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最近看王维诗选，又看到一篇“大诗人另一面”的文章，提到李白、王维、陶渊明。觉得文章里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的部分都很好，但对于王维的评论有点不敢苟同。自己对佛教了解一点，又喜欢看唐诗，所以想说一说。
先说王维科考舞弊。这个恐怕是没有顾及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情况。我们都知道，在唐代之前我国没有科举制度，读书人若要从政完全依靠权贵们的荐举和提拔。唐代科举制度初步建立，还很不完善，甚至没有封卷头的规定。参加科考的仕子一定要得到当权者的推荐，否则便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推荐人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科考成绩。盛唐的举子通常都会在考试前把自己的文章给当权者看，以求得到他们的青睐。即使是张九龄这样的清官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对。有意思的是故事中提到的张九皋是张九龄的弟弟。我们在这里可以说一下高适。高适本是将门之后，文武全才。他自信地不肯依靠家事背景和走高官门路的途径为官，想要完全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位列公卿。年轻单纯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条压根走不通的死路。当他明白过来，想回头时已错过了时机。高适不得已穷困潦倒几十年，直至年过半百，好友颜真卿当上宰相，靠颜的举荐，才混了个小官做。后来在安史之乱中高适一展所长，做了节度使。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
王维科考找推荐人只是适应形势，就像现在出国读博士需要有导师的推荐信一样，名气越大的老师的推荐信就越有效，这不同于行贿走后门。推荐王维的人是公主，他的状元也就拿定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核实，很多学者认为是后人杜撰的，因为开元九年并没有一位如此有实力的公主。能确定的是王维和岐王关系不错，新旧两唐书上都有记载，王维自己也做了不少从岐王应教的诗篇传世。王维的诗文是公认的好，两唐书上提到当时某人有文采，多写到和他有唱和。可见其时文人颇以能和王维唱和为荣。即使靠学识，状元也该属于他（开元九年李白杜甫都没有参加科考）。关于岐王，旧唐书上称他“好学，工书，爱儒士，无贵贱为尽礼”，王维和岐王之间的交往该是志趣相投的一类，而不是王维为了科考拉关系。王维的交际我们后面还要提到。
再说王维渎职。知道王维的人都知道他官至尚书右丞，似乎是个比较大的官，事实上，他的仕途并不顺利，而尚书右丞也不过四品。
王维于开元九年（721年）中状元，官拜太乐丞，是个八品官，这该是他的长项，但不久因细故牵累被贬到济州去做了一个参军。大约四五年后，他至淇上待命打发了两年。后来辞官闲居了七八年。张九龄拜相，他干谒张九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九龄擢升他做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因牛仙客之事罢相，王维赴河西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开元二十六年返回长安。开元二十八年任殿中御史，知南选。天宝一年（742年）转左补阕，此后开始半官半隐。天宝四年（745）年迁侍御史，天宝五年转库部员外郎。天宝七年年迁库部郎中。天宝十二年为吏部郎中，后转文部郎中。天宝一四年转给事中。天宝一五年（756年）安史之乱，受伪职。至德二年（757年）定罪后得宽宥。乾元一年（758年）受太子中允、集殿学士、太子中庶子、给事中。上元一年（760年）转尚书右丞。上元二年（761年）卒。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职位都做些什么吧：
拾遗（八品）、补阕（七品）：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监察御史(八品)： 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
殿中侍御史(七品)：掌殿庭供奉之仪。
侍御史（六品）：掌纠举百寮及入閤承诏，知推、弹、杂事。
库部郎中（正五品）、员外郎（六品）：掌戎器、卤簿仪仗。
吏部郎中（五品）：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其告身、假使，一人掌选补流外官。
庶子（四品）、中允（五品）：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
给事中（五品）：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课
尚书右丞（四品）：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总兵部、刑部、工部。
可以看出 这些官职大部分是京官，不是负责谏纳就管些杂务，并无实权，也不像地方官虽然品位不高却可以造福一方。给事中和尚书右丞有了些实权，但是王维封给事中后没多久就赶上安史之乱，尚书右丞更是做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管杂务以王维的才能并不需要费很多心思和工夫。历史记载中也没有证据证明王维做这些官不尽责。王维中状元不久就因属下伶人舞黄狮子而贬官，姑且不说是他自己的疏忽还是受人牵累，但对他影响显然很大。他以后做官再没有被贬过。王维在有岐王作后台的时候还可以因细故被贬，中年以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依靠，李林甫一党又和他基本对立，完全可以寻他的不是再次贬他的官，而王维的官职一直是平调或者升迁。可见他做官虽然一肚子的不平和消极怠工的思想，该做的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了。
王维的谏官做得时间最长，最敷衍也最不称职，实是出于无奈。从他的朋友上看，王维很会看人，他结交的都是以张九龄为首的有文采而品格正直高洁的人，如韦陟、孟浩然、祖咏。他在济州做参军时的上司是裴耀卿，裴耀卿德才兼备，王维很乐意在他手下当差。裴耀卿离任之后，王维也随之离开济州。直到张九龄拜相他才自荐重新为官。而当李林甫的亲信苑咸有意提拔他的时候，他的态度却完全相反，以“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而宛然谢绝。开元中期，唐玄宗自以为政治清明，国家昌盛，可以享受太平盛世的胜利果实，不纳忠言，只听李林甫等人的阿谀奉承，张九龄罢相正缘于此。罢相之后的张九龄不问政事，埋头做学问。谏官周子谅弹劾牛仙客竟在朝廷上被当众打死，引来百官一片哗然，所有正直之士从此以后闭口不言。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皇帝犯糊涂，怎么都拉不回来，死多少个忠心干练之臣都于事无补，不只如此，皇帝更称死谏的大臣为“陷君于不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隋炀帝。若要一个荒淫的皇帝变清正不如废掉他再立一个。可惜这个办法更不可行。王维很聪明，自然不会重蹈覆辙做直谏这种无益之事。但他内心很愧疚，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知尔不能荐，羞称献纳臣”。他不是不想当个合格的谏官，而是现实不允许他做。
指责王维一门心思偷闲，做他的诗、画他的画、写他的字，不关心百姓疾苦，只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恐怕还是有欠考证。王维即使不务正业，做的最多的也绝不是吟诗作画，而是参禅念佛，而且是在业余时间做的。旧唐书上说“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是无可奈何。他参禅念佛不能完全说是迷信和自私，更有社会原因在内。 一般来说古代越是聪明、淡泊、浪漫的人越容易沉溺于宗教信仰，苏轼、一行、白居易等都是这样，他们的信佛信道与迷信相差千里，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加细说。
第三、关于王维性格软弱。王维没有像自己诗中多次提到的那样远离官场，没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样有气节，也没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那样酣畅淋漓，在安史之乱中他不能以死相拚更身受伪职，所以他懦弱。
安史之乱中王维受伪职不需多言。他服药取痢，伪称喑病，想要逃跑，但为名所累，没跑掉。自己被关了禁闭又被强加了个虚官衔，的确够窝囊。不过遇到这种事谁都只能自认倒霉。连他的顶头上司肃宗皇帝都不追究了，还给他加官进爵，我们这些后辈在提倡民主人权的现代认为这是叛国失节，定要自杀殉国才算有气节，岂不可笑么？
关于王维性格软弱不足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虽然心向山野，却身处庙堂，始终没有辞官。我认为王维没有辞官的原因远远不止是性格上的因素。财力不济当然是一部分，但也不是主要的。王维年轻的时候有妻子老母弟弟妹妹要赡养抚养，他曾在诗中表明 “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也曾笑话陶渊明“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王维是个对家庭很负责的人，但中年之后情况有了变化，他的妻子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他弟弟则官位日显。王维很信佛，当时信佛、佞佛的风气非常浓，以王维的名声才气、对佛教的虔诚、对佛理的精通，以及他与神会等名僧的交往，他完全可以出家做一个高僧，而且绝对不乏信徒和供养。近代的李叔同就是一例。他为官的生活已是非常俭朴，晚年尤甚。他终生茹素戒杀，丧妻30年不娶，旧唐书上说：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这样的生活，跟和尚并无分别。他的老母也可以交给弟弟赡养，王维的辋川别业很漂亮，中国历代的寺庙也都是建在山清水秀的地方，王维晚年更是把辋川别业捐出做寺院了，所以他不是不能放弃优越的生活。除了当和尚之外，他还可以像吴道子一样的做个画师。王维的画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存的几幅可能也不是他本人的手笔。但历代文字记载中均说其画技神妙已极，在当时颇受重视。他自己更是中国画坛上南宗的一代祖师，名气不在北宗的李思训李昭道之下。唐宪宗曾全国征集他的作品。宋代以后更是备受推崇，苏轼甚至认为王维的画在意境上更超过了吴道子，吴道子脱不去“匠气”。所以王维辞官过喜欢的生活经济上该不成问题。
另一个可能是他放不下亲情和友情。王维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爱交朋友且人缘很好。他从15岁到长安以后，与岐王、宁王、薛王、宰相韦安石的两个公子还有其他许多达官贵人的关系都不错（我一直怀疑他不是天秤座就是巨蟹座的，多半太阳在天称，月亮在巨蟹。人即漂亮又有审美观，且人际交往能力一流像天称；多情、专一、爱家、恋母、一出问题就想逃避却又不肯改变现状、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又会理财，像是螃蟹座的）。旧唐书上说他“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新唐书上说“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显然，他的人缘不是靠阿谀奉承换来的，阿谀奉承可以得到权贵的欢心，但是不能得到权贵的敬仰；不是靠位高权重赢来的，他的官职一直都不大，不过是“偶寄一微官”而已；不是为升官发财攀附富权贵特意维持来的，他不肯凭关系加官进爵，交友不是为名为利；而是由他的才华和性格决定的。才华方面不必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历史，能像王维那样“诗、书、画、音律”皆精的也找不出来几个。王维的另一个优点是不恃才傲物，他对人很平等很真挚，无论是显贵还是贫民，都竭诚以待。看到宁王强抢人妻，他说：“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在山中散步，他“偶然值林叟，谈笑还无期”；老母去世丁忧，朋友来探望，他“我闻有客，足扫荆扉”。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由衷地感动。一个年将垂暮的老人，刚刚失去亲人，朋友来看他，他欣喜地把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还很惭愧自己没有好家具好器皿好饮食来欢迎朋友，那么自然，又那么醇厚，怪不得后人评“右丞以己性情留之，味长而气永”。这时，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相逢意气为君饮”的意气风发的英俊少年怀有的一颗赤子之心。王维的心始终不曾变过，变的只是时事环境罢了。看王维的诗，你会明白他多么留恋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山野、风景、友情，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是个无心用世的人。王维对别人真诚，别人对王维尊敬。所以王维的诗文中没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样的句子，更多的则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依恋。
禁不住加一句题外话，开元天宝年间的官场对诗佛诗仙诗圣的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对王维是敬仰有甲，对李白是极力排挤，对杜甫则是有点不屑。虽然王维多才多艺占了很大便宜，我觉得主要还是个人气质的缘故。李白不尊重别人，别人也就诋毁李白，这是因果。杜甫可能是因为爱高谈阔论却不切实际吧，旧唐书上说“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
但我依然不认为人际关系是王维留恋官场的理由。他的亲友不是靠名利维持的，按常理推断，做和尚也好，做画师也好，都不该妨碍他和朋友的往来。
王维情绪显然很容易因环境影响而波动，情绪好的时候他要报效国家，情绪低劣的时候他要隐居山林。好也罢坏也罢，他的性情始终保持着平和而不喜纷争，更不想操纵别人。他心里常常在官场和隐居间徘徊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以隐居失败而告终。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最后一点。大部分文章认为王维无视劳动人民疾苦，只知自己享乐。我却特别想说，谈空说有，羡慕田家的隐逸生活不过是他解决自己内心矛盾的一剂良方而已。就像这些年国内大谈“诚信”，不是因为国民诚信，而是因为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王维谈空是因为他内心空不了，若真的空了，就什么也不必说了，也不必再赋什么诗。“济人然後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才是他真正的理想，而且一生都不曾变过。半官半隐不是因为性格懦弱，更多是源于他对时事的清醒和心底那一丝拂之不去的期待。
他虽然对朝政日益失望，但是在他的心底始终盼望着一个明君、一个清明的政权的出现，能够济人度世，一展所长。所以他始终没有辞官，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行之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但去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样的诗句。对一个“我闻有客，足扫荆扉”的人，要他完全空掉，要他无视别人的感受，简直不可想象！
王维在朝廷待的时间很长，也不醺酒，所以他对政事远比李杜来得清醒。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不像李白那样不切实际的自信。这在他的诗文里多次提到。“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前两句可以说是虚与委蛇，可以说是嘲讽现实，后一句是给张九龄的自荐之词，当是他的是真心话。他还曾上书说：“维有五短，缙有五长”。对比起来，他在文艺上自信得多：“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不能不说他对自己的评价很客观。他的艺术才能是天生的，和李白斗酒诗百篇一样，毫不着力。廉正仁爱，是他的性格。然而不管是阴险狡诈还是足智多谋都和他无缘。
王维十分清楚要做一个贤臣，君主的支持和倚重是多么的重要。得遇明君，他或许可以成为张九龄那样的一代贤相。适逢昏君，他只有苍白无力的消极怠工，他原本没有过多的心机手段去和小人周旋。多年的从政经历告诉他这种手段决不可少，然而他的性格却令他不屑为之。他不过是一个官位不到五品微不足道的小官，在洁身自律下如何有能力去反抗君主甚至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安史之乱以前，虽然朝政日益混乱，但是社会基本还是安定的，百姓大多数能够安居乐业。想要和皇帝和朝廷作对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对于一个自幼受忠君爱国礼教熏陶的人来说更是不敢想也不能想。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审时、度势、知人、自清。王维是艺术家，是诗人，但不是超人，我们不能期待他面面俱到，更不应该为此而指责他。
因此，他的政治抱负更多的并不只是要自己位列公卿，而是期待能够在德才兼备的国君大臣间为国效力。他的失望是对现实中整个官场的失望，而不仅仅是对个人前途的失望。但是他虽失望不满，却没有就此丧失济世之心。他在诗中说“今人昨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後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虽然“不悦”还要“济人”，这个理想是盛唐期间大部分仕子的理想，符合佛家的理念，也是王维的理想。这个理想即使在王维晚年，也没有完全泯灭掉。他只是尽自己能做到的去做罢了。他多次把自己的薪金和俸禄拿出来斋僧、救济穷人就可以说明。 佛教门派虽多，但“济世度人，非空非有”，“不落空有二边”是根本理论，各个派别都一样。王维深谙禅理，不会不知道，也不会真的掉到四大皆空里面去。
安史之乱之后，王维一心念佛，更是万事不关心，原因也很复杂，一是年老体衰，力所不及；二是经历了被囚、受伪职、论罪处死及赦免复职一系列的事，他已把生死穷通看得更加淡漠，这时他是真的看开了，所以连诗也懒得赋了；最后，在他心里念佛和济人并不矛盾。佛教本有先自利后利他的说法，先要自己成佛然后才可以普度众生。密宗里更有自己发愿成佛生生世世转世娑婆度化众生的说法。这些是科学还是迷信，我们先不管，我们关心的是王维的心态。两唐书中关于王维去世的一笔很妙，先是有点无赖地让皇帝召回弟弟王缙，然后“作书与别，又遗亲故书数幅，停笔而化”，很像佛教净土宗对念佛往生预知时至飘然而逝的描述。
最后把前面说的那篇文章附在这里。
大诗人的另一面
[摘 要]大诗人都各有其不足与消极面，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与介绍。对陶渊明的辞官归隐不可评价过高，他缺乏造福社稷苍生的远大抱负，其摆脱“口腹自役”的想法不切实际，且充满矛盾；王维是高官诗人，其入仕就采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作为官员他并不投入，未曾尽职，其半官半隐的作法是一种投机取巧行为，《山居秋瞑》等诗缺乏对劳动者同情与关爱，离“劳者歌其事”的优良传统甚远；李白只是个诗人，其生活散漫、政治理想大而无当，缺乏行政才能与起码的素质，大可不必为他没被重用而遗憾。
[关键词]陶渊明；王维；李白；不足；消极面
“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1]古今中外无论业绩如何辉煌的人物，总还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而各种《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及形形色色的相关著作、论文对我国古代某些大诗人的分析评价往往只大谈其闪光的一面，乃至于不惜夸饰，而忽略或掩盖其客观存在的不足或消极面，显得不够实事求是，至少是不够全面，使人得不到真实感与亲切感，且有误导学子之嫌。本文试图弥补这种缺憾，选几个最有影响的大诗人一呈鄙见，以为引玉之砖。
一 陶渊明
陶渊明当彭泽县令80来天的时候，郡里的督邮来检查工作，手下的人提醒说“应束带见之。”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并“即日解印绶去职”[2]此言此举历来传为美谈，被人激赏。说是“抱负得不到施展，又不肯与士族社会同流合污”，“便决计弃官归隐”[3]，[4]（P325），[5]（P17），表现出“高尚的情操”（或“高风亮节”）[3]，[6]。陶渊明如何选择人生道路是他的自由，我们大可不必将他的这种选择评价过高，不然，将何以评价反复抒发“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语）的屈原呢？又怎样评价“精忠报国”的岳飞与“苟为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林则徐呢？再说，他的做法也不无可议之处：几次短暂的出仕都不见有什么业绩，辞官也不是真正受了什么打击或冤屈，他只是“不适应”，没有“找到感觉”。最后一次辞官是由于反感官场应酬。但是，自古以来，官场应酬是少不了的，经过了“改天换地”之后由最伟大最先进的政党领导的当今尚且不能幸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招待费总是大得惊人，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整不住，说明这桩应酬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而渊明先生既想当官混碗饭吃，又不肯调整心态适应工作环境，将官场想得太理想化了，不切实际，上级来了人连应付一下都不肯，这在任何时候都是行不通的。古今中外，要想办成事，总有个妥善处理上下级关系、人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的不少公务员为了应付公关，喝酒都喝出毛病来了，更有个别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学里《公共关系》已经发展成了一门学问，尚未涉世的学子要花大力气去加以研修，而他想逃避，这太不现实。
人生在世，总不免受些委屈，想办点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更要经常忍受委屈。他精神上不愿意受一点委屈，理论依据是不能“心为形役”或“口腹自役”[4]（P334），形体上又不肯吃苦，《宋书》说他曾经“……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2]他自己也说，后来又“……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4]（P334），都是明证。他当官的目的是因为“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公田之利，足以为酒”[4]（P334），也说明他并无造福社稷苍生的远大抱负，身处乱世并未造就他如建安诗人那样的使命感。“在他的心中从未真正形成建功立业的强烈热情”，“他数度出仕，从根本上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生计”[7]。这种人拿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正县级”公务员，必然要下岗。何况那时是家天下！他自己辞职还算明智。
“口腹自役”或“心为形役”，这是人类最“自然”的生存状态。原始社会，整个人类都是为吃饱肚子奔忙。贾兰坡教授说：“北京人过着和野兽差不多的生活，为了吃饱肚子，到处流动，从事采集和狩猎，在和猛兽以及自然界进行斗争中，不知牺牲了多少性命！”[8]这岂止是“心为形役”？简直是“命为形役”！要想随心所欲，自己又不工作，就必须以别人的劳动成果为代价，不然靠什么生存？即使他有足够的庄田与佃户，自己也得花气力妥善管理，方可生生不息。直到如今，至少在我国，80％以上的公民，恐怕都不免要“口腹自役”，因为首先得想办法养活自己。如今国内的下岗者、待业者，国外的失业者，想找“口腹自役”的机会都找不到。马克思主义就认为，人必须先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谈别的。
《文学社会学》一书也指出，“在认识作家这个职业的本质之前，不要忘记一个作家——即使是最超脱的诗人，每天也得吃饭，也得睡觉。凡是文学事实总要提及如何向作为人的作家提供资助的问题”，“文学养不活拿笔杆的人”，“养活一个作家不外乎两种办法：依靠版权所得，此为内部资助……还有一种外部资助。这种资助又有两种类型：寄食制和自我资助。”[9]（P71-72）陶渊明的时代还没有版权，内部资助不可能，他只能靠“外部资助”。要么搞“寄食制”，但是天下又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寄食于人，总要付出些什么，或者替人说话，或者当“弄臣”，这肯定是“心为形役”了；要么“自我资助”，用另外的劳动来换取生活资料（包括养家与糊口），然后再来写诗，这另外的劳动还是一种“口腹自役”，也许更为辛苦。拉法格在《忆恩格斯》中说：“大陆革命失败后，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流亡到伦敦，打算在那里完全献身于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但是，当时他们两人的生活毫无着落，贫困迫使恩格斯接受了父亲的要求，重新回到曼彻斯特的营业所，仍旧担任他在1843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而马克思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每周的通讯稿，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10]19世纪的两位伟大的哲人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也不免“被迫”去做本来不愿意做的事以“自我资助”。
渊明先生最眷恋的是“返自然”，最反感的是“口腹自役”。也许他并未想清楚那时真正的“自然”是什么？是象农民一样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体力形式的“口腹自役”。他摆脱了脑力形式的“口腹自役”，又主动选择了体力的“口腹自役”，反正不可能彻底逃脱。因此，他的追求不仅不切合社会实际，本身也是充满矛盾的（说远一点，他去种田成本太高，而效率又较低，还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文革”期间，千千万万的诗人、作家、教授、政府官员都被迫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种田，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种灾乱性的人生经历，有的甚至神经错乱、自杀。如果我们一边感到自己种田是灾乱，一方面又赞赏渊明先生的选择，岂不是自相矛盾？不知那时是否有人还有心情吟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个士大夫，在缺乏家庭产业和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选择躬耕之道，这就决定了他所面临的生活是异常枯槁和艰苦的。”“一旦躬耕已无法保障基本的生存时，在心态上，从容便常常被忧生之嗟和焦虑所代替。”“综观陶集的全部诗文，陶渊明在居贫背景下对生死的体验给人更为强烈的感受是，他的悲悯苦涩远远多于自适愉悦。事实上，陶渊明毕其一生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无法挣脱生死的苦痛和贫的困扰。” [7] “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 [11]所以，“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11]
怪不得王维讥笑他“一惭之不忍”，“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扣门拙言词’。是屡乞而多惭也”[12]。种田也要一点“专业知识”。他从小没有学农事，年纪老大了回乡种田，田自然难得种好。而且种田的必须向国家缴赋税，有时还不免天灾人祸，没有什么保障。有时他不仅没有酒喝，甚至实在揭不开锅了，还得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时，他的自尊心肯定又要受到刺激。但是这种刺激多了，又容易麻木。心情麻木了，再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没有底气了。据罗贝尔•埃斯卡皮统计，直到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的19世纪，在英、法两国作家中，其双亲是“体力劳动者、农民”的都只占8％，而作家本人则根本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的体力劳动者、农民[9]（P69）。没有人对中国的历代作家及其双亲的身份作这样的统计，想必情形是相仿的。可见，渊明先生幸亏是41岁以后才“返自然”，此时他的诗文创作均已炉火纯青，他如果一开始就是一个足色的农民，且始终过着“自然”的生活，那一定会被滚滚红尘彻底湮没。
二 王维
王维呢，他最心仪的是陶渊明那样的自在闲散，他赞赏陶渊明不同流俗的高士风采，并拿来作为自己幽居田园山林的楷模。但是，他却不赞成陶渊明用辞官不作的方式去实现[13]，他有心计：不辞官，半官半隐。40岁以后更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14]，既在创作上有成，又能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单就个体的生存景况来说，他的选择的确比陶渊明高明。但智识阶层除了实现自我而外，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自觉维护“纲常”，维护公理与正义，应该有奉献精神，他却淡然于此，显得相当“自私”。从社会的角度看，他这样更不合理，因为他占了社会的便宜，他占用了古今中外都颇为稀贵的“官”资源，拿了做官的俸禄却没有尽职尽责，安史乱中屈身事贼，已是气节有亏，到晚年官至尚书右丞，位居宰辅之列，却依然没有一点像样的政绩。那时的诗人并不是一种社会公认的职业，只能是“副业”或“学业”，当官的写诗也只能是业余消遣，但是他以写诗为主，当官只是混，这样的人现在也是要下岗的。我们不必要求王维十全十美，样样出色，但也不能因为他有艺术造诣而无视其作为行政官员的不投入、不尽职、不守官规的事实，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提倡这种作法。
首先，他年轻时想进入官场，就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不是勇敢地去参与科举竞争，凭实力争取出仕，而是投机取巧，开后门，开大大的后门——讨好歧王，进而讨好公主，没有开考，就被事先内定为京兆府的第一名[15，16]。京兆府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是“直辖市”，它所定的科举录取次第也就有权威性，好几次国家级考试，都以京兆府的前几名为前几名，而且连原有的录取名次也不变，这次也是如此，王维就成了状元，进了官场。他搞的是“不正当竞争”，是违规行为。
刚刚进入官场那些年，张九龄当政，也许他还认真办过一些公事，但是在官场站稳了之后，由于上层的人事变化，他感到政治上无所归依了，便开始不遵守做官的规则，不去认真做官，而是设法“出工不出力”，一门心思偷闲，做他的诗、画他的画、写他的字。要花钱时，他就回到尘世，按职务领了俸禄之后，他就入禅，“万事不关心”，世间的一切都好像不存在了。这样当“公务员”难道不该被炒？
王维将农家生活写得那么富有诗意，其实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将别人的辛苦劳作当风景看。“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请注意：这已是“瞑”的时候，浣女、渔夫加班加点劳碌，想必十分疲惫了，内心也许还有许多艰苦生活所带来的焦虑，他们晚归造成的声动却构成了王维幽居生活的点缀。其实，这个时期，高适感到的是“拜迎长官心欲醉，鞭挞黎庶令人悲”；稍后杜甫看到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想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王维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他觉得“农夫荷锄立，相对语依依”也是风景。农夫们荷锄说些什么，他并不关心，也许是互道丰收的喜悦，但更大的可能不是。当年搞“大集体”时，经过反复“教育”，觉悟已经大为“提高”的现代农民兄弟尚且往往为一分工争得面红耳赤，如今进城摆地摊的农民为争优势摊位而大打出手的事也时常见诸媒体，何况王维所处的是“万恶”的封建社会！如果他自己成了农民，他就要受剥削、受压迫，即使如今当农民，也要受“白条”之苦，累中央一再喊“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的农民毕生辛苦劳作而收获甚微，心情就不会象王维那样静、闲，甚至会变得焦虑、恶劣，自然不可能有写诗的冲动，眼前的一切也就没有了诗意。时至今日，农家子弟没有一个不是想跳出农门的，前些年，一些地方卖城市户口，许多一向节衣缩食的农民都赶紧拼凑大几千乃至上万元人民币，积极钻门路买那个实际只有象征性意义的“非农业户口”本本，就非常说明问题。王维只是高高在上的诗人，根本不会考虑“纵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再山清水秀的乡村，在农民，特别是农家子女眼里都是应该尽快彻底摆脱的出处，哪里有什么诗意？只有在有相当政治、经济地位的城里人有闲人眼里才有诗意。城里的下岗工人、待业青年眼里，也难找什么有诗意的对象。“焦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马克思语）“被奴役的劳动，对于奴隶、农奴或雇佣工人来说，都是一种灾难……这种劳动本身根本没有美可言……鲁迅讲得很对：‘如果从奴隶的劳动中去寻求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17]诗意是一种心境，必须以地位与悠闲作底垫才会出现。当年落难于“牛棚”的知识分子们对此应该有深切的体会。将王维的《山居秋瞑》、《辋川田家》等诗中所写的场面，特别是将其中有关劳动者的场面灌进相应的实际生活内容，其诗意定会大大减弱。可以说这类诗幽静空灵，但说它们“自然”却未必，因为缺乏对劳动者的理解与同情，犹如闲暇无事的人类观看蚂蚁搬家或蜜蜂采蜜，辛勤劳作的民农、渔夫在他眼里成了“另类”，离“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优良传统甚远。难以想像当年在牛棚里的知识分子们于“秋瞑”之际会不会疲惫不堪地读这两首诗，并击节赞赏它们的“自然”。
三 李白
李白，只能做诗人，他想当官没有当成，那是好事。他时而大喊“天生我才必有用”，时而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自信心是颇足的，但这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他“‘辅弼天下’的远大抱负无法实现”[5]（P51）而遗憾，因为他并无政治才能。他诗名早著，当时的政治家如：张说、张九龄、韩休等人大多是有较深文学修养的，应该都知道他，却没有一个看得上他；他结交过不少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人都不肯推荐他；他还是故相许圉师的孙女婿，其门生故吏照说是很多的，也没有人出面推荐他；推荐他给玄宗的是道士吴筠。晚年他又不注意“择主而事”，投靠没有什么政治智慧的永王璘，显然是缺乏政治远见的，只是迫不及待要当高官要人而已。至于为什么要当官，当了官干什么，他可能没有认真考虑。“正如他缺乏政治家分析与判断形势的能力一样，他也缺乏在当时形势下行得通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主张是不切时事的、迂阔的。”[18]他好象只是在云端里看人间万象，从来不曾从内心里关怀过“失业徒”、“远戍卒”。真要当成了官，以他的性格，定然不会恪尽职守，造福苍生，难以称职。
首先，他想当官，又不想遵守当时知识分子求官的游戏规则，一步步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再慢慢历练争取升迁，而是想以干谒权贵的方式一步登天，直接出将入相，那一个统治者那么糊涂肯遂他的愿呢？尽管至今我国的法制还不健全，但历史地看，当时的唐王朝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横向比较，法制建设应该说是相对走在前列的。他生活的时代，科举制已经实行了1个半世纪以上，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便都是遵守求仕的游戏规则，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为此，杜甫在长安困守了十年。《寄园寄所寄》卷上《科名》条转录《文献通考》曰“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释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录者。”这里含有多少挫折、失落与苦闷？然而成千上万的士子都能遵守游戏规则，苦撑苦熬，李白偏偏要绕过这一游戏规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李白的政治失落感与随之而来的牢骚多半是“不正常”的，是投机未成的懊恼。
他被吴筠推荐给玄宗后，也有一段时间奉旨“供奉翰林”，这就相当于做官。颇清要的官轻而易举地当上了，有什么作为呢？不见他有出过什么高策良谋，也没有像样的谏诤，更没有推荐一个人才，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哪怕是一点点社会责任感。既然无所作为自然就当不长。
一般文籍介绍他的这段生平往往说：“李白极为失望，加上权臣贵戚的嫉恨馋毁”，“终被‘赐金放还’”[4](P518)，[5]（P51），[19]。这遭“馋毁”之论就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说不称职被放归也许更为合理。因为《旧唐书•李白传》明明说的是：“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
《新唐书•李白传》略有不同：“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脩，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李白宫里、宫外毫无节制地酗酒跟《旧书》所载无异。
不同的是推荐人为贺知章，且有“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脩”，“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等语，而非《旧书》所云：“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欧阳修有点为李白开脱的意思，说是高力士通过杨贵妃阻止玄宗“官白”。李白是很想做官的，但是有机会“供奉翰林”之后，却不仅毫无建树，还表现得缺乏当官的起码素质——自律，毫无节制地“与饮徒醉于市”，陪侍玄宗时又“醉，使高力士脱靴”，高力士通过杨贵妃说他太散漫了，不适合做官理民，应该说是实际情况，不能算“谗毁”。平心而论，他这样的作法，别说供职中央政府，就是在如今的乡镇府里同僚们也定然是不能容忍的。
讲李白恐怕只能讲他的诗，他是个写诗的天才，诗才再高也不能进而连带拔高他的其它方面。至少，其政治抱负是不值一谈的，都是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赵铭善在研究了他的散文后说：“其文反映生活的广度不够”，“他对现实社会、特别是政治斗争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深度”[20]，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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