《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中多竄入許渾詩，《全唐詩》許渾與杜牧二人的詩卷中也多有重錄之作。其實早在宋代，詩人劉克莊便在其《后村詩話》中指出“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究其原因，實乃杜牧早年之作受許渾影響很大，主要是在近體律詩的對偶方面。二者詩風之具體比較，讀者可參見羅時進所著之《丁卯與樊川詩風異同》一文，茲不再論。
杜牧23歲寫出[阿房宮賦]，當然得益於其博覽群書，尤其得益於其對先秦及兩漢史的深入研究與體會。他寫此賦的背景，主要緣於當時唐敬宗-李湛斥鉅資大修宮殿的舉動，杜牧覺得很是浪費，於國於民都沒什麼好處，所以便假借秦修阿房宮事，以達到諷諫作用。正如他在《上知己文章啟》一文中所說的，“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此賦最精彩的一筆則是結尾處“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這句話，類似於教育我們說“最難以戰勝的敵人其實是我們自己”。此賦也是杜牧全部詩文中能考出確切寫作年代的最早一篇，置在《樊川文集》之首，意味著開卷就把你打暈。清人吳楚材與吳調侯編《古文觀止》，姚鼐編《古文辭類纂》，皆收錄了此賦。今天中學語文課本，[阿房宮賦]也是必讀之文。當然，中學生們能否真正體會到個中深意，就兩說了。
這一年，杜牧也還幹過一件“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的事，給時任昭義節度使的劉悟寫了封信，勸說劉悟去討伐藩鎮叛臣朱克融/王廷湊/史憲成等人。那時，劉悟剛將李師道的叛亂平息，為朝廷立了大功，升任為昭義節度使，故打算休養一段，拒絕出兵。而杜牧看了似乎很著急，加之他那時對兵事很感興趣，覺得自己飽讀兵書，想一顯才幹，便寫了這封《上昭義劉司徒書》，大談治國平叛方略，估計也想以此博得劉悟的賞識，將來能辟他做個幕僚五六的。在信的結尾處，他說自己是“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云云，可知其既無功名，也無職位，整個一“白衣卿相”，而其如此大膽地敢寫信“教育”朝廷重臣，恐也因其堂兄杜悰是附馬爺。
大和二年春（828年），26歲的杜牧在洛陽以第五名登進士第。其時，杜牧之所以能順利登第，且獲第五名，多因太學博士吳武陵的力薦。《唐摭言》一書詳細記錄了此事，說吳武陵當時來到考場找到主考官崔郾，說國子監裏的數十位太學生在讀了杜牧以前所寫的《阿房宮賦》後，皆交口稱讚杜牧“真王佐之才”；吳武陵還當場給崔郾朗讀了一遍《阿房宮賦》，崔郾聽後“大奇之”。吳武陵借勢便請求崔郾給予杜牧“狀元”，崔郾遺憾地說：“已有人/不得已/即第五人”。事後，眾人中也有人不服者，私下找崔郾說杜牧“不拘細行”云云；崔郾理直氣壯地回答道：“已許吳君/牧雖屠沽/不能易也”。如此看來，杜牧登進士第，似乎不是考上的。但反過來說，他那一篇《阿房宮賦》，登進士也足夠了。進士放榜後，杜牧寫了首《及第後寄長安友人》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回/秦地少年多釀酒/卻將春色入關來”。詩中所謂的“未花開”主要是指進士雖已及第，卻並未授官。
大致一個多月後，杜牧再赴長安應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這正是杜牧拿手好戲，他最擅諫言。宣政殿上，皇上親自殿試，杜牧一舉奪得“第四等”，順利及第。《資治通鑑/唐紀》記載了此次登第者的名單：“大和二年閏三月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杜牧被授予從九品上階的弘文館校書郎。晚唐人孟棨也在《本事詩》一書中記述：“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時制策登科/名振京邑”云云。同年十月，尚書右丞沈傳師出任江西觀察使，素慕杜牧之名，辟他為團練巡官，牧遂隨沈傳師奔赴南昌。杜牧在《與浙西盧大夫書》一信中也提及此事說：“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複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效施展/朋友與游/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云云，聽來倒滿謙虛的。
[4]大和四至六年/牧隨沈公轉宣州/為長吉集作序/交詩人趙嘏。
大和四年，沈傳師轉任宣歙觀察使，28歲的杜牧隨其至宣州（今安徽-宣城縣）。那時，沈傳師身邊有一位少年女子叫張好好，善歌，深得沈傳師喜愛，在江西幕府時，就已養在沈家。此番轉至安徽-宣州，也一併帶來了。杜牧顯然對張好好也很感興趣（極有暗戀傾向），他那時寫有《贈沈學士張歌人》詩，實際這詩只寫了“張歌人”演唱的風貌，似乎沒“沈學士”什麼事兒。詩曰----“拖袖事當年/郎叫唱客前/斷時輕裂玉/收處遠繰煙/孤直縆雲定/光明滴水圓/泥情遲急管/流恨咽長絃/吳苑春風起/河橋酒斾懸/憑君更一醉/家在杜陵邊”。歌女張好好那時年僅十三歲，看來是很可愛的。六年後，杜牧在洛陽又意外遇見張好好時，因“感舊傷懷”，還特別寫了首《張好好詩》贈給她。詩中描繪了當年張好好綽約動人的形象，正所謂“翠茁鳳生尾/丹葉蓮含跗/高閣倚天半/漳江連碧虛”。杜牧也還毫不隱晦地說當年在看罷張好好的歌舞表演後，是“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疏”；甚至自比司馬相如，只是沒人家的運氣，能夠把卓文君娶到手。
沈傳師的弟弟沈述師（字子明/時為翰林學士），那時也跟隨其兄在宣州幕府，與杜牧可謂文友。時沈述師自稱是李賀的朋友，並得李賀詩近千首，是李賀生前親手交給他的。考李賀詩，並無贈沈述師篇什，僅有贈沈亞之的。不過，這沈亞之與沈述師應為同族，考二沈籍貫，均為吳興人。李賀當年既然與沈亞之友善，估計也應與沈述師相知。此處之所以要提沈述師，是因為他將李賀的遺詩拿給杜牧，委託杜牧為李賀詩集作序。杜牧推脫了一番，但沈述師堅決讓杜牧寫，並說“子固若是/是當慢我”云云，所以杜牧便接下了，且謙虛地在序中言“因不敢辭/勉為賀序/然其甚慚”云云。
杜牧為李賀詩集所撰寫的這篇序文，我在講李賀時已提過，是從九個方面全面稱讚李賀，將賀詩捧到了極其完美的境地。當然，這種為故去之人所寫的序文，一定是褒語多多，很類似於“諛墓之詞”。但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這同時也是杜牧對於詩歌的審美標準，有必要重複引錄，加深印象。杜牧的標準是----“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芒邱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大和六年，杜牧的弟弟杜顗登進士第。當時主考官是賈餗，朝中有人想托賈餗網開一面，把自己的人塞進進士榜中，被賈餗拒絕了。於是個別人就嘲諷賈餗選拔進士的眼光不高，賈餗便拿杜顗為榜樣說：“我只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看來這杜顗也是才華橫溢。這一年，比杜牧略小三歲的詩人趙嘏也在宣州寓居，杜牧很欣賞他的一句“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詩（參見趙嘏《早秋》詩），還給趙嘏起了個綽好叫“趙倚樓”，可見二人很是友善。這一年，詩人許渾進士及第。杜牧的表哥杜悰升任為從三品的御史大夫。
[5]大和七年再入淮南幕/以監察禦史裏行任推官/轉掌書記/時又於揚州遍游娼樓/逞一時風流。
大和七年，沈傳師被調回長安任吏部侍郎，31歲的杜牧便轉到揚州，在淮南節度使牛僧儒的幕府任推官，且帶有正八品監察禦史裏行的品秩。在準備趕往揚州赴任前，杜牧似乎還是忘不了張好好，這從他的《贈別》二詩中便可略窺一斑；其一曰----“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而杜牧所寫的第二首，則比第一首更加著名，細想這詩題之所以沒注明究竟是贈別與誰，恐也是有所顧及，畢竟那時張好好已歸沈傳師的弟弟沈述師所有了----
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罇前笑不成。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揚州這地方，可是個養人的好地方，生活滋潤，宴游豐富；古跡與美景、商賈與街市、歌舞與豔姬等等，在唐代盛極一時，是官吏及文人最喜歡來的地方。宋人洪邁在其《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條目裏記載說：“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也”……
開成年間，日本僧人圓仁到大唐求法時，也來過揚州，並在其所撰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中記錄了揚州城當時的面積為“揚府南北十一里/東西七里/周四十里”。宋代的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中則記錄說：“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十三步/可記者有二十四橋……”云云。杜牧便寫有著名的《寄揚州-韓綽判官》詩曰----“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彫/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晚唐詩人韋莊也寫有“二十四橋空寂寂/綠楊摧折舊官河”的詩句（見韋莊《過揚州》詩）。而在杜牧之前，到過揚州並留有詩篇的大唐詩人更是不計其數，諸如駱賓王/李頎/王昌齡/孟浩然/崔顥/祖詠/李白/高適/劉長卿/韋應物/李嘉祐/顧況/盧綸/李益/李端/崔峒/王建/盧仝/白居易/劉禹錫/施肩吾/姚合/徐凝/張祜/許渾等等，從各個方面對揚州的繁華生活場景皆有所描述。
杜牧除寫有上述一詩外，也還有《揚州三首》，其中“駿馬宜閑出/千金好暗投/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以及“纖腰兼長袖/玉佩雜繁纓……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句，令我們感到揚州很適合有錢的官僚、騷客及公子哥兒們吃喝玩樂，其繁花似錦的程度，簡直可以再立一個首都了。而杜牧當然也深入其中，他本就出身豪門，疏蕩少檢，頗好宴遊，加之那時也正是風流倜儻的年歲，又無家室拖累牽掛，自然要好好享樂一番。
《太平廣記》卷273[杜牧]條記載說：“牧少雋/性疏野放蕩/雖為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儒出任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為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云云；聽聽，他竟然“無虛夕”（每天晚上都出去逛青樓呀）。難怪他的上司牛僧儒半開玩笑地勸他說“或至尊體乖和”（多注意身體啊），甚至還拿出巡夜兵卒密報提供的證據來給杜牧看，正所謂“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等等。這種事在當時對朝廷的官吏來說，也算是個“短兒”；所以，“牧對之大慚/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儒之薨/牧為之志/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
當然，杜牧那時在歌舞酒色之中也能獲得作詩的靈感，才子的特點就是如此，捎帶腳所寫的東西，一不留神照樣能流傳千古，《泊秦淮》一絕，便是他常游於脂粉間所悟出的傑作----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詩中“商女”這個詞常被人誤解為“商家之女”，非也。古樂府曲有“宮/商/角/徵/羽”五聲（或曰五調），《晉書/樂志》給五聲定性說：“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商調的曲辭屬“相和辭曲”的範疇，也在“清商三調”內，通常皆由宮中歌女演唱。所以，杜牧詩中的“商女”指的便是宮中歌女，後來也擴大泛指到民間歌女了。而“後庭花”也是樂府曲辭的一種，全稱為“玉樹後庭花”。《舊唐書/音樂志》載：“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泣”云云。明白了這兩處典故，詩的寓意也就了然了。
他那時也還寫有《江南春絕句》詩曰----“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可謂是對南北朝時期因大興佛教而廣建寺廟的奢侈狀況的一種反諷與興歎。杜牧的七絕詩，多涉及“史事”，這與他喜好論政談兵關係密切。
[6]大和九年/牧轉真監察禦史/回長安/俄分司洛陽/開成二年秋複辟宣歙幕/為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四年再回京就左補闕兼史館修撰/五年為膳部-比部員外郎。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33歲。所謂“真監察禦史”是針對前面他所擔任的“監察禦史裏行”稱謂而言。杜牧的爺爺杜佑撰寫的《通典》卷二十四/職官六/[監察侍御史]條目載：“……又有監察禦史裏行者/太宗置……武太后時/複有員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云云，這就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在武則天執政時，設有“員外監察”和“試監察”兩種，一般都是“起家”（剛上任時）的稱謂，慢慢再過渡到“真”的（也就是“起家為之而即真者”）。此後的“裏行”既然在數量上“居正官之半”，那也就是“副”的了；所幹的工作雖與正監察禦史一樣，但月薪不同。總之是“試工”性質的，看沒問題時才能轉“正”或“真”的監察禦史。杜牧自己後來在《自撰墓誌銘》裏也說“拜真監察禦史”，顯然與帶著“裏行”字眼兒的監察禦史有別。監察禦史為正八品上階，《舊唐書》職官三/[監察禦史]條目載：“監察禦史十員/監察掌分察巡按郡縣-屯田-鑄錢-嶺南選補-知太府-司農出納/監決囚徒”。
杜牧回到長安，在京城禦史台衙門裏的椅子上還沒坐熱乎，就又被轉派到洛陽，正所謂“分司東都”。在洛陽，他意外遇見了當年在宣州-沈傳師幕府時的歌女張好好，感舊傷懷，因而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幸運的是，這首詩也還給後人留下了他親筆書寫的珍貴“墨蹟”，讓我們能一睹杜牧那灑脫的行書。這幅墨寶為麻紙本，共四十八行，歷經南宋內府-賈似道之手-明人項元汴之手-清人梁清標等人的遞藏，後轉入清內府，現藏於[故宮博物院]。明代大書法家董其昌評價杜牧的字是“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云云。
在洛陽，杜牧留下的詩不多，有幾首是感懷的，也有幾首是送朋友赴異地的。《洛陽長句二首》其一，可謂是他在東都滯留三年的代表作，此詩也可看出他受許渾工整對偶句影響的氣息----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
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
那時，他似乎也很孤單，《秋夕》一詩，讓人覺得他那時或許尚未成家，而心中的有情人大概也在遠方----“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但我想，杜牧結婚成家最晚也不會遲於開成元年（836年），也就是他來洛陽的第二年，因為在開成二年（837年），他的長男杜曹師降生了（他在《自撰墓誌銘》一文中記載說：“長男曰曹師-年十六”/以撰此銘時杜牧五十歲逆推十七年/則為開成二年）。他妻子裴氏是當時朗州刺史裴偃的女兒。裴氏一族從秦漢至清代，一直是名門望族，先後出過宰相60人，中書侍郎14人，尚書55人，侍郎44人，常侍與禦史十人，節度使-觀察使等25人，刺史211人，大將軍62人，太守77人，封為皇后者3人，太子妃者2人，附馬21人，而郡守以下官員則不計其數，歷代各種官員加在一起已超過3000人（呵呵/我之所以對歷代裴氏一族所任職人數較為清楚並開列出來/實在是因私心所致/因為我的夫人也出自裴氏/儘管已淪為平頭百姓）。
開成二年秋，杜牧藉其弟杜顗患眼病之由，請了一百天的假，又去了揚州（時其弟因病居揚州-禪智寺休養）。《唐會要》卷八十二[休假]條目載：“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意思就是自動解職。杜牧當然明白這些條例，之所以又不怕解職，一是恐不打算呆在洛陽了，二是已找好了新差事。果不其然，假滿百日後，他立刻就又回到宣歙幕府，受辟於時任宣歙觀察使的崔鄲。查杜牧所寫的書信，確有一封是寫給崔鄲的，題為《上宣州-崔大夫書》；在信的前大半段，他先是對崔鄲的為人與處事大加稱揚了一番，緊接著便以遞詩為名，傳達出自己有意要到崔鄲幕下做事的願望。他說：“某也與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之志/今僅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云云。
這一年，杜牧也帶著他弟弟杜顗一起回到宣州。而這一年，他那位做附馬爺的表哥杜悰的妻子岐陽公主卻意外病故，杜牧為她寫了墓誌銘。這一年，詩人李商隱進士及第；晚唐詩人司空圖降生。這一次重返宣州，杜牧呆了大約一年多， 原本打算再投時任淮南節度使的李德裕幕府（參見杜牧《上淮南李相公狀》一文），但開成三年冬，卻接到了朝廷讓他回京任從七品上階左補闕兼史館修撰的任命。開成四年春，37歲的杜牧將其弟安置在江西-九江後，自潯陽北溯長江-漢水，再經南陽-武關-商山後，到達長安。臨行前，他寫了首《自宣城赴官上京》詩，可說是他對自己近十年仕途生涯的一番感慨----
蕭灑江湖十過秋/酒杯無日不遲留/謝公城畔溪驚夢/蘇小門前柳拂頭
千里雲山何處好/幾人襟韻一生休/塵冠掛卻知閒事/終把蹉跎訪舊遊
這一路上，杜牧寫下不少詩，諸如《丹水》/《漢水》/《塗中作》/《和州絕句》/《題橫江館》/《入商山》/《商山富水驛》等等，而一不留神，竟又寫下一首《題烏江亭》的好詩----“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然而宋人胡仔並不認為好，甚至也還在《苕溪漁隱詩話》裏挑毛病說：“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複附之/其不能捲土重來/決矣”云云。其實胡仔理解此詩還是窄了些，大可不必拘泥於詩中的具體內容來論；再者，項羽本身就是位爭議頗多的人物，既有其英雄氣概的一面，也有其魯莽無知的一面。杜牧此詩，道的顯然是項羽英雄本色的那面，倘若論他一把火就點了絕對可以進入世界文化保護遺產的[阿房宮]，你說他是白癡也不過分。
在途經陝西境內的商山時，杜牧還寫有《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玩其詩意，覺得他似也不大為能回到長安而感到高興，反倒流露出彷徨猶豫之狀----“水疊鳴珂樹如帳/長楊春殿九門珂/我來惆悵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那時，京官雖好，但月薪俸祿卻不如外放的官員高，這或許就是杜牧覺得“欲去欲住”究竟怎樣才好的矛盾心理。畢竟他是拖家帶口的人了，幾年後他主動請求離開京城到外省去做官，就是這個理由，容我稍後再述。
回到長安的轉年，也就是開成五年，38歲的杜牧又被提升為從六品上階的膳部員外郎。這個官，專掌“邦之祭器-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及藏冰食料之事”，差事其實挺不錯，吃吃喝喝應該不愁。未幾，不知何故又將他平調轉任為比部員外郎，所掌職事與前者也差不多。《舊唐書》職官二[比部]條目載：“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可杜牧又請假去江西-九江了，還是為他弟弟的病，看來他與其弟的兄弟之情還真好。不過，這一次恐也是捎帶著公事，不然的話，從長安到九江，騎馬來去，一百天是絕對不夠，倘再次自動解職就麻煩了。
[7]會昌二年/牧出為黃州刺史/越三年遷池州刺史/又三年移睦州刺史/大中三年返長安/任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凡十年間/論政談兵/交詩人張祜-李商隱。
會昌二年（842年），已40歲的杜牧因受朝中異己排擠，出任為黃州刺史。黃州即今湖北-黃岡縣，等級屬下州，故杜牧的刺史品秩則為正四品下階；因為是外放，無異於明升暗降。杜牧借著寫《祭周相公文》，略述了此番他被外放改任的原因：“會昌之改/柄者為誰/忿忍陰汗/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中/黃岡大澤/葭葦之場”。《新唐書/杜牧傳》曾記他“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云云，如此之性格與脾氣，在朝中難免被人看不慣以至得罪人。
在黃州，他也曾寫信給時任戶部侍郎兼禦史中丞（且馬上就升為宰相）的李回，期望日後能得獲提拔，幹一番事業。在信的開頭，杜牧首先敍述了步入仕途以來自己的生活 性，正所謂“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臥疾乞假複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云云；隨即又寫了自己“雖為遠宦”（指黃州），卻還能“適足自寬”（其實是強作寬慰）；最後才說出自己至今“志尚未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云云。
與此同時，他也給時任門下省侍中的崔珙寫信，依舊表白自己“僻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的充沛精力與信心，總之是懇請這些公卿要員在欣賞自己的基礎上能重用自己。《上李司徒相公論兵書》也寫於黃州，對方是宰相李德裕。杜牧在信中大談在澤潞地區的用兵方略，顯示了他自幼酷愛孫吳兵法並精通戰略的才華。李德裕雖未立竿見影地重用杜牧，但他所提出的軍事建議卻多被李德裕所採納。那時，他也寫有《即事黃州作》一詩，借憶天寶年間“安史之亂”一事來抨擊因藩鎮割、據戰亂不斷導致“蕭條井邑如魚尾/早晚干戈識虎皮”的憂慮。
會昌四年（844年），42歲的杜牧轉任池州刺史，治地在今安徽-貴池，比湖北-黃州的地理環境條件稍好些。在池州刺史任上，杜牧繼續給已升任為正一品太尉的李德裕寫信，談論邊防回鶻少數民族及治理江淮盜賊等事，深得李太尉的嘉許，但對改善杜牧的職官與任地，李德裕似乎比較謹慎，並未有實際動作。這一年，杜牧的堂兄杜悰升任為從二品的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對杜牧，也未見照顧。
會昌五年，詩人張祜遊池州，與杜牧同登齊山等風景秀美之地，彼此唱和甚歡。《雲溪友議》記載說：“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為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云云；杜牧欣賞張祜所寫的宮詞，其代表就是那首“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的詩。詩中的“何滿子”實為一典故，詩人白居易曾記載道：“何滿子/開元中滄洲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云云，但這位叫何滿子的歌人究竟犯了什麼死罪，白居易未說，只是寫了一首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詩人元稹也有詩曰----“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慲/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為曲名/禦譜親題樂府纂”。由此，何滿子臨刑前作的這首歌，也就成了[樂府曲辭]中的一種形式被保留了下來。
張祜的這首五言宮詞便源於此典，意思講的卻是孟才人與唐武宗/李炎的故事。《唐詩紀事》載，武宗臨終前對孟才人說，我死了你咋辦？孟才人說她也上吊；繼而又說再為武宗唱一曲----“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云云。張祜也還寫有一首《孟才人歎》的七絕詩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杜牧讚揚張祜，是在《登池州九峰寄張祜》一詩中，其詩曰----
百感中來不自 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杜牧還寫有《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詩，依舊是七律形式，對張祜不為朝廷所重而感到不平----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乞火無人作蒯通
北極樓臺長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九日齊山登高》詩，杜牧表達的則是他與張祜二人懷才不遇又同病相憐之感，正所謂外視曠達，內含憤慨----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
杜牧在池州所作詩雖有限，卻多有不平之聲。《池州清溪》一絕曰----“弄溪終日到黃昏/照數秋來白髮根/何物賴君千遍洗/筆頭塵土漸無痕”，可見杜牧一歎自己年齒漸老而仍無用武之地，二歎雖為文半生，可到頭來卻還是紙上談兵；其實也有為國事乃至人間白白操心的失落感。《題齊安城樓》一絕則又表達了他的思鄉之情，詩中無一字直接道思鄉，讀罷卻倍有望眼欲穿之感----“鳴軋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廻首/故鄉七十二長亭”；《唐宋白孔六帖/館驛》曰：“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指的就是驛站郵亭之間的距離。這七十二亭若以每亭十里計算，則為七百二十里。當然，杜牧未必就如此具體準確來指池州與家鄉長安之間的實際距離要過七十二個驛站，不過是用了個能合乎律句平仄的數字而已，只要能表達出距離較遠的意思就行了。
會昌六年（846年），有一件事需要拿出來講講，就是宋人計有功在《唐詩紀事》卷六十五[杜荀鶴]條目裏所記載的一則“新聞”。計有功說這一年，杜牧在池州所外養的一位小妾出嫁給了一個叫杜筠的人，但那小妾出嫁時已懷上了杜牧的孩子，只是那位叫杜筠的新郎官不知而已。數月後，那妾便生下了晚唐的另一位詩人杜荀鶴，這一記載告訴我們，原來杜荀鶴是杜牧的“私生子”。但此事在宋代時也有人否定，周必大就曾說：“《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之/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成何語/且必欲證實其事/是誠何心/污蔑樊川/已屬不堪/于彥之尤不可忍/楊森-嘉樹曾引《太平杜氏宗譜》辨之/殊合鄙意”云云。杜牧究竟有無此事，已無法考證，若依杜牧風流倜儻之性，有幾個似生子也挺正常。他在《自撰墓誌銘》的結尾就記有“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祝柅/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云云，句中杜牧所說的“別生”二字，意思就是“非正室之妻所生”，估計是姨太所生。因為姨太畢竟也是名正言順娶到家裏來的，所以姨太所生之子當然也可以名正言順地記錄在譜。而外面的“野女子”所生之子，如果有，杜牧是絕不願承認的，更不會記錄在案。
這一年九月，杜牧由池州刺史再轉任睦州刺史（治所在今浙江-建德）。睦州的級別是上州，所以杜牧的官階也隨之升為從三品。杜牧曆黃-池-睦三州刺史約七、八年時間，雖政聲不顯，卻也無甚閃失，且還利用閒暇將《孫子》兵法一書注釋成編，呈給當朝宰相周墀，以求博得周墀賞識。他在《上周相公書》一信的結尾處說：“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云云。可惜杜牧所注《孫子》一書，今已失傳，後人無緣一睹其談兵論謀之說了。《睦州四韻》一詩，可覺出那時的杜牧似略有孤獨傷懷之感，畢竟在外州多年，恐有些想念故土----“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好在每當杜牧任職快滿三年時，總會有新的任命到來。
大中三年（849年），已47歲的杜牧再次被調回京城長安，任從五品上階的尚書司勳員外郎。京官的品秩與收入雖比外州低，但地位高。杜牧此次被選調回長安，恐宰相周墀從中使了勁。因為杜牧一接到任命，便立刻給周墀寫了封帶有感謝意味的信，信中一通謙虛客氣，捧謝之至----“某樸樕之才/糞朽之賤/遭逢盛業/三帶郡符/自審事宜/實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污泥/升於宵漢/令廁班行/仍授名曹/貼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云云。臨行前，他寫了首《除官歸京睦州雨霽》，正所謂“水聲侵笑語/嵐翠撲衣賞”，可看出其心情是格外舒暢。
回到長安後，37歲的詩人李商隱那時正在朝中負責典章奏，得知大名鼎鼎的杜牧回到長安，便主動贈詩，致以欽佩之意。《杜司勳》一絕稱讚杜牧曰----“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傷春複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同時，李商隱還寫有一首七律，表達了他對杜牧十年前曾寫過的那首《杜秋娘詩》的肯定，其《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詩曰----“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休歎雪霜垂/漢江遠吊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詩中將杜牧比作陳末隋初的江總，且依舊記得十年前杜牧的詩作，可見義山對小杜早有欽慕。
然杜牧在長安呆了還不到一年，心裏就又象長草似的想離開，查其主要原因，則反映在其《上宰相求杭州啟》中，杜牧請求去杭州任職的理由是----“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長兄慥/罷三原縣令/閒居京城/弟顗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瘤疾/坐廢十三年矣……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以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為豬馬/緼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做刺史則一家骨肉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云云，已很明白地告訴我們，一是他回長安後，家中住房緊張；二是京官俸祿入不敷出，而刺史俸祿才能足養其兄弟三家。
大中四年（850年），48歲的杜牧並未如願以償地得去杭州，反而又被降了品秩，轉為從六品上階的吏部員外郎。杜牧當然很不滿意，員外郎雖屬京官，但收入根本不如一州之刺史豐厚，畢竟刺史之職如同今天一座中型城市的市長（且可管轄好幾個郊縣），至少在本州管轄範圍內是“一人之上/萬人之下”。由此，他繼續上書宰相，請求去湖州任刺史（在今浙江-湖州市/比杭州條件環境略差些/但級別亦屬上州）。他連續寫了《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啟》三封懇求信，理由還是前述請求要去杭州的那兩條，只不過又加上了“今春耳聾/積四十日/四月複落一牙”云云，總之是說自己既年老多病又入不敷出，那懇求之狀讓人感到簡直就已哭出聲來了，正所謂“瀝血披肝/伏紙迸淚/伏希殊造/或賜濟活”是也。當時任宰相的大致有三人，一是白敏中，二是崔鉉，三是魏扶，不知此三信是寫給其中之一位還是一人一封。
[8]大中五年春/牧出為湖州刺史/秋複入長安/拜考工郎中-知制誥/修樊川別墅/大中六年遷中書舍人/交溫飛卿/約卒於咸通元年前後/享年六十上下。
杜牧請求去湖州的願望，終於因連續三封上宰相信而如願。浙江-湖州是產茶勝地，唐人陸羽所撰之《茶經》便說中國茶葉“浙西湖州為上/常州次之”。杜牧也多次遊茶山，其《茶山下作》/《題茶山》/《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諸詩便可證。詩人劉禹錫嘗有“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採茶時”的詩句，採茶還可以“攜妓”，爽啊！杜牧的幾首茶山詩，寫的很一般，或許是因“好是全家到/兼為奉詔來”的緣故，有家人跟著，找不著“惹禍”的感覺啊！
不過在湖州任上，杜牧也曾再返池州遊歷過。宋人魏泰在其《臨漢隱居詩話》中記載說：“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考《兩浙金石志》卷三，有[唐/杜牧題名]載：“□□□□□□為大中五年刺史樊川杜牧奉貢訖事□□春□休來□□□□□□□□□□□中□□時池一枝□□攀叢□□□□□□□香感□□”。此處明確有“大中五年”字樣，可證是年杜牧來過池州。
然在湖州僅半年多，朝廷再下任命，召他回長安任從五品上階的考工郎中，兼知制誥。考功郎中屬吏部，專掌內外文武官員之考課。《舊唐書》職官二[考功郎中]條目載：“凡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云云，考核標準有“四善/二十七最”，類似於今天要求官員們每年必寫一份述職報告，總之是負責對在職官員們的業績考核。而“知制誥”其實就是撰寫屬吏部工作範圍內的官員任免書-封賜狀等公文性質的文本，這在杜牧文集裏很有一些，作為唐代官吏制度以及官員任免等情況，很有史料價值。
杜牧再返長安後，因住房緊張，前述其[安仁里]舊宅三十餘間已被其堂兄杜慥所占，所以他便將其爺爺杜佑當年在長安近郊“樊川”所築的別墅收買回來，傾其在南方任刺史時所積薪俸，重新進行大修後，自己帶著一家人住了進去。後來為杜牧《樊川文集》作序的，便是杜牧姐夫裴儔的兒子裴延翰；延翰在序中也記錄了杜牧整修[樊川別墅]並居住其中之事，他說：“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工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云云。與此同時，裴延翰在序中還記錄了當時杜牧將自己的文集委託給他編輯並寫序的交代。杜牧在親自篩選完自己的詩文後，對裴延翰交代說，“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云云。
大中六年（852年），五十歲的杜牧被授以正五品上階的中書舍人，專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敕制及璽書策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這一年，詩人溫飛卿曾主動寫信給杜牧，望其汲引。飛卿比杜牧大兩歲，然仕途卻不暢。他在《上杜舍人啟》一信中請求杜牧能將自己的詩文給朝中名臣們傳閱，其目的也是想通過杜牧在朝中眾臣中對自己多加美言與推薦，以求得良好印象，正所謂“倘使閣中撰述試傳名臣/樓上妍媸暫陪諸隸/微回木鐸便是雲梯”云云。那時，杜牧與溫飛卿也有詩歌上的相互唱和，飛卿集中便有《華清宮和杜舍人》詩，和的便是杜牧所寫的《華清宮三十韻》。然杜牧《樊川文集》裏，其詩題並無直接標明寫給飛卿的詩，八成已被杜牧刪掉。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記載說，杜牧在親自編選自己的詩文集時，曾“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才屬留者十二三”云云，可見刪焚之多，令人惋惜。
杜牧五十歲以後行蹤，因歷代學人皆以為其年壽止於五十，故均無考。其編年詩文亦截止至五十歲之內，其餘無法繫年的，則旁置無箋。筆者才疏，亦不願再花更多精力遍搜史籍加以深入確考，故只能懸決於未來，遺憾於後進了。
[叁/杜牧絕句略說]
小杜詩，七言絕句於唐代堪稱大手，我以為可圈可點者不下三十首以上。我很同意清人吳喬在其《圍爐詩話》中對牧詩的評價，他說：“杜牧詩/惟絕句最多風調/餘不能”云云；也很贊成《吟譜》中“杜牧詩主才/氣俊思活”的斷語。詩這東西，靠的就是才氣與靈氣，而學問則其次又其次。杜牧詩，很少艱澀，多朗朗上口。小時候我背唐詩，從不記作者姓名；而弱冠後發覺，多牧詩，尤其是七言絕句，名篇數目居全唐詩人之冠。在前面的敍述中，我已隨手引過了他的《及第後寄長安故人》/《贈別》/《題烏江亭》/《泊秦淮》/《寄揚州-韓綽判官》/《江南春絕句》六首外，也還有更多名篇，略講於後----
[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此詩不見杜牧集，出於宋人劉克莊所編二十二卷本《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中，簡稱《千家詩》，標為杜牧所作，理由若何，不可考。宋距唐不遠，劉克莊對竄入《樊川詩集》中的詩篇也多有考證，此首繫於小杜名下，我想劉克莊必有把握。唐代本無[杏花村]地名，因杏花盛開於清明時節，故杜牧所說的[杏花村]當指其時有眾多杏花盛開的村落。而今山西之杏花村乃至其酒，實借此詩盛名而衍生。杜牧此詩意其實很單純，大有借酒澆悲之感。“清明”是踏青掃墓之節令，所謂行人斷魂，當然是因祭掃家中過世之先人才生出悲傷之情，加之淚水又與雨水攪在一起，更顯悲甚。而杜牧要尋酒家，並非是因心情舒暢才有飲酒欲望，實乃借酒澆悲，忘卻因思念逝人而生出的煩惱。今有詩評者說此詩是“寫出清明雨中無限風光與生活情趣”，似乎心情極美好，真謬矣！如此解詩之徒真該讓他在清明掃墓時大笑一番，如果無人出手揍他，一定也認為他是瘋子。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此詩何止寫景，更在道人生暮年之美遠勝於青春。玩此詩意，可斷杜牧必寫於中年之後。詩中之“車”之所以要“停”，顯然已行至崎嶇山路，故借此下車休息片刻，由是因目睹紅楓滿山而頓生感慨，其秋天之節令也暗含其中，用以喻人年歲亦已如秋，正所謂含而不露，意藏於文字背後矣！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
長安廻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唐人李肇在《國史補》一書中記載說：“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云云。李肇對此詩的如是解釋，歸結為楊貴妃所要吃的鮮荔枝是一天之內從廣東-南海馬不停蹄運到長安來的，顯然有些荒謬。從廣東-南海縣到長安城，三千里地只多不少，而荔枝那東西用李肇的話講，是不能過夜的，否則就“敗”了。可這三千里地，即使用再快的飛馬，一天也趕不到長安。所以此詩是不能依李肇所釋來理解的。後世學者也多依此解（包括大名鼎鼎的施蟄存先生），非也。
對此詩也還有做第二種解釋的，清人馮集梧在給此詩作注時，便援引唐人鄭處晦所撰的《明皇雜錄》一書記載說：“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是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歲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名/會南海進荔支/因名[荔支香]”云云，將“荔枝”作為舞曲的名稱理解，但放進杜牧這首詩，顯然講不通。
第三種說法基本與第一種差不多，區別在於認為那荔枝並非是由廣東-南海運來，而依舊是四川-涪陵縣。此說出自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唐記》的小注裏，曰“自蘇軾諸人/皆云此時荔枝自涪州致之/非嶺南也”云云。
第四種說法是挑毛病。宋人程大昌在其所撰的《考古編》一書中也說：“長安廻望繡成堆云云/說者非之/謂明皇以十月幸[華清]/涉春輒回/是荔枝孰時未嘗在驪山”云云。荔枝成熟的時節一般在夏天七、八月間，程大昌所挑的毛病很明確，就是說玄宗每年臨幸[華清宮]是在十月至來年春天，可這段時間荔枝還沒熟呢；反之，當荔枝熟時的夏季，玄宗肯定又不在驪山，言外之意就是否定此詩與唐玄宗和楊貴妃有關，指不定杜牧寫的是什麼意思呢！
第五種說法就是我的說法了----[華清宮]修在驪山，是唐玄宗每年十月至轉年初春必來休養之地，也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偏妃能夠得以受到玄宗寵倖的時機。首句中的“繡成堆”指的其實就是聚在這裏的成群妃子們。而第三句的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說的是給唐玄宗浩蕩隊伍打前站的馬弁已先到了[華清宮]前，妃子們當然高興，因為知道皇上要來了，她們個個也都準備好了取媚的笑容，滿心歡喜地等候寵倖。此詩妙就妙在最後一句，“荔枝”二字我以為實際是代稱楊貴妃。而所謂“無人知是荔枝來”，是因楊貴妃當時最受玄宗寵倖，而此番玄宗雖依慣例來到[華清宮]度假休養，那楊貴妃卻一定是不離其身邊的。所以“荔枝來”就是楊貴妃來，這當然是在暗喻那些等候在[華清宮]且“繡成堆”的妃子們，其實根本得不到玄宗的寵倖，全被楊貴妃一人獨佔了，可她們自己卻還蒙在鼓裏。杜牧七絕中，多有以史為材且借史抒意之篇，下述之《赤壁》一詩亦為此例。
[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這首詩其實最容易理解。《三國志/吳志/周瑜傳》載：“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裴松之在小注裏又援引《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江東喬老爺家的兩位千金，分別嫁給了孫策和周瑜，而杜牧此詩的寓意就是想說：當年赤壁之戰，周瑜若沒有東風幫忙，不僅勝不了曹操，連自己的媳婦小喬和孫策的媳婦大喬恐怕也被人家搶走了。杜牧假設大小二喬被曹操所佔有，象徵的是“亡國”之意，倘若高居國母般身份的大小二喬都被人家搶走了，那吳國是否還存在也就不言而喻了。可有評家在解讀此詩時，偏要計較杜牧所用的“二喬”，這人便是宋代的許顗；他在《彥周詩話》裏憤憤地說：“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云云。許顗作如此狹隘理解，書是白讀了，他的《彥周詩話》我看到此處時，非常堅定地啪一聲合上，並決定從此不看這人的半個字。
[送隱者一絕]
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好詩未必都寓意深刻，杜牧此詩便是一例。隱逸者與富貴人在生活享受上的極大反差，代替不了“人總有一死”的同樣結局，當然也逃脫不了越來越白的頭髮。上帝是公正而又公平的，隱逸者的衣食住行雖然僅能維持生存的最低水準，但精神卻不累；富貴者雖日日雞鴨魚肉酒綠燈紅，卻也還要時刻緊繃利益之弦，否則一松也勢必敗如山倒。人生就是如此，左邊也好，右邊也罷，最高境界是“鬆弛與平衡”，既不是有人催促的感覺，也不是徹底癱在那裏的樣子，總之，杜牧給你留下空間去想，好壞你自己掂量著辦吧！
[遣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姓名
這首看起來既像是杜牧對自己以往放蕩生活的“懺悔”，也還帶有因獲得些輕薄名聲而生發出的小小得意。前有所述，杜牧在揚州受辟淮南節度使牛僧儒時，約31-33歲，此詩言“十年一覺揚州夢”，必四十以後所作。我曾見過不少無行文人，一講到自己沾花惹草的品行，就拿出杜牧這首詩來為自己遮醜證言，且頗有自豪感，大有杜牧便是象徵風流才子的榜樣。杜牧若知此詩還具有這樣一種功效，一定後悔。由此可知，作者的意圖，並非都能依作者所設定的方向有用於讀者；而作品亦如離家出走的孩子，遇見什麽人，也就隨了什麽人的“調教”了。
[贈獵騎]
已落雙雕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我必須要為杜牧的這首詩鼓掌，因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優秀而又標準的詩歌寫作範本。我們在看過此詩的題目乃至前三句時，甚或根本意識不到這是一首表達“思鄉”主題的篇什，不讀到最後一句最後一字，是無法洞穿作者命意的。而第四句一出，前三句的光彩才如磐石凸露，那被獵手剛剛射落的雙雕，所謂“血尚新”，更增添了思鄉傷口的疼痛。這種方法同樣適合於新詩寫作，二十年來我因此而獲益匪淺。
杜牧好詩並非僅限於七絕，其“山色幾時老/人心終日忙”；“明月誰為主/江山暗換人”等句，亦堪稱大手。正如《詩藪》所評：“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不如李/李不如溫/溫不如杜”。
2004/12/06於問天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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