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庞大的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盛唐气象中的那种宽宏大量海纳百川的拿来主义精神消逝殆尽，那种不耻于师事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中的精华的好学精神荡然无存。相反，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着一种可怕的观念：他们每每指斥与嘲弄相互之间的学习，把尊师看作是件迂腐、鄙陋、可耻的事情。这种恶劣的观念流风所被，一时士大夫与士子对于相互之间的师事与从学噤若寒蝉，刻意躲避。
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韩愈面对这种状况，心中感慨不已，他深知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将会堕入到极为贫乏无知的境地，于是，在那个“不闻有师”的年代，他“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因抗颜而为师。于是，收召后学，作《师说》”（柳宗元语）。他以此文赠与他的学生李翱，逆时代风气而动，大力倡导尊师重教。这在当时无论如何说都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与卓越见识。
韩愈开篇即提出教师的神圣使命：“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谢枋得在《文章规范》中为此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精妙的注释：“道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业者，六经礼乐文章之业。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开明也。”
社会的发展，人格的完善，风俗的淳化，人心的精微，这一切都需要学习天道。《论语》首章即为《学而》，把“学”看作是头等大事。孔子说“吾从周”，“久矣吾不复梦见因公”之类的话里头都有向周这个天道的象征者学习，取其精华的意思在。儒学自身开创了某种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数千年来孕育涵养着中国人的心灵。韩愈继承了这个传统，虽然他强调了学习的其他方面，但是“传道”被列为首位，其中之意深矣、远矣。
有唐一代气度最为雍容与广阔，但也最为芜杂与混乱。西方在学者甚至认为，在唐朝“佛教征服中国”的运动基本完成，由此可见一斑。儒家文化承受了又一次严重的打击与抑制，儒家道统的意识弱若琴弦，若微若显，晦暗不明。韩愈重新“发现”并阐扬了道统观念，并以继孔孟之后的道统承载继绝者自任，为此，他甚至敢于不惜抗犯龙颜，作《谏迎佛骨表》，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差点因此而丧命丢官。
在本族文化传统正在遭受几乎灭顶之灾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存境遇中充斥了异斥文明的摧毁性作用时，韩愈提倡尊师，这不是故作惊人之举，也不是纯粹的特立独行，在他背后有一种文化使命感，文化复兴的信念坚定地支撑着他。韩愈所大声疾呼的“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儒道之不传”、“华夏之道不传”。
捍卫道统并不等于完全排斥异端。韩愈以孔子为例说明“圣人无常师”，而且圣人之圣也正在于他的泛观博览，勇于供鉴学习各种异端。在韩愈看来，尊崇中华文明之道并非彻底地清除佛教的影响，恰恰相反，应该起而回应这挑战，向它学习，内化它。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是他的遗命的执行者。
标签： 师说韩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