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诗对《红楼梦》的影响
饶道庆
摘要
白居易是一位对《红楼梦》创作影响较大的诗人，《红按梦》在小说题名、诗词用典、情节结构、思想情感等方面都受到白诗的影响。《长恨歌》对《红楼梦》的影响最大，《长恨歌》以及《长恨歌传》包括从二者发展而来的《梧桐雨》、《长生殿》，在“情”的描写、仙佛观念、悲剧主题、叙事结构等方面都对《红楼梦》有较深影响。《红楼梦》在某种意义上像一部放大的“长恨歌”。
关键词
《红楼梦》 白居易 《长恨歌》 影响
对《红楼梦》的创作造成影响的古代诗人中，白居易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但也绝非无足轻重。在《红楼梦》的小说题名、诗词用典、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思想情感、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白居易的痕迹。从影响的途径、媒介和方式来看，曹雪芹除了直接从白居易的诗作中接受影响之外，还从同样受自居易影响的其他诗词、小说、戏曲中吸取养料。比如，白诗中对《红楼梦》影响最大的《长恨歌》，它先影响了白朴的《梧桐雨》、洪异的《长生殿》等，而《红楼梦》也从《梧桐雨》、《长生殿》那里接受影响。可以说，《红楼梦》只是“《长恨歌》一《梧桐雨》_《长生殿》_《红楼梦》”这样一条“影响一接受”链中的一环。
我们在论述自居易诗作对《红楼梦》的影响时，也会涉及这个链条中的其他环节。如果把影响《红楼梦》创作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看作是浩瀚的大海，那么白居易对曹雪芹的影响就是由点点滴滴汇成的一股水流。远点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编纂刊刻《全唐诗》，就已为曹雪芹与白居易拉上了关系，可以说这为后来曹雪芹浸淫于唐诗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曹雪芹留下的诗目前只知道两句，是他题敦诚《白香山琵琶行传奇》的诗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从这两句诗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白居易的熟悉以及对白诗的赞誉。敦诚《挽曹雪芹（甲申）》写道：“故人惟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垌。”
“青衫泪”出自白居易《琵琶行》：“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教诚借用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对沦落不遇的亡友的悼念，这是曹雪芹与白居易“有缘”的又一例。由于曹雪芹留下的生平材料确实太少了，我们对他与自居易的“关系”只能了解这么多。不过，“红楼”中处处隐现着白居易的影子。其一，《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用白居易诗典的就有十来处，有些是一般性的用典，并无多少深意，例如，第十七至十八回，惜春《文章造化》（匾额）：“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用《长恨歌》“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句。第三十八回，潇湘妃子《咏菊》：“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用《闲吟》“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句。第七十八回，宝玉《娩姬词》：“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用《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暗娇妆靥笑，私语口脂香”句。第九十九回，《周琼与贾政书》：“仰蒙雅爱，许结朱陈。”用《朱陈村》“徐州古丰县，有村日朱陈……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句。
有些典故则与小说的人物、情节、旨意有较大的关联，例如，第五十回，宝玉《灯谜诗》：“天上人间两渺茫，琅歼节过谨陧防。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按：宝玉的谜，寓痛悼黛玉夭亡之意比较明显。首句用的就是李煜《浪淘沙》词“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和自居易《长恨歌》“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眇茫”中的词语和意思。《长恨歌》中的这两句诗是从杨玉环的角度描写她与李隆基死别后的境况，《红楼梦》则在宝玉作的灯谜诗中借用此典预示宝黛二人的最终死别的结局。第七十回，黛玉《唐多令》：“粉堕百花州，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毡。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按：这首词用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并序》中唐代女子眄眄）“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事典。诗云：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曰欲著即潸然。
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后多用以泛说女子孤独、寂寞、悲愁。黛玉这首词明显是自我生存处境、命运的比况，其中孤寂悲凉的心境，韶华易逝、红粉成灰的感慨与白诗息息相通。第七十八回，宝玉《芙蓉女儿诔》：“委金钿于草莽，拾翠訇于尘埃。”此处用《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句及陈鸿《长恨歌传》“坠金钿翠羽于地，上自收之”（《丽情集》及《京本大曲》所载）句，隐寓宝玉自己不能保护睛雯，眼睁睁看着她被逐凄惨地病亡。又因这篇诔文“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也”（庚辰本第七十九回双行夹批），所以也隐含着对黛玉之死的无奈、悲伤、自责。其二，《红楼梦》一书之诸多题名，也与自居易诗或多或少有所关联。《红楼梦》这一书名的出处，梦觉主人在《红楼梦序》中首次提到“红楼富女，诗证番山”（甲辰本卷首），指出“红楼梦”一名取意于白氏的诗句“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秦中吟十首·议婚》）。不过，有的学者从书名的命意角度出发，认为“红楼梦”应该直接源于蔡京《咏子规》中的诗句“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也受到李商隐《春雨》一诗的影响：“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畹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趟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如此等等。
其实，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红楼”意象非常多，意义也很繁富，“红楼梦”三字连用或在一首诗词中相隔出现“红楼”与“梦”的作品也不少，仅在《全唐诗》中作为完整意象实际出现的就有60次（末6次为词）。或许我们不必过于细查、深究“红楼梦”的渊源是哪一家哪一句诗，白居易、李商隐、蔡京等都有份，是整个古典诗词中丰富的“红楼”和“红楼梦”意象滋养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石头记》这个书名意蕴丰赡，其中有种取意也和自居易的诗有关。从小说叙事角度讲，“石头记”即“石头”“记”下或讲述的故事，这是作者赋予石头言说的能力和权利，让石头作为一个叙述者代讲故事。清明义《题（红楼梦）》诗：“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
揭示了《红楼梦》所采用的“石能言”这种叙述方式。这种“石能言”、“借石代言”的作法当然不是曹雪芹的首创；自居易的《秦中吟十首·立碑》和《新乐府三十首·青石》二诗就是写山中青石被人用来立碑碣，“磨琢”、“雕镂”、“铭勋”、“叙德”。《红楼梦》之题名“石头记”，借石头代讲故事，当亦受白氏此二诗“石能言”的影响。
《红楼梦》还有一个题名叫《情僧录》，这虽与白居易诗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突出“情”这一主旨上却是相通的。“情僧录”者，关键还在于一“情”字，这个题名是空空道人检阅过“大旨谈情”的《石头记》之后自己改名“情僧”，再改原来的书名而来的（第一回）。白居易《长恨歌》重“情”，陈鸿《长恨歌传》记王质夫是因为白居易乃“多于情者”而请他作诗叙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清初洪异在《长生殿》的《例言》中说自己是“念情之所锺，在帝王家罕有”而创作了这部“专写钗合情缘”的传奇，这部戏剧也被人称为“一部闹热《牡丹亭》”；他在第一出《传概》即以“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开场——这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第五回中《红楼梦》曲词之[红楼梦引子]以“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开端——并将全剧情节归结为“情而已”。因为时代的关系，《长生殿》比《长恨歌》对《红楼梦》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刻。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非常喜欢《长生殿》，清初金埴(1663-1740)与洪舁“游踪最密，乃忘年交也”，他在笔记《不下带编》卷一说，曹寅把洪异“迎致白门，南北名流悉预，为大胜会。公置剧本于防思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扮演一折，公与叻思雠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才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互相引重……”由于曹寅如此倾倒于《长生殿》，所以有人认为“其家庭子弟耳濡目染，迷离于悲欢盛衰之境，由顾曲而演为稗史，亦意中之事也”。“《长生殿》之曲本亦即《红楼梦》稗史之蓝本”。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一部“情书”的《红楼梦》，在敷演、歌颂“情”这点和《长恨歌》、《长生殿》也是一脉相承的。从上文的条分缕析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在白居易的诗作中《长恨歌》对《红楼梦》的影响最大。如果把《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看作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就像是一部放大了的“长恨歌”。《长恨歌》以及《长恨歌传》，包括从二者发展而来的《梧桐雨》、《长生殿》在“情”的描写、仙佛观念、悲剧主题、叙事结构等方面都对《红楼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长恨歌》（含《长恨歌传》）到《梧桐雨》再到《长生殿》，由“多于情”到“深于情”到“情而已”，重情这一线索被一再加强、深化，对这些作品非常熟悉的曹雪芹在创作“大旨谈情”的《红楼梦》时，受到它们的影响就很自然了。《长恨歌》在写情这一点上创立了两种结构模式：一是通过心理描写增加情的深度，通过时空的延绵增加情的强度，二者形成一种立体结构模式；二是既抒写了情在现实世界的感伤、缺憾，又虚构了情在幻想世界的欢愉、圆满，二者构成对立互补关系。
先说第一点。《长恨歌》在中国抒情诗的传统中算是一首较长的叙事诗，全诗当以叙事为主，但在写情时也有不少心理描写。比如，直接用来描写心理的词语就有不少：“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之“苦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之“伤心”、“肠断”，“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之“梦魂惊”，等等。《梧桐雨》杂剧对人物的情感心理的描绘进一步深化，特别是第四折整个都在渲染铺陈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刻骨相思，其悲凉、寂寞之心境配合秋夜雨滴、梧桐叶落之描绘，尤见沉郁顿挫。这种对情感心理的深化无疑大大加强了“情”的感染力。《长恨歌》还把“情”放在广邈的空间和绵长的时间中加以描绘。李杨二人在“死别”后，一个依旧在长安伤心泪垂、长夜难捱，一个则在虚无缥缈间的海上仙山“玉容寂寞泪阑干”，“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人梦”，“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眇茫”，写尽了两人之间的生死相隔、天上人间。但两人间的情难断，李有“朝朝暮暮情”，杨也有“旧物表深情”。离别的时间越长、相隔的空间越广、相会的阻力越大，两人间的情就变得越浓重、越紧密，就像一条非常有韧性的线，越是拉开张力越大，越是要从遥远的两极向对方回归。《长生殿》在情的长度和广度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敷演，强化了李杨二人超越时空的爱情。由此可见，《长恨歌》所写的情是种立体结构模式，既有外表的层层铺写，又有内在的心理刻画；既有共处时的两情相悦、山盟海誓，又有离别后的相思怀念、长恨绵绵。
显然，<红楼梦》中情的描写不仅继承了从《长恨歌》到《长生殿》这一立体结构模式，而且还发扬光大。在情的心理深度方面，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红楼梦：》充分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包括诗词、梦幻，从意识到潜意识对人物的情感心理深入挖掘，其心理描写的深度并不逊于近现代的心理小说或意识流小说。在情的时空强度方面，《红楼梦》的神话结构一开始就在把时间拉到女娲补天的“创世纪”时代，把空间扩展到广邈的大荒山、太虚幻境，在这样一个从开辟鸿蒙直到今天的时间和天上人间两个世界的空间中演绎那三生河畔的情缘。《红楼梦》对《长恨歌》写情的继承发扬不仅体现在对情的心理深度和时空强度的描写上，而且还表现为对这种情之于人生的意义、价值的肯定和颂扬上。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虽有“爱情说”、“讽谕说”、“多重主题说”等众多观点，但重情是不可否认的。白居易自己也把<长恨歌>归入“感伤”类，他自言“一篇长恨有风情”(《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对这篇写情之作，他的自我评价虽然由于某些原因而前后矛盾，但它“实系自许为压卷之杰构”。《红楼梦》则把我国古代写情文学推向高峰，重情的观念也发展到顶点。诚如汤显祖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牡丹亭·作者题词》）或如冯梦龙所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情史序>)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即令形不复生，而情终不死，乃举生前欲遂之愿，毕之死后；前生未了之缘，偿之来生。情之为灵，亦甚著乎！夫男女一念之情，而犹耿耿不磨如此，况凝精翕神，经营宇宙之魂玮者乎！”（《情史。情灵类总评》）在这里，已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人为情而生、为情而死，而是发展成人无情不生、无情不成其为人的观念。情已经不是人的一个附属物，不是生命的一种形态，情并不随人的生死而萌灭；情打破了现实与梦幻的隔阂，超越了生死的界限；情是世界万物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根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因子。汤冯二人分别附在专写男女之情的《牡丹亭》和《情史》上的这两段对情的论述，用来评论《长恨歌》所写的情也非常合适，当然，直接承袭晚明尊情、重情文学而来的《红楼梦》更是很好地阐释了这种情。
再说第二点，白居易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利用传统所固有的神话和仙话的结构，以及印度佛教的轮回、灵魂不死的思想，让李杨二人的生命突破了只有一生一世和一个世界的时空限制．，让他们即使已天上人间、阴阳相隔、生死茫茫，也能借助方士和神仙的法力互通情意。《长生殿》更是通过幻想的艺术，把《长恨歌》的“长恨”的感伤、缺憾化为“长生”的幸福、圆满。现实的悲剧在艺术幻想的形式、神话（仙话）的结构中被消解、超越，缺憾被弥补，感伤化喜悦，这种大团圆结构已经凝结成一个民族心理原型，沉积在我们民族的心理深处，影响着一代一代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陈寅恪先生认为《长恨歌》之人仙相恋的模式当与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有关，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为白居易、陈鸿诸人始创，但也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他认为陈鸿《长恨歌传》中的“如汉武帝李夫人”一句即是其明证，而《长恨歌》“世上半段开宗明义之‘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已暗启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
也有人认为《长恨歌》中的大部分情节是摹袭和附会佛教变文《欢喜国王缘》写成的。
其实，从神话一原型理论角度看，“人仙相恋”以及与之相关的“死而复活”、“招魂”、“梦见”等结构模式，是中外许多民族文学中都有的一个原型，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中的方士“能至其神”、汉武帝的“宵寤梦”（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上），也只是这个原型不断在文学（史传）中显现的一个例子。《长恨歌》在总体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思想情感方面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以及《欢喜国王缘》变文的影响多一些，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则也是受那个时代流行的道教、佛教观念的影响，非止于某一作品也。在这点上，《红楼梦》的情节结构与《长恨歌》有很大程度的类似：宝黛二人也是由两情相悦到被迫分离，黛玉“魂归离恨天”后，宝玉“泪洒相思地”，哀伤思念不已，并相信黛玉死后上天做了神仙，希求梦中相见，而神话结构也为他们安排好了在太虚幻境重逢继续那段神奇的仙缘。
“木石前盟”的情节、“三生缘”的观念可能受佛教的思想观念影响要大些，而人间天上、死后上天做了神仙的描写则更多的是道教的影响。大荒山、无稽崖、太虚幻境，亦一虚无缥缈之海上仙山乎？总之，《长恨歌》引进佛道的灵魂不死或长生不老的观念，并建构起人间天上的两层空间和今生来世的两段时间，突破了现实世界的只有一生一世的时空局限，让人物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绵长的时间中死亡再生、循环轮回，从而使爱情更加惊天动地、感神泣鬼。《红楼梦》继承了这个写情模式，尽管它的重点放在人间今世的爱情，但它构建的天上前生“灌溉还泪”的故事，也同样哀婉动人、催人泪下。
当然，这种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主要是一种结构形态，它是对人的现世苦难、悲剧的一种补偿，并不会彻底消解作品的悲剧精神。我们一般把《长恨歌》、《红楼梦》看作是悲剧性的作品，这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这样说，两部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高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是与作者贯注在作品中的悲剧精神分不开的。宝黛之“离恨”与李杨之“长恨”，同为个体生命、爱情中最基本的一种悲剧形态：生离死别；《红楼梦》与《长恨歌》一样也把个人的悲剧命运与社会、文化、朝廷或家族的衰败、颓废结合起来，从而使宝黛、李杨的个体生命悲剧显得更凝重、深刻，富有穿透力和感染力。结合白居易其它“感伤”类的诗作来看，《长恨歌》在描写爱情、“风情”时，不断地感时伤世，伤春悲秋，体验着佛家所说的“爱别离”之苦，承受着欲望无法满足的痛苦，流露出人世变幻沧桑、诸行无常、逝事如烟、人生如梦的感慨。《红楼梦》同样承袭了这种感伤的情感模式，小说开篇第一回的《好了歌》及其注解，就已经给整部小说定下了感伤的基调；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钗等女子的判词以及十二支《红楼梦》曲子是整部《红楼梦》的一次预演，同样是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种感伤、悲剧情感为基调。因此，现实世界的感伤、缺憾与幻想世界的欢愉、圆满在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中构成一种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白居易诗对《红楼梦》的影响还不止这些，限于篇幅，本文只择其显要者略陈一二，不免挂一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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